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部传记有一个共同的特色，那就是都翻了新、旧《唐书·李商隐传》的旧案，不仅从才情上，而且从道德上肯定了李商隐。
《旧唐书》说李商隐和温庭筠“俱无特操，恃才诡激”；《新唐书》则引用令狐<SPS=1382>的话，说他“忘家恩，放利私合”。似乎李商隐真是有才无德的轻薄之徒。直到清朝初年，朱鹤龄氏才在《李义山诗笺注序》中力斥两唐书本传之非，为李辩诬。然而朱氏之论并不为人所重。因此，如何为李商隐立传？他到底“有行”还是“无行”？就成了第一道难关。
要搬掉这个拦路虎，关键是要破除两唐书立论的根据。两唐书撰修者不是首先把李商隐看成一位诗人、作家，而首先看他在当时所谓“牛李党争”中的态度和立场。李商隐只不过是一介寒士，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六、七品之下的文书、幕僚，他既谈不上牛党，也谈不上李党，而且压根儿就反对这种两个官僚集团之间的狗咬狗斗争，有什么理由要用“牛党”或“李党”的是非标准去衡量他、要求他？两唐书贬损李商隐用的正是牛党的观点。“家恩”者何？不就是商隐早年受惠于令狐楚吗？令狐楚教给李商隐的是官场文书(章表奏启之类的四六文)的作法，目的是让他为自己“作幕”。应该说，李商隐已经呕心沥血地加倍报答了他。而在科举及第和仕途擢升方面，令狐楚和他的儿子令狐<SPS=1382>不仅没有提拔李商隐，反而为他设置了重重障碍。在李商隐和令狐父子的关系方面，受责备的不应是李商隐，而应是令狐父子。但是，由于封建观念作祟，李商隐的黑锅一直背了一千多年。
刘维崇在《评传》中首先引述了朱鹤龄氏的观点，从而率先在现代人写的传记著作中力斥两唐书之非，还了李商隐的本来面目。杨柳更正面论证了李商隐和“牛李党争”的关系，指出“李商隐既非属于牛党，又非属于李党。他是富于理想而又有政治抱负的诗人。在私生活上质朴严肃；在政治活动上也有自己的操持，决不象牛党所诬蔑的‘诡薄无行’，‘放利偷合’”。董著论证了李与令狐一家的恩怨关系，说明李绝无负令狐“家恩”之处。作为一部高度文学化的传记，梁氏《哀传》在资料和论证上都未有什么突破，但它却用生动的细节，深入了人物的内心世界，成功刻划了令狐楚的老谋深算、令狐<SPS=1382>的上下其手以及李商隐的痛苦和哀伤。《哀传》这种细节描写和心理刻划，甚至较之其他几部传记的论证辩白都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除了为李商隐翻案的共同倾向外，四部传记还各有自己的贡献。刘著是《评传》，以“评”为主，采取的是横切面的写法，涉及了李商隐一生的方方面面。作为第一部较大规模的李商隐传记，它是一次十分有益的尝试，具有较大的开拓性。
杨著写于五、六十年代，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迟至八十年代才得以出版。出版不久，著者便不幸病逝。这本书建筑在扎实的资料和研究功底上，不仅融李商隐家世、生平、创作于一炉，而且也对李商隐诗歌的思想内容、艺术特征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做出了相当全面、系统而深入的评价。尽管它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弱点，但它不愧为李商隐研究和李商隐传记写作的一个重要收获。
从写法上说，董传没有再走“评传”的路子，而另辟蹊径，写成了文学传记。其“评”的内容，则成了另外一部著作：《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在传记中，董氏按照李商隐的生平从出生到逝世，从读书应试到坎坷仕途，从恋爱、结婚到丧偶、鳏居，从壮志凌云、积极入世到消极悲观以至于皈依佛门，全面展现了哀哀无告的李商隐的一生，塑造了鲜明生动、血肉丰满的天才诗人的悲剧形象。
梁著和董著走的同是文学传记的路子，但却做了大胆的新尝试。它完全摒弃一般性的学术分析和考证，而是完全以我为主，写出的是更加个性化的李商隐传——梁锡华心目中的李商隐传。它大胆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写法，让千百年前的李商隐现身说法，既增加了真实感，也大大加强了传记的悲剧气氛。传中还涉及到李商隐与李贺、杜牧、温庭筠、白居易、韩<SPS=0044>等人的交往，既加深了李商隐的悲剧性格，也勾勒了晚唐诗坛的侧影以及李商隐举足轻重的诗坛“巨擘”地位。
四部传记也存在着一些缺点。
如前所说，刘著采取的是横切面的写法，条理虽然清楚，但各章却各自为政，不够浑然一体，各章之间重复也较多。整个看来，全书体例比较驳杂，内容也显得单薄。显然，作者受到了材料方面的限制。
杨著在某种意义上却又走向了另一极端，它的材料相当丰富，评论也极见精当。但是，枝节横生之处太多，过多的考证和引证往往显得臃肿繁冗，阻滞了文气的条畅。而有的章节(如第三章“不幸的童年”)又削足适履，称不起来，显得很不谐调。某些作品的诠释(如《药转》)给人以强作解人之感，某些理论分析又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比如，全书褒令狐楚而贬令狐<SPS=1382>，便让人无法首肯。此外，杨氏套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公式，封李商隐为一个“两结合”的作家，这也很不恰当。
作为两部文学性传记，董著和梁著可以互补。董著虽然尽量不想写成“评传”而突出其文学性，但总显得还比较拘谨，想象的野马还不敢太过飞腾，“无一字无来历”的谨严学风无形中成了董氏飞越想象的桎梏。因此，比起梁著来，董著的文学色彩相形见绌，就其学术功力之显现而言，倒是和杨著更接近些。当然，梁著的“跑野马”也并非无可非议。比如，“玉阳之恋”中的某些细节安排就显得有点太“现代化”。反之，“柳枝之恋”又写得太轻飘、太草率了。《哀传》侧重于挖掘李商隐的内心世界，从仕途、爱情两方面展示他的不幸，透过这两个方面的不幸，也深深触及了朝廷的昏庸、宦官的专权、藩镇的割据以及“牛李党争”等社会重大政治事件。但是，李商隐也还有学杜、学白、关心民间疾苦的一面，他的长诗《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就很有《北征》之风。《哀传》共引用了李商隐一百多首诗，唯独对这首长诗却只字未提，这不能不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疏忽。此外，个别地方，用语也有欠妥之处，比如，第一节“童稚岁月”的结尾，竟让商隐说出“我要干！”这样的粗话来，无疑太不符合人物的身份和性格了。
(《李商隐评传》，刘维崇著，台湾黎明文化书局一九七八年版；《李商隐评传》，杨柳著，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李商隐传》，董乃斌著，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李商隐哀传》，梁锡华著，香港香江出版公司一九九三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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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良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