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香港新创刊了一份杂志，叫《香港社会科学学报》，在其创刊辞中有一段话颇能反映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发展的大趋势：“无论是出自学术上的旨趣，抑或是本于国家民族的关怀，不少曾受西方社会科学训练的学者，都试图努力从各个领域的理论基础中，汲取可资应用的学说，从而对本土问题作不同角度的诠释、解答以至建议应走的路向。亦有本土知识分子致力于创建以本土化学理去回应本土的问题。”
本土化，不仅指用西方的学理回应本土的问题，更重要的还是社会科学学理本身的本土化，逐渐建立起中国的社会科学分析架构。这当然很好。不过，对本土化这一理念若不梳理，流于一般的望文生义，则很可能将本土化与世界化人为地加以对立，以为一讲本土化，就是重起炉灶，自立一套。从此可以与洋鬼子对着干，他说黑的，我偏说白的，以此彰显中国气派。海外的我所知甚少，至少大陆学界或从大陆留学西洋的前知识精英中就不乏其人。
任何学术皆非无本之源，社会科学欲本土化，首先要有所化之物。此物非它，乃西方学界多少个世纪积累下来的知识资源。中国的学者扪心自问，我们对人家的东西是知道得太多了呢，还是远远不够？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当我们对西方的学术仅止于口号或大概上的了解，而缺乏学理上的透悟，有何资格妄谈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在这一点上，我倒欣赏《学报》的态度，它是不是哗众取宠地提出一两个口号，而是在追求本土化的同时，实实在在地认真探讨西方社会科学的学理本身。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社会科学尽管是依据西方的历史经验而产生，但思想一经形成，就自有其自身的逻辑和意义，有该学科一般的、形式化的学术规范。这种规范如同球赛规则一样是超越民族和国界的，具有公认的形式合理性，这也是社会科学得以世界化、全球化，不同学派得以互相批评和沟通的依据所在。因此，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不是另创一套游戏规则，拒斥与世界学术对话，而恰恰是在形式上遵守一般学术规范的前提下，在内容上建构具有本土色彩的思想和理论。
《学报》在学术规范化方面作的探索对大陆学界颇有教益。它按照国际一流学术杂志的通行审稿制度，拟刊稿件由主编聘请两位不具名的著名学者担任评审，评审意见与作者见面，以便作出进一步的修改和补充。《学报》给我的另一个突出印象是，所刊书评皆遵循国际学术评论的一般规则，以严格的学术规范和冷静的理性精神检讨著作在学理上的得失，尽管评论水平参差不齐，但一本挚诚追求本土化的杂志，如此躬行国际化，与国际学术规范接轨，内中的意蕴令人回味。
在世界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本土化，二者之间就无所间隔了。像《学报》第三期作专题探讨的三、四十年代以吴文藻、费孝通为代表的燕京社会学派，其学术上的成就举世公认，它为中国学术的本土化提供了很好的范例。本土化是否合格，不是以我们自家的尺度来衡量，而应该以国际通行的尺度来衡量。费孝通独具本土风格的社会学理论赢得了那么多的国际声誉，得了那么多的国外社会学大奖，说明愈是本土的就愈是世界的，本土的成果是否有意义和价值，不能自我检验，自家说了算，只有放到全人类的文明系列中加以定位。
或许有人会责问：你所说的世界化还不是西洋化么？这不是鼓吹学术上的西方中心主义么？确实，社会科学滥觞于西方，国际通行的一般学术规则迄今为止大都是从西学这一特殊文化中抽象出来的。但是，倘若我们进一步追究，所谓的“西学”实际也是一种抽象，即便笼统言之，近代以来的“西学”也有欧陆学派和英美学派之分，它们之间在学术风格上的区别就未必比与“中学”的差别来得要小。近来海内外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从某些方面来说，中国文化与欧陆学派之间的亲和性要超过西学这两大学派之间的亲和性。形式化的学术规范是一种不成文之“法”，它并不以某家某派的价值标准作为永恒的尺度，而是在不同的学术流派的交流对话之中自然形成的。当代国际通行的学术规则，首先是西方的欧陆和英美两大学派相互沟通的结果。随着更多的非西方国家文化加入世界学术对话圈，更多的学术流派进行多元的对话，一方面在内容上将丰富社会科学的理论，另一方面也将在形式上促进学术规则的变化和更新。
明白了这一点，反过来的道理也是一样：愈是世界的，肯定也愈是本土的。食洋不化，只会拿西洋的理念裁剪中国的经验，世界未必承认你，认你为一家；唯有将人家的理念“化”为本土的东西，重建一套分析架构和解释框架，对洋人的因袭之论作出富有挑战性的回应，人家才真正认你服你，你的学术成果才真正具有国际性、开放性，成为世界多元学术中的一大流派。
在《学报》第三期中，苏国勋以社会学为证提出，在西方，美国为代表侧重方法的科学社会学和欧陆为代表侧重本体的知识社会学这两大社会学类型分别有其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形而上哲学基础。中国尽管还没有成体系的社会学理论，但未来的中国社会学的理论预设将是集本体论和方法论为一体的、以追求天人合一的统一之“道”而建立起来的形而上学基础。这是一个颇有意思的假设，它可能揭示了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风格的历史文化前提和资源所在。未来的中国学术是否将以这样一种风格流派与欧陆和英美学派对话，当然还有待于时间的验证，但我以为，如果我们的社会科学在本土化方面要有所突破的话，其可能性的突破口也许在“中层理论”层次，即类似费孝通的社会学理论，面对的是关于中国特殊的经验性问题，在具体的解释框架和分析架构方面建立自己的操作性理论。当这些“中层理论”的积累越来越多，也同时意味着本土化的程度在日益提高。当相当数量的成功范例为国际学术界所接受和认可时，就有可能形成我们自己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学术流派，从而为寻求它们背后共同的形而上哲学基础和文化预设提供经验的证明。当然这肯定是二十一世纪的事了，但却需要全球的华人学者以自己的理论自觉从当下做起。
(《香港社会科学学报》，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许纪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