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象还是抽象，写实还是超现实，历来是诸派艺术纷争不休的问题。结果往往是，要么比照相更直观更纤毫毕现地“记实”，要么比痴人说梦胡涂乱抹更随心所欲更令人不知所“云”。走极端的结果，往往是吓跑观众抠倒读者的胃口。王朝闻有本美学著作，书名就叫《不到顶点》，这其实是对中国或曰东方艺术的画龙点睛。具体到齐白石，则概括为：要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则为媚俗，不似则为欺世。此言，可谓深中肯綮。
西方艺术家，在艺术之旅的探险中，当然有许多启悟后人的经验，但恣意而无节制、争相以“新”“异”相标识，也的确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个中最甚者，莫过于把艺术之车推到了几乎是永劫回归的泥淖——把艺术变成吃饭便溺一样的人皆可为，变成非艺术。西方有识者的矫弊举措，便是扬起“接受美学”和“信息论美学”的大纛。接受美学强调对接受者亦即观众的尊重；信息论美学则语重心长地告诫艺术家们：你们最后的成功，在于找到守成和创新的最佳交点。
《东方既白》的作者对如上问题，也是推崇折中或中庸的，他请出英国著名艺术理论家赫伯特·里德来助阵。赫伯特先生说：“很有必要在抽象和现实两条艺术道路之间往来游离，自由选择”，因为“以现实主义方法进行艺术创作，可增添你对生活、人类和地球的爱；以抽象主义方式进行艺术创作，会使你的个性获得解放，知觉变得敏锐。”侯军套用如上“西方观念”，观照中国画的史迹履痕，惊服中国画家从来就是在抽象和现实两条道路之间“往来游离”的，他们从来没有出现过忽儿极端抽象、忽而极端具象的偏颇。
作者说，大约是在一九八七年，他在他所主持的部门里首倡“学者型记者”，但大旗举处，应者寥寥。“当时就有些朋友笑我迂阔，现在想来也真是不合时宜”。但他，是坚持了这“不合时宜”的，诚如我近日在《散文海外版》读到他的一篇《感受孤独》那样，他是用孤独去替代了娱乐替代了交际，同时也换得了读书和思考所必不可少的那一份静谧。在车马聒耳且诱惑如林的城市，且从事着难避热闹的记者职业，安于静而笃于守，殊不易。这也是我读《东方既白》时，每每疑惑地去翻篇末的原因，我疑惑以新闻为矢的的报纸，怎么会刊载出文化味如许浓郁的文章——但一篇篇又确实集自《天津日报》、《今晚报》等等。
光是一辑“茶诗风韵”，作者就文史兼备，中外兼收，比赋联袂而至，兴发乎中而寄慨尤深。一篇《苏东坡的“茶癖”》，更把苏大学士“沛乎天地之间的高风亮节”与东方茶文化紧密勾连。为人作文，首尾一也，这是东方艺术的别致处，这也是《东方既白》作者的醉心处。
(《东方既白》，侯军著，天津杨柳青书画社一九九三年六月版，12.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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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