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琴抄》的结构安排像是中国、日本古代的画卷，一幅幅画面自成一体，彼此之间的联系若有若无，没有严格的首尾次序，读者既可以像画面一样单幅欣赏，也可以把各章自由排列组合。这种自然而然的舒卷自如正是前不久去世的日本批评家吉田精一所谓的“对西方反自然的叙事方式构成挑战”的那种结构。《春琴抄》的文字也相当特别，句子像清晰流畅、汩汩不绝的溪流，罕见的标点符号像是溪流的停顿或转折。于是，在西方人那里或许会以惊心动魄的情节取胜的故事，到了谷崎润一郎手里却成了曲尽其妙、余韵无穷的文字，那惊人的故事似乎反倒成了附属品。当然，这也可以说是谷崎润一郎以以逸待劳的手法让人惊心动魄的谋略。
见到《读书》上三联书店出版谷崎润一郎《阴翳礼赞》的广告，赶紧央求三联书店的先生买一本寄到美国来。在欣喜地接到封面设计典雅的薄薄的《阴翳礼赞》中译本之后，马上急着在翻找译者的前言或后记，希望能够看到译者对谷崎润一郎或对《阴翳礼赞》中译本所收文章的介绍。找遍全书，没有。最后在封三一寸宽的折页上看到八行文字：
谷崎润一郎(一八九六——一九六五)日本著名作家。这里所收的散文，散见于日本《中央公论》、《文艺春秋》、《经济往来》等各大杂志，后结集出版。至八十年代累计重版十余次。作者以敏锐的观察力、别具一格的视角，细致生动的描述，剖析日本人的风俗习惯和心理情趣。
读了这段文字，不由得感觉这介绍失之简略。有相当多的日本人和国际上的日本文学研究专家认为，假如谷崎润一郎晚去世几年，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就很可能是他，而不是在一九六八年得奖的川端康成。如此说来，岂不是应当对谷崎润一郎其人其文进行更详细一点的介绍么？但是，等到读了《阴翳礼赞》中下面的一段话，不禁又想，这样简略朦胧的介绍配上略显幽暗的封面或许在谷崎润一郎本人看来很可能不错：
我们到京都或奈良的名寺古刹去游览时，往往会被带领去参观那些深院大宅房间壁龛上挂着的所谓该寺庙珍藏的字画。这些壁龛在大白天也多半是阴暗幽深的，所以看不清字画的图样，只能听凭讲解人的说明沿着黯然失色的墨迹，驰骋着想象的骏马，去玩赏可能是举世无双的绝笔。不过那模糊不清的古画和幽暗的壁龛倒是配合得无比协调，从而使图样的不鲜明不仅丝毫无碍欣赏，反而令人感到这样程度的不鲜明是恰到好处。总而言之，字画在这里只不过是一幅羁留着虚幻的柔弱光线的典雅“外表”而已……(《阴翳礼赞》，第20页)
这是典型的谷崎润一郎文字，优裕，从容，风趣，从译文也可以看出大概。中文的《阴翳礼赞》一书中除了《阴翳礼赞》之外，还有其他五篇文章：论懒惰、恋爱与色情、厌客、漫话旅行和关于厕所。这些文章大致都是这种风格。题目虽然不同，但都是从古今东西文化对比的角度赞美阴翳。建筑，室内装饰、日常用器具、食品、艺术品、风景、相貌、待人接物，总之，谷崎润一郎认为一切有阴翳才好。
谷崎润一郎赞美“阴翳”，认为审美对象和周围的阴翳不可分割，而且在很多时候阴翳本身就是美，消除了阴翳，也就是消除了美，就是所谓的杀风景。这道理似乎平淡无奇、简单之至，但是，简单的道理并不总是易懂、易实行的。拿中国来说，诚然，中国现在主张把古铜器擦得金光闪闪的人不多(据说，连一些学问不多的文物贩子—骗子现在也设法使仿古铜器带上斑驳锈迹和泥土)，但是据报道，中国有些有为进取的地方官员却要砍倒敦煌千佛洞前面的古树(现在这些古树可能已经成了劈柴了吧？)，以改善那里的景观，让游客可以畅快地拍照。不过，这种鲁莽的劲头并不是中国人的专利。在《阴翳礼赞》一文的结尾，谷崎润一郎也谈到日本大阪府的官员为了在一个公园修建汽车道而滥伐森林的事。或许是文章写到了图穷匕首见的关节，谷崎润一郎已经顾不上从容、风趣了：“这种连深山密林中的阴暗也要掠夺一空的做法，是多么愚昧无知的行为啊！长此以往，无论是奈良或京都、大阪的郊外，那些名胜古迹将不再会供群众玩赏，而成为童山濯濯。”(第42页)
一般认为，向以乐于守成著称的东方人在近代拼命追求新奇、明亮、高速，是因为受了满脑子开拓进取的西方人的影响。这种说法听上去相当有道理。但是，仔细想想，这说法也有滞碍难通的地方。比如说，西方国家把古希腊、罗马那么多著名的古建筑遗迹保持原样，尽力以断壁残垣来吸引游客。素来讲究清静无为、听其自然的中国人倒总是忍不住要动手动脚，勤劳不止。先前把雷峰塔扒倒，后把北京的旧城墙扒掉拓展马路。如今，“扒”的运动还没有过去(看看散布北京周围历代有名无名的汲汲可危的塔，以及全国各地被扒得乱七八糟的古墓就可以知道)，“修”的运动又接上了茬。尽管全国到处都有中小学校舍摇摇欲坠，缺乏经费维修或重建，各地却有钱且肯花钱大造或重造古董。可见国人的勤奋和眼光不俗。
在目前方兴未艾的“修”的运动当中，成就最大的当推重修长城，因为修得确实很有成绩，以致人们到八达岭极目遥望，长城旧貌已经几乎看不出来。假如谷崎润一郎活到今天重访中国，看到蜿蜒于群山之中大堆大堆棱角分明的新砖和新砖之间簇新的白色灰泥，他大概要再写一篇《新阴翳礼赞》，而且他说不定还要半是认真半讽刺地问，“难道意大利人就没有技术和资金，把古罗马斗兽场也修葺一新、修得比现代美国足球场还时髦么？”
当然，这都是些现在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假设。且不说一九六五年七月底去世的谷崎润一郎现在不大可能活过来，就是万一活过来而且又有兴致重访中国，他十之八九也会奉行他的“阴翳”主义，不会当着主人的面明确地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
钦佩中国古代文化的谷崎润一郎大约是在三十年代访问中国，访问过北京，可能还有上海。据说他还同鲁迅有过交往。他在同鲁迅往来中都谈了些什么，这大概同李白与杜甫把酒论诗一样有趣，甚至可能还更有趣。这一是因为，与李杜相比，他们离我们更近，我们更有可能明白他们谈的什么。二是，在“如何看待西方文化”这个让二十世纪的东方人争论、苦恼不已的问题上，谷崎润一郎和鲁迅似乎看法截然不同。这两位见解不凡又能说会道的人谈这个问题，一定会谈得很精彩。
近几百年来，东方各国(或广而言之曰，第三世界各国)一直受着近代西方文化、文明的冲击，而这种今天仍然持续不断而且是不断加强的冲击在很多情况下是难以抗拒的。中国尽管早就有味道醇美的烧鸡，但是，在一夜之间，古都北京吃美国烤鸡的人数就超过了吃传统中国烧鸡的人。(这尽管是笔者的猜测，但这猜测大约也不会错得离谱。请问，北京哪一家烧鸡店的买卖像天安门广场旁边的“肯德基家乡鸡”那样买卖兴隆？)问问中国的小孩子是愿意玩泥老虎、布娃娃，还是愿意玩电子游戏，大多数中国孩子恐怕是要选择玩电子游戏，尽管有许多教育专家，其中包括西方的教育专家认为，传统的布娃娃之类的玩具更有利于儿童发挥想象力，更有利于儿童的身心发育。不说别的，玩泥老虎、布娃娃至少不像长时间紧盯电视屏幕那样害眼。但是，这样至浅至明的道理，在滔滔而来的西方文化潮流当中已经变得非常模糊，甚至荒谬了。
东方人抵抗不住西方优势文化的冲击，恐怕不仅仅是人们的口味转换像天气一样变幻莫测，或人们往往像小孩子一样见识短浅，缺乏周密的考虑。在很多情况下，东方人是通过思考加上亲身经历，才对西方文化由不知不识，转向了欣然接受，以至坚决拥护的。这是因为，以科学技术为先锋东渐的西方文化体系在解释、解决一些具体问题的时候，常常像电子游戏一样看得见，摸得着，直截了当，痛快得很。在这方面，鲁迅和谷崎润一郎就大有可聊的。而且，两人大有可能针锋相对地顶起来。
比如说，他们可以在牙齿保健的问题上顶牛。中文里有个外来成语是“武装到牙齿”。其实可以说，随着西风东渐，东方人往往在自觉不自觉间“西化到牙齿”。本来中国人一贯认为，“牙痛不算病”。但是，从不久之前开始(就“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而言)，人们在牙痛的时候也要去医院了，而医院以及牙医是西化的产物。孔夫子据说牙齿很坏，但是，在《论语》和《史记》里，我们没有见到他老人家去看牙医、或在牙齿上花工夫的记载。鲁迅曾经推测，当年的孔子并非拿丰厚版税的富裕作家，可是，他却那么讲究吃，《论语》记载说他“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他大概是有胃病，所以不得不如此。但同样可能的是，孔子是因为牙不好才特别讲究烹调的。总之，不管怎么说，由孔子说到中国本土没有生长出来成系统的牙齿保健观念和技术，这是不会错的。
闲话休提，且说鲁迅的牙。记得鲁迅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他十几岁的时候牙龈经常出血，周围的人不明白其原因倒也罢了，令他感到屈辱和愤怒的是，有人暗示这是因为他小小的年纪就(性行为)不检点的缘故。这事过了多年之后鲁迅写到，后来他到日本留学，在日本看了牙医，牙医给他清理了牙齿，结果才总共“花了几元钱”就解决了出血的问题。因为手头没有鲁迅原著，记不得鲁迅具体是怎么写的了。但他字里行间对中国传统观念的满腔愤怒和对西方干脆利落的医学的全心佩服还是记得清楚的。
但是，鲁迅觉得好的，谷崎润一郎却觉得不好、可笑、可憎。了解牙齿的排列、牙垢、牙结石等因素与牙龈出血的关系，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并对症采取措施，使牙齿的保健跟上现代的潮流，西方的潮流，这在鲁迅看来是近乎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可是谷崎润一郎却另有看法：
文化越是发达的人种，越是重视牙齿的整洁。据说按照牙齿的美观程度，可以推测该种族的文明程度。牙科医学最发达的美国，也就是世界第一的文明国。……本来日本人认为虎牙和稀稀拉拉的黑牙是天然的可爱，反而把洁白整齐的牙齿当成是刻薄和奸诈残忍的表现。因此，从前的东京、京都、大阪等大城市的所谓美人(不，男人也算在内)，大体上牙齿的长相都不好，而且很不整齐。尤其是京都女人的牙齿以污垢见称，这已经几乎成了定论。……此外如老人之辈，由于抽烟薰染，牙齿带有黄色的污垢，变成了栏干扶手之类的象牙色，掩映在疏落的白色斑驳须髯之间，更显得像垂暮之年。这种齿色和肤色十分协调，使人有优悠自在、从容不迫之感，即使由于牙齿脱落而缺少一颗、两颗，也绝不会显得丑陋难看。……即使镶嵌金牙，也应尽量接近天然。如果年老而满口金牙，打扮潇洒，那就正如俗话所说：“年过四十而浓妆艳抹”，变成叫人恶心的怪物了。(49—50页)
谷崎润一郎这一段话应当有点注解。在这一段的上文里，他说到了美国电影明星一个个似乎都是故意龇牙咧嘴，扭捏作态，显示其牙齿整洁。其实，美国不只是电影明星牙齿整洁，穷人、富人大都牙齿整洁。想找到一个牙齿看上去不好的美国人，就像在电冰箱尚未问世时代的三伏天找到一个冻柿子一样困难。细想起来，这真是和呼啸上下的航天飞机一样让人惊奇。又，谷崎润一郎说，他自己的牙齿生来就参差不齐，无医可治。(第49页)
于是，谷崎润一郎在这里穷损洁白整齐的牙齿，赞美不整洁的牙齿，既可以说他是出以私心，也可以说他出以公心。他这套虚虚实实的文学笔法没想到达到了公私兼顾，矛盾统一，左右逢源的政治效果。说他出以私心，是说他为自己护短，也可以说是维护自己的尊严，这虽是私心也可爱。说他出以公心，是说他替牙齿不好的广大群众说话争面子，不属于那种自己超豪华享受，要别人安于艰苦奋斗的自私自利之徒。假如他自己享受了最好的牙医照料，却赞美牙不好的种种好处，这就要另当别论了。据说中国曾经有阔佬家产万贯，却赞美叫花子吃饱了不饿、席卷天涯随处躺卧看蚂蚁上树的惬意生活。在牙的问题上，谷崎润一郎看来没有这么虚伪。
关于美国人的牙，谷崎润一郎还有话说：
总之，西洋人的“文明设施”、“清洁”、“整齐”云云，难道不就是像美国人的牙齿一样？每当我看到那白壁无瑕的整齐牙齿，不知怎的，总会想到西洋厕所里铺着白磁砖的地面。(第52页)
谷崎润一郎如此攻击以好牙为表征的现代西方文明，显然是有些文化情结在起作用，是对西方强势文化的不服气，不用说是有一点“老子也不差”的意思。在近代史上，日本和中国有类似的经历。在上一个世纪，两国都先是闭关锁国，“尊王攘夷”，后来又都顶不住西方的船坚炮利，不得不开放门户，经历一番丧权辱国的羞辱。如果说古今中外都把国家比喻成航船，那么日本就正应了中国“船小好调头”的话，看到大势不妙，及时调头，竟然后来居上，在短时间内跻身世界列强。
船能调头，但船上的人也可以不随着船调头。谷崎润一郎无疑就属于头脑、眼光不肯随大流、坚持向后看的人，是一个文化上的保守派。在全世界一心奔deve1opment(经济开发，经济发展)、一切向前(前＝钱)看的今天，“向后看”、“保守派”决不是好名声。一个人一旦沾上这样的名声，常常也就表示其人其言无甚可观了。其实，至少就谷崎润一郎而言论，他的话往往是很有道理、而且总是说得十分有趣的。比如他谈厕所。他赞美日本古典式的厕所，认为古典式厕所与住房分开，设在绿树浓荫光线昏暗的地方，粪池和茅坑口之间有足够的距离，这样的厕所既实用、又有妙不可言的审美价值。(第129页)
人们如果使用(从西方传来的)抽水马桶，对于自己的排泄物不论怎样厌恶都会看得一清二楚。特别是日本的蹲式而不是西洋的坐式抽水马桶，那盘成一团之物在用水冲掉之前一直紧靠在臀部之下。这样虽有助于发现不消化等症状，对保健有好处，但说句粗鄙的话，我真不希望那云鬓花颜的东方美人在这样的厕所如厕。……
再如谷崎润一郎对中国绘画传统的解释，也讲得合情合理，并不给人走极端或勉强的感觉：
中国的绘画赝品从来甚多，而且赝品之妙，几可以乱真，恐怕这也许不是为了欺骗别人。也许他们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功名利禄，而是以仿古为乐。其证明就在这些绘画虽是赝品，但却制作得十分精妙。如非丹青妙手并具有旺盛的创作热情，确实无法画得如
此维妙维肖。贪婪之徒是绝对不可能做到这点的。……(第87页)
抄谷崎润一郎抄到这里，又在《华盛顿邮报》上看到了与《阴翳礼赞》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一篇报道。该报道说的是，印度东部一世界降雨量最丰富的地方(Cherrapunji)因开发过度，森林毁坏，导致生态环境不可逆转的恶化，成为人造荒漠，以致现在当地人连得到饮用水也有困难。其中一段说：
随着公路网的扩展，人口压力的增加，以及基督教的扩散使当地许多部落民不再把森林奉若神明，先前保护着肥沃表土不被雨水冲走的森林因不断消失，其速度之快，令一些环境保护主义者吃惊。(The Washington Post，“World’ Wettest Place Suffers Drought-like Conditions，”9／22／94，p.A22.)
看到这篇报道，谷崎润一郎肯定要自鸣得意，“吾道不孤”，没想到他的保守主义竟领先于在美国正时髦的环境保护主义。当然，中国人也可以说，咱们自古就有环保的意识，明白“竭泽而渔”的危害，孔子也早就讲过“欲速不达”之类的道理。尽管如此，在中国奉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为新意识形态的摩登时代，孔子的话听上去当然是不合时宜。这里倒也不妨把孔子的老话翻成摩登白话，不是为金钱，也不是为效率，只是为了好玩。那么，比较能够传达孔子原意的翻译大概是，“所谓前进中的问题，并不是无关紧要、可以忽略的次要问题。我们应当常静下心来想一想(stop to think)，以免自以为是大跃进，结果却是后悔莫及的大跃退。”
自然，“大跃退”这个词并不准确，因为它含有退回原处、可以重新来过的意思。其实，世界上这样便宜的事情不多。中国当年“大跃进”“放卫星”成灾，有那么多的人饿死，以后无论采取什么英明措施也不会让死人活过来的。印度或世界各地的生态环境，破坏了就很难恢复，假如不说“不可能恢复”的话。这些政治性加技术性的问题，鲁迅和谷崎润一郎都没有谈，也不是拙文所能讨论清楚的。
(《阴翳礼赞》，谷崎润一郎著，丘仕俊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一九九二年版，4.80元)
丁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