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峻的阶级斗争，人为地夸大了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一种急切地与简单地解决一切问题的心态，自古已然于今犹烈的价值标准的单一化与泛道德化，形成了一种凶猛峻急的文风。盖有年矣，凶猛的文字易于赢得喝采，平实的立论难于光明正大；“刺刀见红”的诛心能够大义凛然，剔微梳繁的分析则显得窝窝囊囊；把一个好人论述成王八蛋的爆破大言听起来“震聋发聩”，替一个被误解的人辩白几句似乎不能不诚惶诚恐——一句话，人们惊服于一杀一大片的“精神原子弹”，却忘却了精神上也与物质一样，更需要的是精神食粮——也包括治疗伤风泻肚常见小病的药片。
　　凶猛之论的一大特点说白了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喝着参汤作发扬艰苦朴素光荣传统的报告，带着浩荡的豪华车队去访贫问苦，儿子拿了绿卡后再提议限制出国，或者跑到海外去指责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独立人格，入了外籍后来教导我们应如何爱国……”
　　葛剑雄的文章《乱世的两难选择》里描绘的这种荒诞嘴脸我们是感到太亲切了。譬如，最近还有人著文批评中国的作家“太聪明”，因为他们没有在例如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时候挺身而出，拉住决策人的手。
　　乱世治世其实只是相对而言，邦的有道还是无道，有百分之几十的道，各人看法不会相同。世即使乱一点也还有黎民百姓，百姓还要生活吃饭穿衣娶媳妇生孩子；还有士人，他们也只能做、确实想做一些应该做与可能做的好事。安徒生写过一个童话，说是有一个墓碑，墓碑上写着：“这里埋葬着一个大政治家，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当选为议员；一个大文学家，但是他还没有写作一本书；一个大科学家，但是他还没有做出任何发明……”(大意)这种悲哀，不能不使每个愿意有所作为而又“生不逢时”的先生透心冰凉。
　　人无法选择自己出生的时机，每个人只有这一辈子。他们怎么样选择自己的活法呢？各人处境不同，条件不同，自就是百花齐放，各有千秋，而又殊途同归，务求点滴归于公心。于是隔岸观火或者隔代观火的凶猛者说了：或者是烈士，或者是叛徒，二者必居其一——这种两分法硬是不给士人留一条活路。
　　所以庞朴先生最近倡一分为三之说，读之大悦。再读葛氏论冯道的文章，我欣喜于愈来愈多的人知人论世采取着更加实事求是通达明理的态度。我在关于魏晋名士以及李香兰的文章里所说的无非也是这么一个道理：乱世或准乱世，人多数也还是要活。烈士与叛徒之间，并非就再没有选择的余地。一可以分为二，也可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的处境并非只有一种，价值观念也不可能只是一把十六两的老称。最后，我们当然尊敬烈士，但是不等于我们的理论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地专门要大家活不成。凶猛而又欺世的大言啊，什么时候能够被更多的人看得透一些呢？
　　说《读书》
　　王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