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绅”作为一个阶层概念的提出大概可以追溯到费孝通与吴晗先生在《皇权与绅权》一书中所做的经典研究。这本集子中的文章认为“士绅”做为独立于王权的势力掌握着特殊的“知识”，一方面，“知识”的占有成为“道统”分化出来的依据；另一方面，“知识”占有类别的差异性又使士绅的社会分化成为可能。可惜的是，由于政治环境变化和学术范型的转变，士绅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几乎成为绝响，以至于“墙里开花墙外香”，五十年代以后却在西方汉学界渐成显学。曾经长期活跃于美国学术界的萧公权、张仲礼、何炳棣等学者曾把基层中国视为一个“乡绅社会”，认定士绅在中央与基层的沟通中起着相当完整和重要的中介角色。起始于这一背景的士绅研究，颇关注于士绅在十九世纪的构成状况及其收入情况，和作为国家—基层中介人的社会流动与分化的格局。七十年代以后的美国学者如孔飞力、杜赞奇等人尽管试图超越“乡绅社会”的分析构架，但他们仍以“双重经纪人”的角色定位士绅阶层在国家与社会中的作用。
　　然而正如《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一书的作者所分析的那样，上述研究无论是把士绅视为一种地方保守势力，还是颇能顺应潮流的趋新阶层，由于局囿于区域研究和个案统计的视野之内，都尚不足以揭示晚清士绅演变的群体趋向，因而在分析和探讨其分化重组的途径局限以及对近代社会变迁的影响方面并不能完整地展示士绅从“传统”向“近代”的演化过程。
　　为了超越以往研究的阙失面，《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的作者紧扣住两条线索展开讨论，即把“传统内变迁”与“近代化变迁”的交织互动视为士绅演变的双重动力和表现。从“传统内变迁”的角度看，士绅只是一种身份，而不是可带来稳定收入的职业，所以他们的角色首先应是在一种历史形成的框架中发生变化。比如他们在内忧外患期间常常以团练自保乡里的身份兴兵自卫，同时有可能借助这种途径吸收外来的文化因子，促成自身角色的变化，“湘军”的形成就拥有这样的特点。而原处于四民之首的“士”与处于四民之末的“商”之间的互通流动，也可说是起步于“传统内变迁”。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外力的渗入造成了清政府政策的巨大转变，新政的实施无疑会改变士绅的角色作用，并使他们逐步逾越出“传统内变迁”的范围，由士绅控制的地方文化教育、经济活动以及绅权组织和设施的社会功能就会相应发生转型。
　　沿着“传统内变迁”与“近代化变迁”的互动双重线索，作者分别考察了士绅与团练、精英教育、绅商、民权宪政运动、共和革命的关系。书中对以上一些典型历史横剖面的选择，基本上概括了近代变迁的具体内容和各个侧面，以此横剖性框架来透视绅士的作用，确实具有较全面的研究特征，加之作者在论述中尽可能作统计分析以展示全貌，并辅之以个案描述提供足资信赖的例证，所以比较客观地再现了晚清士绅群像。
　　全书的最后一章，对士绅与近代变迁的关系乃至中国近代化受挫的原因等问题作了总体性探讨。在解答这些问题时，作者特意择取日本幕末和明治时代的武士为参照系统，书中每章在述及一个横剖面变化时，都会延伸至日本武士阶层的动态进行比较，这种对比方法也区别于以往的士绅研究。
　　以横剖面的手法揭示士绅角色的功能转化与流动无疑有利于揭示士绅变迁的总趋势。但是在如此短的篇幅内设置这样大的分析框架也会使人有意犹未尽的感觉，似乎士绅角色的步步迁徙基本都被涉及到了，而士绅在基层社会中的具体功能作用却被淹没于总趋势的宏观走向之中，因而有略而未详之憾。这恰恰又是以往区域研究可以弥补的。本书提示我们如何把握宏观研究与微观细部相结合的分寸尺度仍是需要进一步研讨的课题。
　　　
　　(《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兼与日本士族比较》，贺跃夫著，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月版，16.80元)
　　品书录
　　杨念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