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五四运动发生之前，傅斯年因为积极参与鼓吹新文化运动，已经在知识界享有盛名。他在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支持下主持创立的新潮社，确定以“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作为刊物的宗旨。傅斯年旧学根底深厚，很早就颇得许多著名国学大师的器重和赞许。然而在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他却以十分激进的立场摇旗呐喊，推波助澜，在当时的青年，特别是学生中形成了相当大的影响。对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比，他曾经指出，“人类文明的进化，有一步一步的阶级，西洋文化比起中国文化来，实在是先了几步”，“我们须得赶他。”他又说道，“因为中国文化后一步，所以一百件事，就有九十九件比较的不如人，于是乎中西的问题，常常变成是非的问题了。”
在批判中国文化传统的积弊时，傅斯年当然带有一些偏激的情绪，如甚至说“极端的崇外，却未尝不可”但他重视对于国民传统心理的分析，还是有见地的。如他指出，“专制政治最能消灭个性”(71页)，“中国人所以到了这个地步，不能不说是受历史的支配。专制之下，自然无责任可负；久而久之，自然成遗传性。”“中国人的民族是灰色的”，根本原因其实在于千百年来专制政治的黑暗。(70页)
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之后，傅斯年连续致书鲁迅，盛赞这部推进思想革命的划时代的作品。他随即以《新潮》为阵地，接连组织稿件，对“那些‘戕贼人性以为仁义’的宗教名教”发动批判。他在一九一九年四月发表的《一段疯话》一文，直接赞美鲁迅笔下的“狂人”，认为他“对于人世的见解，真个透彻极了”。傅斯年接着写道：“疯子对于社会有一个透彻的见解，因而对于人生有一个透彻的觉悟，因而行事决绝，不受世间习俗的约束。”“文化的进步，都由于有若干狂人，不问能不能，不管大家愿不愿，一个人去辟不经人迹的路。”他所说的“狂人”、“疯子”，其实是对社会历史文化具有异常清醒的认识的“未来社会的制造者”。傅斯年深以“自己不配当疯子”为憾。然而他渴望“跟着疯子走，——走向光明去。”(73—75页)
傅斯年在五四时期也曾讨论社会改造的方式方法。他说过，俄国革命“是现代应当有的事情，将来无穷的希望，都靠著他做引子”。(84页)可以看到，他的观点，明显受到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的影响和启发。李大钊的另一篇文章《庶民的胜利》中所谓“劳工主义战胜”的思想，也曾经给予傅斯年启示。傅斯年甚至以为这是“未来的光明”之所在。他写道：“世界的将来是劳动主义，是工本主义。”针对军阀政府的专制统治，傅斯年提出了“去兵”的口号。他认为，“兵，是专门制造阶级的”，“兵是旧政治、旧社会，恶政治、恶社会的结晶核”。对于军阀专制，可以采取和平请愿的方式。一次请愿不听，两次；两次不听，三次。倘若军政老爷们永远不听请愿怎么办呢？傅斯年说：“我们像辛亥年的办法来一下，再向俄国学个乖”，便“不愁他不听了”。(85—86页)人们可以发现，傅斯年的社会改造思想有积极的一面，当然是并不彻底的。他曾经深刻解剖自己和自己的同一代人，沉痛地说道：“我们自己以为是有新思想的人，别人也说我们有新思想。我以为惭愧得很。我们生理上，心理上，驮着二三千年的历史——为遗传性的缘故——又在‘中国化’的灰色水里，浸了二十多年”，“我们只可说是知道新思想可贵的人，并不是彻底的把新思想代替了旧思想的人。”(89页)正是以这样的思想背景为条件，傅斯年在五四以后走上了他自己的道路。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动荡，使得中国传统学术得到了全面更新的条件。傅斯年自五四时期创立新潮社起，就逐渐成为近代学术新潮流中极富个性的代表人物之一。很早以前他就曾经主张，应当正视“中国所有的学问”长期“为历史上种种势力所束缚”的事实，他认为，只有以“没有功利的成见”为前提，“不愿把自己的理性屈服于前人的权威之下”，才可以“开辟这些方面的新世界”。(99页)他始终力主运用某些自然科学的方法来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在创办和主持原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学术实践中，他的学力和学识都得到突出的展现。这一在中国学术史上必然占有重要地位的学术机构，当时延聘了许多著名学人，也培养了一批青年学者，在连年战乱的条件下，以极其顽强的精神，从事着可敬佩的科学工作。而傅斯年本人所主持的《明实录》校证以及对内阁大库、军机处档案的保护和整理，则可以说为历史学的进步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被称作“近年来中国历史研究经过上的重要文献”，被认为具有“奠定了中国现代历史学的基础”(劳干先生语)的意义。在这篇文章的末尾，他提出了这样三个口号：
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起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
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
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的正统在中国！(106—107页)
他在一九二八年提出的这些主张，曾经长期成为一批杰出学者遵循的工作准则。
傅斯年有关“以自然科学看待语言历史之学”，要把历史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使之成为“客观的史学”、“科学的东方学”(145页)的主张，他关于“新材料的发现和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138页)的观点，今天看来，仍然有值得肯定的价值。他关于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某些具体见解，例如“中国的史前史原文化本不是一面的，而是多面相互混合反映以成立在这个文化的富土上的”，以及应当重视“中国古代文化之海滨性”，海滨文化“正是组成周秦时代中国文化之一大分子”(126页)等，正不断得到考古学发现的证实。
傅斯年在政治上依靠国民党，但亦不是没有可称道之处。孔祥熙在任行政院长、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十一年间，贪赃枉法，毫无忌惮。傅斯年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身份，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五年连续对孔祥熙进行公开的揭露和抨击。一九四四年九月七日，他不顾陈布雷按照蒋介石意旨提出的劝阻，在国民参政会对孔祥熙提出质询。他说，“官吏不能做买卖，曾有法律规定，就是官吏不能直接经营商业，因为官吏经营商业可以利用政治特殊权力做到普通商人不能做到的事。”而“孔兼部长办有祥记公司”，“近又继续成立广茂新商号，此由孔家经营之”，要求政府予以“清查”。傅斯年又针对中央银行的性质提出质问：“这个银行究竟是国家一个机关，抑是私人的结合？”他并且就黄金问题和黄金储蓄券问题方面的营私舞弊行为，提出，美国借给的黄金，“不能枝枝节节为个人发财之用”，黄金储蓄券也不允许用以“对国家大员行贿”。他随即严正地表示：“我刚才的询问对本会负责，对会外也负法律责任。”傅斯年的质询一时引起轰动，蒋介石通过侍从室调看质询原稿，并亲自宴请傅斯年，欲为孔祥熙说情。然而傅斯年拒绝了蒋的暗示，当时言辞不免激动，在座的人都为傅斯年担心，蒋介石也为之动容，但仍然不得不委派专人进行查办，最后只得免去了孔祥熙的一切实际职务。(276—280页)
一九四五年六月，宋子文接替孔祥熙就任行政院长，巧取豪夺，超过前任，一时民怨沸腾。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五日，傅斯年在《世纪评论》上发表了《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对宋子文任行政院长期间的恶行进行了公开的猛烈的抨击。傅斯年通过“物必自腐，然后虫生”的哲理分析了政府失去民心的根本原因。他写道：
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
这种“自蚀运动”，是导致一个政权迅速走向败亡的直接因素。傅斯年说：“今天政治的严重性不在党派，不在国际，而在自己。”他还指出，“要做的事多极了，而第一件事便是请走宋子文，并且要彻底肃清孔、宋二家侵蚀国家的势力。否则政府必然垮台。”
傅斯年提出政治力量的“自腐”与“自蚀”终究要导致覆亡的见解，体现了一个历史学家的责任。他敢于冲犯一部分既得利益阶层的勇气，固然有当时的复杂因素，但也应说来自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传统的政治品格。正如傅斯年自己在致胡适的信所说到的，“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哉？”他认为，正是这种政治道德和政治责任心，构成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文化支柱，“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持纲常者也。”(280页)
一九四五年七月，傅斯年参议员作为没有党派关系的文化名流，与黄炎培等一行六人飞赴延安，就抗战胜利后国家的政治方向，与中共领导人接触。傅斯年与毛泽东有五四时期的旧交，于是单独交谈一夜，情颇融洽。在谈话时，毛泽东称赞傅斯年五四时期的活动，肯定了他在反封建斗争中的贡献。而傅斯年则回答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临别时，傅斯年向毛泽东提出想要他的一幅亲笔题字，以志留念。毛泽东欣然应允。在延安机场为他们送行时，毛泽东将一幅亲笔题词面赠傅斯年。登机后，傅斯年展示这一条幅，看见上面书写了北宋诗人钱惟演的诗句：“不将寸土分诸子，刘项原来是匹夫。”(240页)看来，这或许就是毛泽东对傅斯年关于“刘项”的比喻的回答，同时，也反映出政治家和学者心灵上的某种沟通。
傅斯年的人生实践中，有主持教育行政工作的经历。他执教注重节操的培养，要求后学“看破生死”，“自己为众人而生存，不是众人为自己而生存”。(268页)在人们谈论“国宝”的价值时，他曾经说：“这些国宝皆是人造的，我们总要给我们的子孙留下一个更为世界贡献文化的凭借，这即是国民的人格。”(217页)指导治学，他强调“不以空论为学问”的原则(96页)，并且提倡“开创性”，主张“中西互证，左右逢源”，教学于是有“大气磅礴”(杨向奎先生语)的美誉。他正值五十五岁的壮年，是在一次会议上作有关教育问题的讲话时，迈过人生道路的最后一步的。他担任的最后一项职务，是台湾大学校长。当有人指责台湾大学优容共产党时，傅斯年两次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予以驳斥，他写道：“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357页)他的最后一次讲话，在重申自己的办学原则和育人理想之后，又情绪激昂地说，“对于那些资质好、肯用功的学生，仅仅因为没有钱而不能就学的青年，我们是万分同情的，我不能把他们摈弃于校门之外。”(358页)
(《傅斯年：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岳玉玺、李泉、马亮宽著，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三月版，9.60元)
王子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