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纽约时报》社论委员卡尔·梅耶统计，在美国大小报刊上写专栏文章的作家大约有一万五千名。这包括定期(一周两三次)为主要报纸写稿的，为专栏辛迪加写稿而由它像通讯社一样发给全国各地报纸订户采用的，这样比较有影响的专栏作家约占二百名左右。其余都是一些为地方小报写稿的，内容有轻松的幽默小品，社会名人动态，体育消息，影剧图书评论，桥牌象棋烹调园艺等等……美国一共约有一千七百份日报，二千四百份周刊，一万四千份通讯，四千七百份杂志，三千份专业国际期刊，九百份外语期刊，再加上不知多少份的学生报刊，所以专栏作家人数估计至少为一万五千人。
不过从影响而言，专栏作家的全盛时代应该说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五十年，尽管在这以前，美国新闻界已出现了在文坛享有盛誉的专栏作家如马克·吐温、门肯、拉德纳等，但是要谈到作为舆论的导向和对政治的影响，还是从三十年代开始崭露头角的几位有pundit之誉的专栏作家李普曼、赖斯顿和艾尔索普等最具有代表性。
李普曼二十六岁上就充当威尔逊总统的随员，去巴黎参加凡尔赛和会，威尔逊著名的“十四点计划”就出诸年纪轻轻的李普曼的手笔。他后来出版《公共舆论》一书，成了新闻舆论界的一部圣经，而他本人则先为《纽约先驱论坛报》后为《华盛顿邮报》一同撰写两到三篇专栏文章，栏名“今天和明天”，时间长达三十六年，直至一九六七年五月，这个专栏并由辛迪加(即特稿通讯社)发给全国二百多家报纸订户刊用。他的专栏文章纵论天下大事，国家政治，外交政策，成了美国朝野(包括总统在内)早餐桌上的必读。究竟他的见解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美国统治阶层的利益，或者美国政府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他的影响，这就很难断定了。美国历届总统对具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又敬又畏，感情可谓复杂。即使像尼克松那样因经常受到舆论界的挖苦抨击而恨之入骨，甚至把他们列为“仇人名单”，但实际上也无可奈何，最后还不是因水门事件曝光，被舆论轰下了台，这只能怪他愚蠢无知，不识现代舆论的作用。他的前任约翰逊就比他聪明多了，也许可以说约翰逊是所有总统中对专栏作家最为“崇敬”的一位了。在一九六四年年初一次白宫新闻发布会上，他老远看到李普曼也出现在记者群中，就急急忙忙走下讲坛过来同他勾肩搭背，高声向大家说“这位先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新闻记者，他是我的朋友！”的确是这样，从提奥多·罗斯福以还，美国的历届总统都很注意与新闻记者的关系的，你说拉拢也好(如约翰逊)，说尊重也好(四十年代初斯诺从中国回美，富兰克林·罗斯福还邀他到白宫长谈，了解远东情况)，这中间最受重视的当然要推李普曼了。甚至粗汉赫鲁晓夫一九五八年还邀请李普曼夫妇到乌拉尔山间打猎，顺便讨论冷战解冻的途径。《纽约时报》六、七十年代驻欧洲首席记者苏兹伯格几乎每天是在同巴黎政界要人一起在俱乐部里喝酒吃饭、玩桥牌打高尔夫球的，可谓来往无白丁。难怪赖斯顿访华时要求单独访见总理而被告知尼克松不日来华届时可以同其他外国记者一起受到接见时，他不免感到受到冷落而不等尼克松就返美了。
如果专栏作家也可以像流行歌星那样列出“排行榜”的话，赖斯顿当是继李普曼之后美国最有影响的专栏作家了。赖斯顿原任《纽约时报》驻华盛顿记者，后任该报驻华盛顿分社社长，同时为该报撰写专栏。他的专栏的分量有多重，可以据另一位著名专栏作家却尔兹的估计来说明：赖斯顿一人的影响抵得上三位参议员。不过赖斯顿还有一点胜过参议员的，参议员是选出来的，有一定的任期，而专栏作家虽然不像英国上议员那样是终身的，但只要一天不停笔，影响就不会下台。这大概是美国总统对那些著名专栏作家既讨嫌又敬畏的原因吧。六十年代《纽约日报》编辑部人事调动，有意调赖斯顿去纽约任总编辑，另派人接任华盛顿分社社长，赖斯顿宁可交出分社社长职位，专门撰写专栏文章，而不愿就任总编辑，由此可见专栏作家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与李普曼隔一天轮流在《华盛顿邮报》出现的另一位有分量的专栏作家是艾尔索普。艾尔索普兄弟，约瑟夫和斯蒂华于一九四六年一起辟专栏，十年后分手，各写各的。兄长约瑟夫战时曾驻重庆，可以说是个冷战中的著名鹰派，李普曼反对越战，他则赞成越战。当初肯尼迪就是因为相信了他的美国在导弹差距中落后于苏联一说，在上台后大力增加国防开支而引发一场空前的军备竞赛的。专栏作家的这种聒噪不休，往往会使顾忌舆论影响的当政者不得不作出适当的反应。约翰逊某次下令增派美军五万名去越南时，就有人听到他在咕嚷：“这一来总可以让乔伊·艾尔索普安静一会儿吧。”
在冷战极盛期间，华盛顿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专栏作家不是美国的著名报人，而是一个名叫佐尔札的波兰流亡人士。他每周一次在《华盛顿邮报》写一专栏，专门分析苏联政局。当时这种分析苏联政局的新闻也好，研究也好，都成了一门学问，名叫“克里姆林宫学”(英文为Kremlinology)，这是仿“犯罪学”(criminology)一词而创造的一个政治学新词。而佐尔札可以说是克里姆林宫学者中的佼佼者。他一无情报来源，二无秘密联系，但是分析起苏联政局来却头头是道，鞭辟入里。他依靠的完全是在波兰期间受的“政治教育”和“新闻熏陶”，因此单凭他在美国能够公开读到的《真理报》、《消息报》等苏联官方报刊，就能从字里行间，正话反读之中找到蛛丝马迹，嗅到风向变化，这比一般美国记者和学者的充满主观愿望的单纯瞎猜要准确多了。后来中央情报局还聘请他去为他们培养分析人员，他的讲授方法很特别：先发给学员几份苏联报刊，作为家庭作业来预习，上课时出题叫他们逐个分析，然后他作总结示范。不过天不假年，冷战没有结束，他就因病早逝了。如果说赖斯顿一人可抵三个参议员的话，那么说佐尔札一人可抵国务院半个政策研究室，恐怕也不过分。
谈到美国专栏作家如果不提一下三、四十年代大名鼎鼎，或者说臭名远扬的瓦尔特·温契尔就是不完全的。温契尔可以说是美国典型的流言蜚语的专栏作家了，生前曾红极一时，炙手可热，人人惧怕，但是到临死前的近二十年中他已为人所遗忘。温契尔在二、三十年代为纽约两家小报开创流言蜚语栏的先河，专门揭发名人隐私，凡是他们的婚姻、疾病、经济等私生活问题都成了他笔下的材料，不管这些“事实”有没有核实或者这样曝光会对当事人带来多少麻烦和可怕后果。后来他除每天一篇专栏以外，星期天晚上还在电台上作广播，最盛时期他的读者和听众估计有五千万人，即三分之二的美国成年人。他这种用耸人听闻的方式，把新闻、流言等融为一炉的小报作风尽管为识者所不齿，却迎合了一般民众的猎奇心理，因此至今流毒不散，并有“infotainment”(即新闻与娱乐的合成词)之称。但是随着战后小报的逐一关门和电视的出现，温契尔终于趋于没落而为人所遗忘了。一九七五年他在加州去世，仅有一人送葬，与当时的煊赫无法相比。
电视的出现，不但结束了温契尔这种专栏作家的生涯，而且也在李普曼、赖斯顿、艾尔索普之后出现了后继乏人的现象。现在美国虽然号称仍有一万多名专栏作家，但是无论从声望和影响来说都已无人能继承他们的衣钵了。当然，在电视方面确实出现了一些比较有影响的新闻评论员和节目主持人，如已退休的克朗凯特和继任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地位的丹·拉瑟，但是荧屏形象和镜头究竟不及文字分析有深度和印象持久，这也许就是像《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那样的大报每天仍在社论和读者来信版的对页保持专栏页的缘故(顺便说一句，读者来信栏刊登的也都是读者的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意见和看法，而不是对营业员服务态度或工程设施质量的鸡毛蒜皮的诉怨)。
美国的专栏作家怎么能够长久维系自己在读者中的地位？原因当然很多，最主要的恐怕是他们多方面地反映了读者的意见和想法，说出了读者想说而不知如何说的话。但是李普曼的一段自白，多少说明了其中的一个“诀窍”。六十年代他在一篇专栏文章中谈到，有人问他，你常预测世界大事，万一没有言中怎么办？这个老油子(恕我不恭)却坦率地说，他只作悲观的预言，而不作乐观的预言。因为作了悲观的预言，万一没有言中，结果很好，大家皆大欢喜，就不会有人再去记得你的悲观预言。若是不幸而言中，那么大家都会更加信服你，而你就可以更加振振有词地说“我不是早就说过了？”
一九九五年六月二日
董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