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还是回了伦敦。秋日如冬，人面市面，尽然不同，唯一欣慰的是，家中窗外对街小公园那排黑窗黑瓦的白墙依旧，几只被汽车熏得黑黑的绵羊仍执着地啃着绿草地，只是树叶都黄了，一丝乡愁无端涌上心头。这面嵌着圆窗的白墙总让我想到江南的园林，其实，我百里溪畔的故乡，只有北方黄泥砌墙、麦秸覆顶的茅屋，对这清柔似水的黑瓦白墙的怀恋，原本是不该属于我的。但是，毕竟曾有无数次的清晨和黄昏在江南小镇的桥边巷口徘徊过，看蔬果的翠润，尝鱼虾的鲜美，嗅新茶的清香，便也斗胆认起故乡来。
老实说，在伦敦也已住了三余年，读书、工作，如同许多英国人一样；对这个老城，我也开始由衷地喜欢，春日树梢的每一片新绿，雨后满园满地铺满的落花，夏日夕阳斜映下路边喝咖啡聊天的人们，秋天晴空下建筑物上的小雕像小花饰，当然还有冬夜掩不住的影院剧院，街头巷尾，一处处一点点，都常让我欣喜，让我心中欢笑，然而，这儿仍不是家。对异域的人情、风物、文化，可以理解、接受、欣赏、认同，但要将它们化入自己的血脉，变成自己的思维和记忆，那可就难多了。
自古以来，客居异乡的文人作家不计其数，写异乡见闻游记的自然很多，能入木三分刻画当地人情态性格的也不少，但大多都似许浑在咸阳登山，触目风景、都似江南，“蒹葭杨柳似汀洲”罢了，真正能把他乡变成故乡，不带隔岸观海、在水一方的异乡人视角，把他人的过去变成自己的回忆，甚至于能引诱当地人通过这种回忆来感伤、怀旧、欷<SPS=0601>嗟叹的，那就很少了，在英国，日裔作家石黑一雄可算其一。
石黑一雄是外乡人，一九五四年出生在长崎，六岁随父母来英国。父亲是在北海中搞研究的海洋学家，母亲是典型相夫教子的日本中产阶级家庭妇女。在侨居英国的这许多年中，父母随时准备着研究经费一用完，便回日本，故而对孩子的传统日本文化、道德规范的教育，从来没放松过。石黑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更多来自于妈妈教读的日本儿童读物，英文只是一个外面的世界。石黑自幼的梦想是做位流行歌手、摇滚乐明星，然而，这始终只是梦想。挂起了吉他，大学毕业后石黑做了两年社会工作，在伦敦北区帮助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们，以后，突发奇想要当作家，便加入了康安格利亚大学由名作家、批评家布兰德布里(Malcolm Bradbury)主持的写作课程。
于是，第一部小说《山上浅景》(A Pale View of Hills)获得英国皇家文学协会的奖项，第二部小说《浮世中的艺术家》(An Artist ofthe Floating World)获得八六年的Whitbread图书奖，并获当年布克奖(Booker Prize)的提名。两部小说都取材于日本，流利英文中又满是异国情调，移民作家大都写故国故土风味人情，评论家们夸奖石黑“为我们提供了对日本某段历史的犀利分析”，但石黑本人却不认为这是赞扬，摆脱给人的“日本”的印象成了他第三部小说 《长日将尽》的目的。
《长日将尽》(The Remains of the Day)是台湾人的译法，颇有感怀伤逝之意，显然比《剩余的日子》要传神。小说讲述的，是发生在英国牛津郡一所大庄园中的故事，主人公，是庄园的仆役长(butler)斯蒂文(butler是英国特有之人物，是贵族之家的地位最高的男仆人，译作“仆役长”并不很达意)。故事开始于五十年代，庄园主达灵顿爵士逝世，庄园被拍卖落入美国富商手中。美国人财大气粗踌躇满志，不仅因为庄园坐落在最美的乡间，而且还因为斯蒂文是最正宗地道的英式仆役长，不是冒牌假货，富商可以把他像名画、名瓷及其他英国名贵古董一样展览给朋友们。然而在斯蒂文眼中，一切都今不如昔，手下掌管的佣人所剩无几，新主人有钱无势，不讲排场，出无骏马鹰犬相随，入无高朋满坐相娱，达灵顿庄园冷静极了。无聊之中，新主人让斯蒂文驾驶他的车出去度假几天，仆役长便决定去英国西南部看望庄园以前的管家金顿小姐，一则想邀她回来重管家政，潜意识中也因金顿小姐来信说她婚后生活并不幸福，斯蒂文或许想再续以前那份若有若无的情感。小说写的是他从牛津前往康沃尔驱车而行六日的行程，途中的景致及见闻，最重要的，是这六日闲暇织成的对过去的回忆。
斯蒂文虽是日本人笔下的英国人，但斯蒂文满眼的风景却都是正宗英国人眼中的风景，他携带着西摩夫人(Mrs Jane Symons)的《英格兰奇景》(The Wonder of England)上路，清晨，停车远眺，“我看见田野一片连着一片，伸展到天际，土地舒缓地起伏着，绿荫和树篱将他们围出一块一块，远方的田野中星星点点，那是羊群。”这是典型的英格兰的田园，这样的风景在异乡人眼中，或许三笔就能画出：一笔淡灰色，那是天；一笔浅绿色，那是地；再画上几笔深绿，那便是树木篱栏了。然而，斯蒂文眼前的景致，却不是那么简单，“英国乡野是最美妙的，它们有一种其他国家的乡野所没有的特质，无论它们在外形上多么富于变化，但都无可避免地拥有这种特质，对这种特质的最好的归纳，便是‘伟大’(great)”，原来，“大英帝国(Great Britain)”的“大”(Great)字在这儿找到落脚处，也只有它的子民在这连绵的丘野面前，才会“很明显地感觉到一种很少有但极清晰的感觉，那是种一个人在‘伟大’面前所有的感觉。”斯蒂文从未去过国外，这番关于“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论断显然有些武断，但却很由衷。至于他那些零碎回忆展现交织的斑杂画面，对自己过去生活的审视，则全是英国人怀旧的情绪以及某种失落的感怀了。
三十年代风云变幻，也正是斯蒂文的青春时光。达灵顿爵士周围是一些能在欧洲呼风唤雨的人。二战将近，庄园中觥筹交错，雪茄烟雾迷漫、银餐具闪着幽光，搅和着许多高谈阔议、决策论争。爵士亲近纳粹(似乎是温莎公爵的影射)，大庄园中的火药味其实很浓。然而，对斯蒂文来说，国家大事只是老爷们的事，政治情势是否危险，爵士的举动是否正确正常，书房中的客人是否是纳粹，这都与他无关。他有自己的尊严，这对他来说最重要，但他的尊严只是恪守本分，并出色完成本职工作，他施展才能过问的，只是早上报纸熨得是否服贴，桌上银器间的距离是否完美，宴席上的每一道菜点是否精致，对每一位客人的照顾是否周到。他的愿望是通过侍候好这些大老爷们而效力于国家，虽然爵士下令驱逐两位犹太女佣人时他也有怀疑，但他还是照办了。但等到时过境迁，他驱车南行，听到人们鄙夷地谈起达灵顿爵士在二战中亲德的不光彩历史时，他也开始怀疑自己过去种种努力的意义，自己是否白白浪费了许多时日呢？正是这种思考，点出了石黑创作此书的主题，他是要探索“普通人与政治的关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我们应该是有责任心的公民，然而，这个时代的大事，经济、政治、技术、核武器等，似乎都被那些专家们垄断了，我是在一种气愤和无望中写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斯蒂文的冷静、自制，确实让人觉得气愤和无望，给人同样感觉的，还有他与他父亲及金顿小姐的关系。斯蒂文的父亲年轻时也是位颇有成就的仆役长，然而，年纪大了，他变成了儿子手下一位普通的佣人。工作中的斯蒂文从不示亲子之情，父亲卧病垂危之际，在阁楼中呼唤他的名字，而他正在楼下大厅里招待一群贵客，伺候一位法国外交官用热水烫脚，仆人传来父亲去世的消息，斯蒂文悲恸于中，但却又继续去检视客人杯中美酒是否足够，心中纵有许多泪，但脸上却仍有笑意，这份自尊，这份压抑，是保守内向的英国人？还是武士道精神下的日本人？真想抓住他，对他怒吼几声！
和金顿小姐，一开始他屡屡有冲突，但渐渐地他心中或许也有一丝爱恋之情，但依据他的性格，最终也只能是让人气愤的无望，虽然金顿对他也有意。那个黄昏，斯蒂文的办公室中弥漫着柔光与阴影，金顿小姐来了，“斯蒂文先生，你在看什么书？”她有些固执，也有些任性，这也是他们唯一一次比较亲密的接触，“她伸出手来，开始很轻柔地要从我紧握的手中取走那本书，她这样做时，我觉得最好把目光移向别处，但因为她离得那么近，我的头只能很不自然地扭着。金顿小姐依然非常轻柔地要取走那本书，她几乎一个一个地掰开我的手指，这个过程非常长，其间，我一直努力保持着我的姿式……”没有读者盼望的出人意料的结局，那只是本普普通通稍有些感伤的小说。长窗帘幕的阴影固然温情，金顿小姐的轻柔固然可爱，指尖的接触固然撩人心意，然而斯蒂文很不自然地扭着的头却是另一回事，他的保持姿式的努力最终取胜，仍是理性与冷静控制住了画面上的一切，“我记不真切我到底说了些什么，只记得我很坚决地将金顿小姐送出门，这个小插曲便告一段落。”
石黑的笔触自制、冷峻、沉着、不煽情。天然生就并自幼承受的日本人的传统心态把英国人内向、保守、自尊升华到了极致。出现在人们面前的石黑白白净净、不动声色、言语间是恰到好处的分寸，他创作的《长日将尽》是为了摆脱给人的“日本作家”的印象，然而所有的创作都不可能完全掩去作家自身的痕迹，斯蒂文的身上不正有着石黑的一份性格一份伤心？但对英国读者来说，对这本书本身的故事的兴趣还是超过他们对作者的兴趣，一九八九年此书获得布克奖时，石黑作为日本人颇引人注目了一番，但到去年，此书再度流行情况就不一样了。去年，Merchant-Ivory电影公司套用《霍华兹庄园》的原班人马，将《长日将尽》改编成了另一部怀旧佳酿，展尽英国之古老气派，在美国创票房最高纪录后回伦敦，场场爆满。我也拥在一群英国朋友中挤着去看这部电影，但心情却总也不能如他们那般痴迷沉醉。这本最冷静的书被改编成极伤感极煽情的一部电影，安东尼·霍普金斯(Anthony Hopkins)的斯蒂文演得果然让人叫绝，结局处雨中与爱玛·汤普逊(Emma Thompson)两人手指的最后相触相离也催落了我的眼泪，然而，那些有关大英帝国昔日好时光的刻意渲染却让我不舒服。什么田园丘野城堡，什么高礼帽燕尾服黑领结，什么精细的瓷器闪亮的银具，什么主仆间森严的等级关系客套的用语恰当的说话态度，太着气魄，反失风流，英国观众能带着几丝炫耀几分失落去重温他们早已不再(或从未真实有过)的神奇旧梦，但石黑创作此小说的原意反而在豪华的场面布景中失落了。电影与小说或许原本便不能等同，更何况，百分之九十的电影观众不知道小说的原作者，更不知原作者是日本人。这又何妨，英国人的怀旧病已入膏盲，只要是药便吃，管他制药者是不是位异乡人！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六日伦敦
英伦文事
恺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