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不待言，若获得较有影响的文学奖，作品的商品价值则大增。芥川赏获奖作，销路虽然已大不如前，怕是再也没人能攀比村上龙把《近乎无限透明的蔚蓝》畅销二百万册的记录了，但通常犹卖得出五、六万册。这个数字，对于笔耕十年、读者千人的笙野赖子来说，自然是大可救穷的。她今年(一九九四年)先后获得两个最有名的纯文学奖三岛(由纪夫)赏与芥川赏，出版社推销她的“前卫”作品总算有话可说了。若得个诺贝尔文学奖，自然更上一层楼。大江健三郎说他读法文著作，不置换为日文就不能理解，在置换过程中确立了自己的文体，正是那种文体——形同翻译的生硬，向来在读者中没有市场，但此一时彼一时也，成了诺贝尔文学奖作品，一定会有多些人硬起头皮来捧读了。
筒井康隆在另一部小说《文学部唯野教授》里也大加揶榆芥兀赏，坐实的话，就是芥川(龙之介)赏，而直木赏，自然是直木(三十五)赏了。这两大文学奖素有文坛“龙门”之誉，每年评选两回(一月和十月)，多时可以有四人一齐入选。发表之夜，数十名记者手持大哥大，守候在评选会场外，准备为日本文学史记上一笔。翌日，获奖作品便被书店摆到最亮眼的地方。新秀们一夜成名天下知，采访应接不暇，稿约蜂拥而来，四处演讲，秉烛酬酢，忙个不亦乐乎。虽然马蹄儿疾，但“获奖后第一作”只能有一作，多数杂志则只好大登其随笔，聊以满足人们的窥视心理。
不过，遥想当年，可全然没有这般的景象和气派。芥川赏和直木赏是萄池宽于六十年前(一九三五年)创设的，为民间文学奖之始。当初，无人将其视为文学运动，在报社眼里，充其量是一个出版社的算盘罢了，气得菊池宽写道：“发表芥川赏、直木赏，也请了报社的各位，但有的报社连一行也不给写，令人愤慨。而二科(美术团体)初选入围之类，附上照片报道。有多少个展览会、有多少人初选入围，和只有一个人的芥川赏、直木赏，从社会性来说，哪个有新闻价值？太没分晓了。”时至一九五四年，吉行淳之介获得第三十一回芥川赏，两年里连一篇附笔的稿约都不曾接获，依旧在酒馆里以箸击皿，哀叹：老鼠从天棚上跑过，哗拉哗拉落下金钱来吧。
芥川赏、直木赏被作为新闻处理，由文坛活动变成社会事件，是一九五六年石原慎太郎的《太阳的季节》获得芥川赏(第三十四回)所造成的。两奖举行授奖酒会也是从这一回开始。这部小说反抗既成价值观，引起一场道德论争。文坛大老佐藤春夫斥之为“最低级的”的文艺，“作者那看似锐敏的时代感觉也不出记者或艺人的范围，绝不是文学家的东西”，“不禁厌恶之至”。但社会大众化，并非文学化，文学焉能不追赶或带动起潮流来。当文学圈子对一部文学作品进行文学论争的时候，读者们早已跳出文学的层次，将其作为社会之物接受，以致“太阳族”成了流行语，连著者的发型也风靡一时。继石原之后，开高健和大江健三郎又相继获奖，新一代作家攻占了文坛。开高当时正主编寿屋(现在叫三得利，是日本最大的西洋酒公司)的公关杂志《洋酒天国》，见他捧奖在手，老板喜上眉梢，说这下子抵得上破费四千万日元的宣传效果。可见，芥川赏已具有多么大轰动效应，是菊池宽也始料不及的。
菊池生于一八八八年，卒于一九四八年，是现代通俗小说的大家，文坛领袖。为能自由地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于一九二三年独自创刊同人杂志《文艺春秋》；这本月刊迄今已出了一千多期，在综合杂志的发行量遥遥领先。后来又开办文艺春秋社，于战后解散。现在的出版社文艺春秋，在法律上与菊池宽并没有关系，但楼里悬挂的创业者画像仍然是他，而夸耀历史，也以《文艺春秋》杂志为肇始。关于芥川赏和直木赏的缘起，菊池于一九三四年写道：“池谷(信三郎)、佐佐木(味津三)、直木(三十五)等亲朋益友相继去世了，深感身边一片荒凉。为纪念直木，想在社里制定一个直木奖金，颁给大众文艺的新进作家。与此同时，还想制定芥川奖金，颁给纯文艺的新进作家。与其说意在用这奖金纪念亡友，大概不如说是要利用亡友的名字，使失去芥川、直木的杂志得以繁荣。”当时，官方控制的文艺团体先行一步，设立了“文艺恳话会赏”，可能对菊池也不无刺激。两奖颁发百回(一九八九年)之际，文艺评论家奥野健男论及芥川赏的意义与变迁：“而今正如菊池宽所计划的，作为远远比其他新人赏具有权威的奖励，作为新人的登龙门，已稳如泰山。令人感兴趣的，不是今后会从芥川赏产生什么样的作品，而是新的文学作品。”
所谓大众文学和纯文学，实际上界线很暖昧。“是有趣的艺术小说，还是艺术的大众小说”，连佐藤春夫也闹不清基准在哪里。用菊池宽的话来说：“作家想写而写，是纯文艺，为悦人而写，是大众文艺。”想摘取哪种奖，由不得作者，任凭评选委员们给定性归类。松本清张是社会派推理小说巨匠，初出茅庐时，其作《某“小仓日记”传》先是被列选直木赏，最终却拿了芥川赏。坂口安吾当时即评说，松本具有“甚至能追踪杀人犯的自在力量”。女作家山田咏美三度候选芥川赏，但被给与的却是直木赏。当然，奖赏到手，作家也未必受其框界，如直木赏得主水上勉转向纯文学，就是很明显一例。
评选作品，几位文学观不尽相同的人凑到一处，各逞威风，应该不会有齐声叫好、一致通过的场面。对于笙野赖子获得第七回三岛赏的《二百回忌》，评选委员高桥源一郎盛赞“饱享读小说的乐趣”，而宫本辉则斥之：“读这个小说，我们究竟能得到什么呢？”有一种文学奖别出心裁，只请一位名家来评选，而且一年一换，但这种没有对立面、没有火药味的文学奖，总显得有些滑稽，况且作家评论家的权威并不能就地转化为文学奖的权威。关于评选委员的人事问题，菊池宽曾写到：“芥川赏、直木赏委员要换新面孔，我自己也要隐退。当然丝毫不认为旧委员的文学观、鉴赏力陈旧了，衰退了，但是在文学艺术的世界，永远由同样的人来铨衡，可能会不知不觉地阻碍新机运的发展，有鉴于此，断然决定委员更新。今后芥川赏、直木赏评选委员都从得主当中选聘适当的人来做。”芥川赏后来也有没得过奖却当上评选委员的，如黑井千次。只由作家充任则形成传统，委员里从未有过评论家，更不要说编辑了。不仅这两种奖，所有的文学奖似乎都没有编辑做评选委员，莫非编辑只能判断商品价值，而不具备艺术鉴赏力？文学奖一般都冠以作家、诗人的大名，但与其说被拉作大旗的作家或诗人的风格规定了奖项性质，不如说一切取决于评选委员的好恶。前两年病逝的中上健次有《枯木滩》等作品传世，曾六度被谷崎润一郎赏拒之门外，原因之一恐怕即在于年年总是由同一群人来评选。委员面孔固定化，评选加进了文学之外的东西，有意无意地形成文坛人事、文坛政治。
人们批评文学奖，标的往往集中在评选委员身上。在《漫长的助跑》里，筒井康隆让主人公像他一样三度落选“直木赏”，怒火中烧，一个接一个地杀了评选委员们。怨恚之深，以至于岛田雅彦说“芥川赏是靠落选者的恨提高了权威”。在现实当中，倒没听说过真有人投笔动枪，但像是考验新秀是否具备能继续写下去的“文学体力”似的，候补个两、三回才得偿宿愿，乃日常茶饭事，令人时有新秀不新之感。三十出头的岛田雅彦，未能像吉本芭娜娜那样第三回便拒当候补，一连被芥川赏和三岛赏放到火上炙了八回。羞忿交加，于一九九二年底，跟筒井康隆，还有文艺评论家渡部直己，三人聚义，搞了个“反文学赏”。文学奖年深月久，则不免趋向保守，评论家江藤淳也曾对芥川赏痛加批评：“一向捧出预兆时代的作品，但这种传统在崩溃。”有趣的是，获得“反文学赏”的奥泉光，此前曾多次候选芥川赏，此后终于以《石头的来历》入选，这似乎说明，奖可以反，却到底跳不出文学的磨道，即便在编辑和评论家联手把歌星改装成纯文学作家也不无可能的今天。
尽管早已无人置信获奖作即名作，但对于文学的发展，文学奖还是功不可没的。尤其芥川赏、直木赏，构成现代文学史的一条脉络，顺藤摸瓜，获奖者多数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当然，文学奖的繁荣不等于文学的繁荣，而现在文学奖的数量与文学状况更有如反讽。文学奖大都是出版社搞的。拿文艺春秋来说，文学方面的奖项除了芥川赏、直木赏，还设有菊池宽赏、大宅壮一赏、读者赏、万有读者新人赏、推理小说新人赏、文学界新人赏等。菊池宽赏也是菊池宽本人创设的，当初是让四十五岁以下的作家评论家为四十六岁以上的作家评奖，以示敬意，亦不无与芥川赏、直木赏相辅相成之势，战后重新施行，扩及文学、电影、戏剧、新闻、杂志出版等整个文化领域。现代在一定意义上是“非虚构文学的时代”，一九七○年借庆贺富有独特的“起哄精神”、“反骨精神”的政论家大宅壮一古稀之年，该社又创设“大宅壮一非虚构文学赏”，对象是通讯、内幕、游记、战记、日记、乡土史等。几种主要文学奖由日本文学振兴会管理。该会是文艺春秋捐款设置的，法律上独立，看似不必与文艺春秋共存亡，但终究是出版社的营为。赏者，商也，说到底，文学奖是操作文学市场的出版社借以提高作品商品价值的手段，虽然还不致像书稿竞标那样买卖得一丝不挂。本应是一种批评方式，却经常被出版社用来作秀(show)。社会上只凭获奖与否来考量作品有无价值的倾向，可说是出版社为文学奖造势的后果。不过，艺术价值和商品价值不合乎比例，文学奖则难以有号召力，为此，让出版社大伤脑筋的是如何使作品的艺术性和商业性两立。
文学奖，奖什么？菊池宽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号《文艺春秋》上写过一篇短文《审查绝对公平》，谈到奖金，说：“芥川、直木赏终于要实行了，主旨是纪念亡友，同时想让无名或近乎无名的新进作家崭露头角。为此，芥川赏打算以同人杂志为主来铨衡，并广泛请文坛诸家打荐候选者。赏金少了些，但若出得太多，社里一旦作难，成为负担，则不无半途而废之虞。五百元，大概一时半会儿还不要紧。我以为，赏金虽少，但很有表彰效果。在现代，无名作家太多了，不搞些机会，就玉石俱被埋没。想来这赏金什么的，也聊可解忧吧。对于当选者，规定之外，本社也理应负起责任，援助其成长。我希望审查绝对公平，借两赏使有为作家脱颖而出。”当时，东京大学一年的学费为一百二十日元，一杯咖啡才五钱，五百日元确是一笔巨款，直教太宰治“要从喉龙里伸出手来”，指望捞到这笔奖金还债。第一回芥川赏被石川达三得了去，太宰听说评选委员川端康成批评他“眼下生活有厌云”，大骂川端是“大恶党”，后来却又写信哀求“美言”。第二回、第三回仍未能如愿，便跟赏识他的评选委员佐藤春夫也翻了脸，写小说暴露芥川赏内幕。被奖金折腾成这副可怜相，在文学史上罕见其匹，但要说死后走红，迄今为人们所爱读的，却也没人能比得上这位与奖无缘的作家。
芥川赏和直木赏的奖品有正赏副赏，正赏是表，副赏是钱。日本搞侵略战争期间，禁止进口外国货，无表可赠，一度代之以陶砚或陶壶。一九四三年的获奖者石冢喜久三对壶不满意，等来战败，到底换了块表了事。芥川赏有两回是在中国大地上颁发的，其一是一九三七年小说《粪尿谭》入选，而作者火野苇平当时正参加杭州湾登陆作战，于是文艺春秋委托去上海的小林秀雄向他“火线颁奖”。随着日军节节败退，两奖在一九四四年中断，战后的一九四九年才恢复，眼下奖金各为百万日元。
从当今的生活水准来看，百万日元实在不算多。或许是出于重赏之下出文学的信仰，已经有四、五种奖项把金额开到千万日元。对于绝大多数作家来说，靠一部作品赚这么多印税，是不可想像的。高额文学奖多是由电视台赞助，两种传媒——古老的活字和新兴的影象，经济规模的差距之大，令人感叹。千万日元文学奖之一的三得利神秘小说大赏是三得利、朝日广播、文艺春秋三家合办的，文学奖第一次被戴上赞助单位的名称。奖金诱人的奖项全都是推理等娱乐文学方面的。推理小说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读物，书稿需求量大，必须大量发掘新作家。除了直木赏、吉川英洽文学新人赏、山本周五郎赏等大众文学奖时有推理作家或推理作品入选而外，长篇推理小说的专项奖也设了不少，举其要者，早的有江户川乱步赏，八十年代以来新设的有横沟正史赏、三得利神秘小说赏、日本推理悬念小说大赏等。江户川乱步赏是江户川乱步本人于花甲之际(一九五四年)提议并出资设立的，由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实施。该协会还有一个日本推理作家协会赏，对象是既成作家，所以江户川乱步赏成为新作家的龙门，推理高手如陈舜臣、西村京太郎、森村诚一均获得过此奖。推理小说史上第一个“一攫千金”者，是宫部美幸，于一九八九年以《小魔术》获日本推理悬念小说大赏。翌年，高村薰以《怀抱黄金飞翔》折桂。这两位女作家都相当有实力，先后获奖，使该奖名声大振。
有人想得得不到，也有人送上门来却不要，最典型的是山本周五郎，其作《日本妇道记》入选第十七回直木赏，拒而不受，后来也一再拒绝其他文学奖。但好像和他开玩笑似的，死后名字却被新潮社用来开办了一个山本周五郎赏，与直木赏抗衡。文学奖评选的对象无非两种，或者从已发表的作品当中筛选，或者悬赏征文。文艺杂志不景气，依然是制造作家的主要装置。《文学界》《群像》《新潮》《文艺》《昂》《海燕》等纯文学杂志，都设有新人赏，年年悬赏征文。各奖互相别苗头，比试高低，同时也逐渐形成制度：先摘取某一杂志的新人赏，再进军芥川赏、三岛赏或野间文艺赏(讲谈社主办)，之后是大江健三郎主张废除的艺术院的艺术院会员。一九七六年获得芥川赏的《近乎无限透明的蔚蓝》，当初是应征《群像》新人赏，主编看稿时便预言有希望得芥川赏。(某评论家批评这个作品不过是下位文化的反映，作者不具有超越素材以形成表现的视点，意识始终埋没在素材之中。)以“新宿鲛”系列作品走红的大泽在昌获得直木赏时发表感想，拿上班族作比，说最初得到小说推理新人赏是进了公司，得到日本推理作家协会赏和吉川英治文学新人赏是当上班长，而获得直木赏则晋升科长了。看来在“公司社会”的日本，文学奖也各就各位，俨然一堆金字塔。
自泡沫经济后期，企业和地方政府热中于树立文化形象，纷纷搞文学奖。这些奖都是由出版社提供技术，如前桥市表彰诗歌业绩的<SPS=1493>原朔太郎赏找新潮社协助，高松市的菊池宽电视剧赏跟文艺春秋合作。奖多如牛毛，大大增加了攫取作家头衔的机会。以往步入文坛，一般得先在同人杂志上修练，逐渐被推举或默认，成为作家之一员。而今应征文学奖，一举成名，真个是上龙门不须辛苦了。但问题是哪里能像雨后春笋似的，有那么多优秀作品。粥多僧少，于是一部作品被奖来奖去，或者矮子里拔大个儿，使人们对文学奖乃至文学的敬畏消失殆尽。金泽市主办的泉镜花文学赏是颇有影响的地方文学奖，也渐变为例行公事，惜乎不能见好就收，今年可就找不到奖赏一下的作品了。不久前，为纪念净土真宗中兴之祖莲如五百回忌，本愿寺维持财团设立了一个莲如赏，由河出书房新社协力，奖励非虚构文学。粥又多了，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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