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当年在沙皇的法庭上，布哈林他们都曾经英勇无畏地进行过揭露和斗争，可以说是进行这种斗争的老手。这种反常的现象，一直是个不解之谜。有的认为，出现在法庭上的并不是布哈林本人，而是替身。有的认为，布哈林出席法庭之前服用了某种药物。例如布哈林的中学同学爱伦堡曾出席旁听对布哈林的审讯，他觉得好像是给布哈林用了什么药了。他看见每过一段时间卫兵就把布哈林领出大厅，过几分钟再回来。爱伦堡估计是给布哈林打了瓦解其意志的针剂。而其他被告没有出现过此类情况。爱伦堡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最怕的是布哈林。另一种看法是当局使用了“掉包”计。克列斯廷斯基当庭翻供之后，第二天再出现在审判厅的时候，据目击者说，看起来完全换了一个人，肯定已不是克列斯廷斯基本人了。当然，还有使用刑讯的可能。当时在审讯中使用肉刑是合法的。一九三九年一月十日一个由斯大林签发的密电，说明从一九三七年起，联共中央已批准在刑讯中使用肉刑。理由是“很充分的”：既然所有的资产阶级侦探机关都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代表使用肉刑，并且采用的是最残酷的形式。试问，对十足的资产阶级奸细，对工人阶级和集体农庄庄员的明显敌人，为什么社会主义的侦探机关要表现得较为人道一些呢！
用药物看来还是难以解释。因为布哈林在法庭上答辩清楚，思维敏捷，处处显露出布哈林所固有的机智，甚至不乏幽默。一个受药物控制的人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表现的。何况像布哈林这样的政敌，斯大林也未必愿意让他的替身出庭受审。斯大林需要的是正式的胜利，使过去的对手屈服直至精神上彻底崩溃。
现在我们知道，在最初的一些审问中，布哈林根本不承认自己有罪，他只承认他在政治和经济的具体问题上同斯大林有分歧，但是没有从事任何暗杀、间谍和违法活动。这些审问纪录没有归卷，被放在特别档案库，直到一九六一年才被发现。
当然，不排除对布哈林使用肉体折磨的可能性。但是应当说，这种可能性并不大。从被捕到处决，在这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布哈林写下了大量的东西——长达二十多个字数印张(每印张合四万个字母)的《哲学短篇集》、近四百页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时代》，还有一抒情诗，何况这仅仅是他的“业余”成果，他的“正业”并非写作这些东西，而是书写更重要的“文件”——供词。可以断言，一年之内能给我们留下如此之多的文字的人，其身体遭受严重折磨的可能性是不会很大的。并且肉体的折磨对布哈林这样在革命前多次坐过牢的人未必能起多少作用。
布哈林曾经分析过，为什么有人要给自己抹黑。他认为在逼供的情况下被告有一种相当普遍的心态——这些被捕的或受审查的人的处境很困难，所以，既然对他们讲，你反正要被揭穿，你撒谎，你是两面派，他们就会做这样的打算，如果他们承认点什么，自我诽谤，这对他们会好一些。于是就出现自我诽谤，给自己抹黑这种怪事。布哈林说此话意在揭露对犯人施加精神压力的非法行为。但他本人显然不是个会选择以自我诽谤来换取较好境遇的人。如果说他屈服了，那一定有更充分的、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或者根据。
有可能起作用的倒是精神因素，或者说精神的折磨。对布哈林这样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投身革命，早就置个人生命于度外的革命家来说，有更大的包袱迫使他们在“自己的”法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庭上接受莫须有的罪名。这就是为革命的“大事业”而作出牺牲的难解情结。
当时的逼供经常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例如在一九三七年二——三月中央全会上，当布哈林否认强加给自己的罪行时，有人就指责他攻击内务部，否定对季诺维也夫案的审判工作，是同国外资产阶级报刊一唱一和，给苏维埃政权抹黑。莫洛托夫是这样对布哈林说的：“法西斯报刊报道，我们的审讯案是一种挑拨离间。否认自己的罪行，您这就证明，您是法西斯走狗！”也就是说，只有承认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才能证明自己是忠于社会主义和苏维埃政权的。这就制造出一种怪圈，为了“大事业”的需要，你必须承认自己是个反革命，是搞暗杀的阴谋家，是外国的间谋，是法西斯走狗，而当你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的利益”而接受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来证明自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之后，你的脑袋就必须接受专政的子弹。这真成了颇有特色的“黑色幽默”——你不承认自己是法西斯走狗，那就证明你是法西斯走狗，而如果你承认了，那你当然就是法西斯走狗了。在两种情况下，你都应当作为法西斯走狗而被处决！
布哈林显然最终被迫接受了这种荒谬的逻辑。现在我们看到布哈林临刑前留下的几封绝笔信。一封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日给斯大林的信。其中写道：按照他布哈林的理解，之所以进行这种大规模的清洗，是因为，“第一，由于战争即将来临；第二，由于向民主过渡，因此有了大清洗这样一种宏大的、大胆的政治构想。”于是有罪的人，有嫌疑的人，潜在的有嫌疑的人统统成了清洗镇压的对象，使之无能为害。于是人与人之间必须互相举报，永远互不信任。这样领导才能得到“充分的保证”。这个逻辑显然太荒谬了，布哈林担心又被说成是一种攻击，不得不声明，他这不是在含沙射影，而是真实的想法。他说：我已不再是孩子，我懂得宏大的计划、宏大的构想和巨大的利益高于一切。他对斯大林说：“与首先落在你的肩头的那些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任相比，提出我的个人问题那是太渺小了”。
布哈林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写给拉林娜的绝笔信中也是以这个“论据”去说服她的。他对拉林娜写道：“给自己安排一下，给自己想个办法，以免发生意外的可怕的震荡。既然我提出这种要求，那就请你相信，我饱经忧患，其中包括提出这一要求，一切都会发生的，正如伟大的重大的利益所要求的那样。”
对所谓伟大的重大的利益的考虑，就成了布哈林头上的解不开去不掉的紧箍咒，为了这个“大事业”的利益，他准备承认加之于他的各种各样的骇人听闻的罪名，在这个“大事业”的名义下，他准备从容就义，但不是作为一个革命家去就义，而是作为“叛徒”、“间谍”、“阴谋家”被处决。对此他当然心有不甘。哪怕在公开场合他可以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但是，在临刑前他还是希望斯大林相信他的保证：“我没有犯我在侦讯时曾承认的罪行”，“我既不是党的敌人，也不是苏联的敌人”。他当然更希望能避免公开的羞辱，所以他恳求斯大林发发慈悲，允许他在判决之前死去，免去那无法承受的羞辱，他要求允许他在囚室内自己服毒，而不是死在刑场上。“如果注定要我死去，请给我一盅吗啡。恳请满足我的这一要求。”他还想为自己的死做好亲属的工作，要求在审判之前同妻子见一面，理由是“如果我的家人看到了我招认的东西，他们会感到意外而结束自己的性命。我应该做点这种准备。我感到这样做对于事业和官方的解释都是有利的。”显然这时候他已准备招认要他招认的一切，但是对这种做法，他需要向亲人解释清楚，求得他们的理解——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大事业”的需要，是献身于“大事业”！荒唐的时代，制造了荒唐的逻辑，而布哈林身处荒唐的时代，也只有接受这种荒唐的逻辑，按照荒唐的逻辑去迎接自己的末日！
抒臆集
郑异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