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开篇就引述了古希腊诗人阿奇劳哲斯(Archi1ochus)的带有隐喻意味的诗歌残篇，其文可直译为“狐狸知晓许多事情，而刺猬知晓一件大事情”。
思想史家I·布林爵士曾对此残篇的隐喻很感兴趣，并以“刺猬与狐狸”为题写过一本专著。他试图用这一隐喻来标示作家与思想家的深层次的区别。他写道：“在那些人中间存在有巨大的差别，在一边〔刺猬］，他是把每一件事情都关联到一个单一的核心观点上去……单单依靠这样一个单一的，普遍的组织原则，就能使他们全部的言表具有意义——而另一边〔狐狸〕，这些人追求多个常常是无关的、甚至常常是相反的目标，如果需要给出联系，也仅仅是以事实的方式给出……”这是一段意味深长的阐述。
照布林爵士的这种划分，利黑认为但丁(Dante)是一只刺猖，而莎士比亚(Shakspeare)就是一只狐狸了。而利黑觉得自己已从一只过去的刺猬转变成了现在的狐狸。他写道：“当我写这本书［指《心理学史》〕的第一版的时候，我想我是一只刺猬，一个理性主义者，虽说一度曾是一个不太令人满意的理性论者。然而，我发现我现已变成了一只狐狸，并乐此不疲。”
从这段话里，我感受到了一位真正的学者的无奈情感。心理学从冯特(Wundt)那个时代起就以科学来标榜自己，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之后，心理学家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地。从心灵主义(menta1ism)到行为 主义(behav－iorism)，再到现在的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1ogy)。心理学家们在原地转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心理学的老问题上去了，因为，现在的认知心理学家与冯特那个时代的心理学家一样，都要问心灵(mind)是什么这类老掉牙的问题。这种研究问题的回归使这位心理学史家感到不可思议，同时又无可奈何。
另外，利黑之所以把自己看作是一只“狐狸”而不再像以前(第一版中)那样骄傲地认为自己是一只“刺猬”，原因恐怕是利黑想用一条理性主义的主线来贯穿心理学发展史的种种努力都归于失败。“刺猬”代表那些想用一个体系，一个维度来涵概心理学研究的方方面的心理学家。铁钦纳、斯金纳和弗洛依德都应当属于心理学中的“刺猬”，因为他们都曾试图用一个研究范式来统辖心理学的研究。铁钦纳用构造主义的内省方法，斯金纳用行为分析的技术学，而弗洛依德则用精神分析的方法，但结果都未能“独霸天下”，而是“各领风骚”。每一种理论或方法都有其弱点或局限，因而在心理学的领域中，“刺猬”很多，但成功的“刺猬”几乎没有。
美国现代分析哲学的代言人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也曾有过与布林爵士类似的区分。在他的名著《哲学与自然之镜》一书中曾把哲学家分成了两类，一类是大写字头的哲学家(Phi1osopher)，另一类是小写字头的哲学家(phi1oso-pher)。大写字头的哲学家相当于布林所说的刺猬，这些哲学家都有着建立起一种能够涵概万有的哲学体系的雄心，这种哲学体系既是人们生活的指导，又是各学科的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指导。相反，小写字头的哲学家相当于布林所说的狐狸，他们用一种批判的态度来对他们那个时代的观念加以检验，对现有的哲学体系给予注解与评说，但却不建立他们自己的任何基本的理论，因为他们相信不会有什么基础的、涵概万有的单一哲学体系的存在。
利黑依照罗蒂的观点把心理学家也分成大写字头的心理学家(Psycho1ogists)和小写字头的心理学家(psychologists)。那么，利黑应当算作是心理学史上的狐狸，从开始(第一版)想成为一位用一种观点(理性主义)来统领心理学发展史的心理学史家到后来(第二、第三版)成为一位以宽松的气氛来接纳各家各派的心理学观点，并看到了应用心理学的价值和前景，这不能不说是一场对从前自我的否定，这种否定孕育着新生。他写道：“我后来的结论是，科学仅仅是一组由科学家所坚持的信念，随着世纪的变迁，所有的信念中只有两种信念已发生了改变。老一点的信念要返回到古希腊那个时代的自然主义上去，它在解释这个世界时无须参照超自然的物体或事件……第二种信念(确立了现代科学)来自牛顿，并说科学所解释的事件是无时间性、普遍的自然律的结果，然而，这些信念仅是把科学确定为一种西方的社会机构，它们并不是实质性的真理”。
经历了百余年的科学心理学发展史在利黑的笔下成了这样一幅样子，实在令心理学界的人感到吃惊，但细一琢磨，情况何曾不是如此呢？我们的心理学家们一直希望心理学能够像物理学那样被人看作是名符其实的科学，但我们做不到，因为在我们的领域中，理论和体系虽多，但稍遇到与实际生活，文化背景有关的问题时，就显得苍白无力，我们不知道心理学未来的发展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也不知现在心理学领域是需要多些刺猬呢还是多一些狐狸！
希望中译本再版时，能够补入作者的二版、三版序。
(《心理学史》〔第一版〕，刘思久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九○年版，8.40元)
品书录
赵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