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集国人西方美学研究之大成，在“新时期”着实起到了美学“启蒙”的历史性作用，竖起后人难以超越的里程碑。但满足之余也难免抱憾：该书写到本世纪初便止步了。以后，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三联书店)，从文论角度填补了我们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研究上的一个空白，影响颇大，但限于当时的条件，许多相关美学问题还来不及进一步梳理。张法的《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从古典美学精神在现代的破碎和演变入手把握，不失为中国学者撰写的一部富于见地的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史研究专著。至于国别美学(诗学)研究方面，近年有盛宁的《二十世纪美国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版)，其特点在见解独到、论述严密、资料娴熟和语句平易等，可以帮助人们浏览西方美学的个别景观。但这两部书毕竟属个人著作，容量较为有限。读者若想了解更具体、多样和详尽的情况，自然就不满足于此了。
　　进入九十年代，当“美学热”转冷时，朱立元经过十多年翻译、著述和教学准备，续完《西方美学史》，率领青年学人张德兴、马驰、包亚明和沈勇同心协力，写作四载，终于使这项工程的第一幢大厦矗立起来了。
　　翻阅这书可以看出，它并没有简单地沿用《西方美学史》的套路，而是在继承它以及同时代人成果基础上，根据二十世纪美学发展的具体情况，作了新的理解和处理，表露了思考的深度和独创性。将二十世纪美学统称为“现代美学”，而把之前的一律定名为“古典美学”，并着力阐释两者的联系和差异，这就体现出新意，使整个西方美学的发展脉络完整而清晰地显示出来。
　　同时，它在思路和体例上显示了高度的联系性和完整性。不是孤立地讨论现代(二十世纪)西方美学，而是先上溯到十九世纪中后期，从唯意志主义和心理学美学寻根探源，为理解二十世纪的新变化埋下了伏线。接下来从世纪初初创期、三十至五十年代多元发展期、和六十年代以来后现代期三个时段展开详尽分析和评价，就顺理成章了，比较贴切地把握了现代美学的演化线索，有助于人们整理关于种种“主义”的纷乱印象。
　　我在读这书之初就想，著者们对西方美学该会作怎样的理解和评判呢？是否会像某些人那样，要么似乎无保留地予以认同，要么索性不加区分地一笔抹煞？好在他们并没有落入俗套，而是在大胆地肯定的同时又冷静地作出批评。如在分析解构主义美学时，一面展示其重大“理论贡献”，如动摇整个传统哲学的语言学基础，发现本文的无始源性和开放性，以及提升阅读过程的地位和突出读者的创造性等；一面又尖锐地列数其无法弥补的“缺陷”，如过分强调隐喻的作用，彻底否定语言的可靠性，盲崇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并不无辛辣地讽刺说，“他们怀疑颠覆一切的结果，是连自己(包括解构理论)也被怀疑、颠覆了”。重要的是，这种辩证分析是基本贯穿于全书始终的，从而表现了研究者的理论素养和分析评判能力。在这样的基础上，在“结语”中总结现代西方美学的十大特点，肯定其“对传统美学的超越与推进”，“是美学科学的巨大历史进步”，就是基本成立和可信的了。这既现出力排众议的胆识，又见出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不过，这样说并不等于他们的观点就完全不会引发异议了。当把现代西方美学分作“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线索时，这里的“人本主义”其实已具有了与经典“人本主义”相对抗或区别的新义，所以改称“非人文主义”(如结构主义)和“反人文主义”(如存在主义)或许更合适。同时，正像西方和中国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语言”在二十世纪西方美学中取代“理性”而扮演着‘中心”角色，导致“语言论转向”，种种美学都不同程度地具有了与经典“认识论美学”相区别的“语言论美学”的特点。而这在书中虽有涉及，却没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和阐释。当然，这毕竟只属于学术观点上的见仁见智问题。
　　我觉得，这部书在前人基础上对二十世纪西方美学作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是我国西方美学研究达到新水平的一个标志，称得上《西方美学史》的成功“续作”。
　　　
　　(《现代西方美学史》，朱立元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29.40元)
　　品书录
　　王一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