既然是论述长篇小说的史诗特性，当然不可能不关注它与民族史诗之间的联系。作者正是从这种联系与区别的比较中，阐述了史诗性长篇小说在内容上关注社会公共生活、联系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这一外向型与客观型的基本特征，以及在文体上呈现出的时空广远、层次繁复、视角全知的形式规范。这种内蕴特征与形式规范就是所谓史诗特性，古今中外，莫不同此。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在展开论述史诗性长篇小说的共同性的同时，特别强调了作家应该关注民族历史的独特性，甚至断定“离开民族所走过的独特的道路，就不会有作品的史诗性。”这无疑是警策之论。基于这种思考，作者不仅对风俗民情、山川景物等表层意义上的史诗特性持有一种特别敏感的文化兴趣，而且将生存与发展的历史主题突出表现，作为中心线索贯穿到对建国后种种长篇小说所作的实证分析中。应该说，这种思路与近数十年长篇小说创作的实践情况是相吻合的，前十七年如《红旗谱》等，大都是民族中的被压迫者为谋生存而进行斗争的风云记录，而新时期十余年的长篇小说如《平凡的世界》等，则大都是民族成员冲破种种传统的框缚而图发展的历史写照。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思路切中了中华民族近百年历史风云的集聚点。近百年来无数民族志士为之奋斗不已的无非是生存与发展二义。病弱的民族在霸道横行的强权世界中要求生存与发展，贫穷的阶级在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制度下要求生存与发展，在这为了生存与发展而交织错综起来的多重矛盾中困惑、寻索、挣扎、奋斗、灭亡或者新生，这就是民族成员近百年来所经受的独特的历史命运。作者把握住了这一民族命运的独特性，也就是把握住了建国后长篇小说史诗特性的精髓。
由于本书毕竟不是纯粹的理论著作，它的宗旨在于对史诗性的长篇小说进行历史的综合研究，因而较之理论阐述，实证分析在书中占有更大的份量。不过，恰恰是这些感受贴切、剖解精辟的实证分析更为突出地显示了作者的批评特色。
总体看来，本书有一种锐意创新的气魄，但稍感不足的是，个别章节的理论语汇与思维方式仍略显老化，在文学理论经过了一次次观念与方法的洗礼刷新后的今天，读来似觉时代气息不足。这也许是由写作时间跨度较大所造成的，两相对照显示出作者不断更新知识结构的努力，但就一部专著而言，毕竟使得全书的观念语汇不够圆融。另外，有些问题也是可以再仔细斟酌的。譬如在流变探寻一编中，作者判定新时期的长篇小说艺术是对十七年长篇小说艺术的发展，但在具体论述中，又处处显示着前者在艺术形式规范上正是对后者的背叛。究竟是背叛抑或是发展，作者在观念与材料上的难以圆成说明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超出本书之外的启示：历史常常是在冲突与对抗中轮回着，我们过去却把这种轮回名之曰发展，这实在是对发展一义的误解。
(《史诗特性与审美观照》，胡良桂著，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三月版，10.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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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