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记不清是听父亲还是听老师说过，西方人对人在喝汤、吃面条的时候发出声响很反感，认为是没有教养的表现。现在看来，也没有必要弄清楚到底是父亲还是老师这样说过了。反正父亲的职业是教师，自然也是天然的家庭教师。而“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我，不知怎地接受了“师道尊严”的旧观念，无论是对自家的教师还是对学校的教师，一直保留着相当多的敬畏之心，所以，就理所当然地按照教师的要求把“喝汤、吃面条发声响是没有教养的表现”的说法跟乘法口诀一起铭记在心了。
后来人长大了，国家也改革开放了，有了直接跟西方人接触的机会。再后来，又到了美国这个不能再“西”的西方国家。通过实地观察发现，老师说的还真是有道理。所谓“有教养的”西方人在饭桌上确实很注意避免在喝汤吃面的时候发出声响。细心的中国电影、电视观众恐怕也早就注意到了，电影、电视上的西方人正式进餐，在喝汤的时候不是端盘子端碗痛痛快快地喝，而是先用汤匙把汤舀起来，再把汤送到嘴里，然后闭嘴吞下。斯文的西方人吃面的时候，也是先把面条绞缠在叉子上，然后送到嘴里咽下。仔细观察他们的吞咽，不知道为什么老是想起青蛙。
通过实地观察得来发现，于是更加佩服老师的教导有方。然而，这种佩服最近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危机。具体地说，造成信仰危机的是一本不久前买的一本减价书，书名是《富士山三十六景：在日本发现我自己》，作者是杜克大学英语教授凯茜·戴维森(Cathy N.Davidsonof Duke University)。戴维森从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四次到日本讲学教英语，爱上了日本。返回美国之后，她还自豪地四处宣扬，她的家是一所日本式住宅。戴维森并不是日本专家。然而，正是因为她不是专家，她对日本的观察和议论也就越发让人觉得亲切有趣。
书中引发信仰危机的那一段文字说的是，在一个新年元旦，她与丈夫泰德一起到一个日本朋友家做客，吃新年荞麦长寿面的时候，他们按照日本的习惯咂咂有声地把长长的面条抽吸到嘴里。
看见泰德和我竟然掌握了这咂咂有声地吸面条的本事，(朋友的)父亲很是佩服。他哪知道，这本事是我们在家里偷偷练出来的。(36 Views of Mount Fuji：On Finding Myself in Japan，NewYork：Dutton，1993，p.142.)
戴维森教授的丈夫也是英语教授，这对夫妻无疑是西方的斯文人。可是，他们非但没有鄙薄吃面出声，反倒要花工夫去偷偷地学！嘿，老师当年怎么没有交代这一层？
于是，不禁感到痛心疾首，后悔不迭。这些年白白荒疏了咂咂有声的吸面条这样从小拿手的技巧。于此同时，一个文化交流的问题也就由然而生。这就是，中国人教导学生注意西方礼仪、不要吃面出声；而日本人则似乎不管那一套，当着西方人的面为出声叫好，这是不是跟中国人与日本人对自己的文化所持有的信心不同有关？
学英语的中国人取一个洋名，许多中国人(包括笔者在内)对此心里总是觉得有些“那个”。直截地说，是觉得有些有碍国格、人格，不舒服。可是，有些洋人本名John K.Fairbank、Andrew Nathan、Jonathan D.Spence，他们却一个个没事人似的自称“费正清”、“黎安友”、“史景迁”，中国人对此倒是能普遍欣然接受。这又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中国人不能按同理欣然给自己取一个洋名呢？这是不是跟文化信心有关？是怕取了洋名就会变成化外之民？或从此有了“崇洋媚外”之嫌？但是，为什么这些颇有名望的洋人以及成千上万没有名望的洋人却不但不怕、反而乐于取中文名呢？他们难道不怕有数典忘祖、“崇夏媚华”之嫌么？
要说数典忘祖，又不禁让人想起中国典故当中的所谓是否“心中有妓”的命题。或许，是这些生活在发达的物质文明当中的洋人也有高超的修行，所以能够心境豁达，胸襟开阔，“坐怀不乱”，不怕同化(汉化、异化)？或许，正是因为他们有了发达的物质文明，所以才能如此神清气爽，了无挂碍？或许，物质文明其实跟精神文明从来就是不可分割的一挡子事？或许，中国人多年来卖劲地把“文明”一分为二地区分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由此自称自己的精神文明独步世界领先全球，这其实是基于自卑的自欺欺人？
日本人我行我素地坚持咂咂有声的吸面条，无疑是坚持传统，好像不是要自欺欺人。“日本人的可贵之处在于，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他们尽力保持了自己的传统，并因而大大受益。”这样的话在全世界都已经被说烂了，成了不再有多少意义的标准“陈词滥调”。但是，日本人是从哪里来的这份坚持传统的自信呢？假如没有一批活人，对传统有相当牢固的自信或信心，传统不用说是坚持不了、也僵持不了多久的，千百年流传的传统可能在一代人或半代人的时间里就“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假如不说“烟消云散”的话。
可以举“读书”的传统为例。千百年来，中国的传统是非常重视读书。“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对这种老话的现代性争议姑且存而不论。但是，这样的话无疑显示，古人认为读书应当是人基本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通往美好生活的门径。日语里面有一个形容刻苦读书的短语是“萤雪之功”，是来自中国的古典。据说，中国人以及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人和犹太人的一个相似之处，这就是东亚人和犹太人都非常重视书本知识的学习。在国外，尤其是在西方的中国人、东亚人当中，重视读书的传统很明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等亚洲人聚居的地方，亚洲人的后裔由于读书好，考分高，假如最好的公立学校完全以分取人，学校就要成为东亚人的天下。于是，地方当局多年来在招收学生的过程中对亚洲裔学生实行直接间接或明或暗的限制，从而造成了广泛的不满。
在美国的亚洲人的孩子、中国人的孩子坚持传统遇到了问题。在中国的中国孩子们可以说是遇到了另外一种坚持传统的问题。据报道，一九九五年的全国高考过后，中国大城市之一的青岛市居然没有一个学生被中国名列前茅的大学录取，而青岛周围教学条件相对较差的地区却不乏喜登龙门者。这项报道尽管有待于证实，但是，中国的城市孩子不如农村孩子肯用功读书，因此，农村孩子往往学习条件较差却能学习领先，这种情况在中国似乎已经不是孤立现象了。换句话说，以后要寻找中国人刻苦读书的传统，恐怕要到中国的农村或西方国家的华人聚居地去寻找了。
或许，中国城市的孩子大多在忙于“欣赏刘德华极富媚力的歌声”(郭正卿，《尴尬的主持人》，《读书》，一九九五年第九期)，所以坚持读书传统的重担就落在了他们农村同辈、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同辈肩上。在中国，要寻找漂亮的按传统技法印染的正宗蜡染土布，要到贵州偏僻的苗寨山村。同样，现在要寻找老《三字经》里所描写的那种坚韧不拔刻苦读书的人，到中国农村去寻找恐怕会更有收获。美国的《纽约时报》不愧“消息特别灵”，前几年就在偏僻的大别山区野菊坳找到了那位姓戴的学生和她的老师。他们在艰难的条件下坚持读书的执着真是让人感动。他们为什么能够坚持读书的传统？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应当说是他们大有可能仍然固执的相信，读书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价值。在“读书无用”的铁证纷至沓来的时候，他们还是相信读书有用，读书好，读书本身就是价值。坚持传统需要信心，这应当说是一个好例。
影响认真读书传统的因素很多，只揪出“对传统的信心”问题，自然应当领受“过分概括化”(over－generalization)之讥。再说，能够影响或左右信心的因素也很多，它们都是什么呢？这样一路追问下来，可以写出至少十八篇博士论文。《读书》杂志恐怕没有兴趣登，读者恐怕也没有兴趣看。最关键的是，笔者也觉得没有兴趣、其实是没有能力写。所以，还是沉溺于无拘无束的意识流，继续胡思乱想最舒服。
于是，忽然想到了张艺谋。
想到张艺谋的直接原因，是有一天看《读书》的时候碰上了这样一段文字：
从后殖民批评的角度来分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得出的模式是“中国第×代导演作为表述者”，“民国初年华北农村富裕家庭院内生活作为表述对象”，“表述给西方人看，重点是给某国际电影奖评审委员们看”。(见《语词梳理：Representation(再现)》，《读书》一九九五年第九期)
在没有受到拷问之前，这里要赶快主动招认：Representation这个语词原先还有点模糊的想法，这么一梳理反倒糊涂了。举三隅尚不能以一隅反，恐怕连诲人不倦的孔子也要忍不住要骂“朽木”了。但是，笔者仍愿意亮出自己的糊涂，希望读者指正。
笔者以为，这里所介绍的对张艺谋导演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后殖民批评，牵涉一种高超的“读心术”。两千多年前的庄子曾经半真半假地报道说，他有个朋友惠施能读鱼的心，可以有把握的判断水中游鱼的喜怒哀乐。对《大红灯笼高高挂》进行“后殖民批评”所需的洞察力，肯定要比惠施的本事高了不知多少倍。因为，人心比鱼心复杂了至少十倍，而张艺谋至少是中人以上，往最保险处说，张心也要比鱼心至少复杂了十一倍。
后殖民批评者显然是认为，张艺谋肯定能读“某国际电影奖评审委员们”的心，否则，他又怎么能投其所好呢？然而，强中更有强中手，后殖民批评者们又能读张的心。如此两重读心写出来的后殖民批评文章，肯定像上帝的话一样丝丝入扣，公允无比，如同末日审判一样无可辩驳。今人也可以向常喜欢装神弄鬼的庄子回敬一条更惊人的消息：“我们二十世纪的能人不但能读鱼的心，而且连鱼它爹娘姑舅叔姨邻居的心也能读。”这实在是太好了。
可惜，这样的好事、好文章，大约像英语里一句常用句所说的那样，It is too good to be true(太好了，恐怕有诈)。就当今积累的大部分中外历史资料来看，“读心术”往往是靠不住的。当代中国人最熟悉的资料显示，读林彪、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康生、柯庆施的心，以及读二百万知识分子、四万万农民的心，天才睿智尚且不时读错，这实在该让我们这些常人提高警觉，不该再过于相信他人或自己的“读心术”。当然，按常理说，文学误读不会有政治误读那样有严重的后果。
除了《红高梁》之外，张艺谋的其他电影，如《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笔者都是在美国看的。据笔者不敢说可靠的观察来看，观看张艺谋电影的美国人，看来一般都是受过比较好的教育、欣赏趣味比较高的人。希望从张艺谋电影当中发现中国的落后野蛮，由此来满足“到底还是老子这边文明”这种前殖民虚荣心的人不能说没有，但是，具有这样低见识的人，会不会跑到电影院去看床上镜头比美国电影少得多、而且大不如美国电影热闹的张艺谋电影，这实在是令人怀疑。或许，这种低见识的人在某国际电影奖评审委员会当中大概很多吧。令人遗憾的是，像许多大理论(grand theory)一样，后殖民批评看来也是精于涵盖宇宙，却疏于提供可证实的具体信息。比如，“某国际电影奖评审委员们”到底是哪国的哪些人，等等。
说实在的，洋人看张艺谋电影很是费力。他们要一面看画面，一面看字幕，因此要一心两用，两眼四用，这实在是不轻的劳动。这些洋人之所以要如此劳神劳力去看张艺谋电影，据笔者的悬测，恐怕是想看看究竟这个中国导演如何表现、挑战死亡、爱情、正义、命运等等问题。这些问题，人类探讨了千百年，却没有得到确切答案，因而也就对它们更感兴趣。依照非后殖民批评观念来看，探讨艺术作品如何表现，应当是文艺批评的正宗本行。因为，把如何表现说出个道理，说明一部作品如何好、如何不好，这很不容易。因此，批评家们的存在才有价值。
按照简单化的批评模式，对莎士比亚名悲剧《奥赛罗》便可以这样评论：“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的一个英国小地主－演员－剧作家作为表述者，表述的是落后野蛮的欧洲大陆某地发生的一件杀妻事件，给英国人、主要是给某些自命不凡的上流社会的英国人看，并以此获得名利。”这样的后殖民批评真是直截痛快，简单明了，而且很难说有什么错。但是，作出这类批评的人恐怕算不得批评家。这种批评方式，很笨的人五分钟可以学会，不太笨的人二十八秒钟之内就可以掌握。批评家可以如此速成，世界上的莎剧批评家要多如恒河沙数，数以亿计了。但是，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最新的统计资料来看，事实似乎不是这样的。
刚才说到后殖民批评直截痛快，换句话说就是说它很犀利，太犀利，可以所向披靡。然而，这种犀利的理论恐怕难免成为它自己太成功的牺牲品。这种理论，仿佛中国当年十分流行的阶级斗争理论，可以解释一切，却不能帮助人认识任何问题。刘少奇闭口不谈论阶级斗争，是心地险恶的证据(“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林彪大谈阶级斗争，大讲政变经，也同样是心地险恶的证据(最后自我爆炸的定时炸弹)。张艺谋拍中国一些“落后”的东西是迎合，张艺谋拍中国“到处莺歌燕舞”当然更是迎合。这种“正过来我赢，反过来你输”式的辩证法绝对是天下无敌，但是其价值如何是值得研究的。
要是这种批评没有价值，不等于没有后果。窃以为，出家在外的人，在体验到自己的艰辛之后，更应当想到家里人的难处。在外轻松的评论，会为在内的人带来甚么沉重的后果？批评家恐怕应当考虑这样的人情问题。因为作为批评家，对所批评的对象不但要有“有同情的”了解，而且也该有人之为人所不可或缺的对人的同情心。
当然，也应当佩服那些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勇敢精神，决心抛开任何人情考虑，以不讲情面的科学态度奋勇求真的人。但是，据科学哲学大师卡尔—波普尔说，一种无法反驳的理论，不可能是有价值的科学理论，因为它不能带来科学知识的增长。
不过，包括文艺以及文艺批评在内的艺术可能永远不会成为科学。科学之美是专精严密，分毫不差，而且要尽量简单，别人也能够验证。用这种标准来要求艺术，艺术肯定是死路一条。顺着这思路说下去就没完没了了，现在还是用一段史景迁谈艺术的文字来收尾罢。
史景迁被公认为是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当中文章写得最漂亮的人。这里摘的是他谈他的先辈师长、中国文学、日本文学研究者、翻译家阿瑟·韦利(Arthur Wiley)的一段文字：
Waley shows his mastery of combining paraphrase，translation，and analysis，when he writes of the No drama－tist Seami’s usage of the Zen word yugen：
It means“what lies beneath the surface”：the subtle，asopposed to the obvious；the hint，as opposed to the statement.It is applied to the natural grace of a boy’s movements，to thegentle restraint of a nobleman’s speech and bearing.“Whennotes fall sweetly and flutter de1icately to the ear，”that is theyugen of music.The symbol of yugen is“a white bird with aflower in its beak.”“To watch the sun sink behind a flowerclad hill，to wander on and on in a huge forest with no thought of return，to stand upon the shore and gaze after a boat that goes hid by far－off islands，to ponder on the journey of wi1dgeese seen and lost among the clouds”——such are the gatesto yugen.
Such a passage is art，as surely as the poetic transla－tions themselves，or the originals from which the transla－tions were taken.If one has a feeling that Waley found what he needed to find——a wryness，adelicacy，a languor，that seems to imbue Genji and Yuan Mei，Sei Shonagon ，andMonkey，even the imperial commissioner Lin Tse-hsu---onecannot cavil and can immediately find other works thatnegate any simple genera1ization.He also translated theBook of Songs and Confucius’Analects，for example，and t heAinu poems.
在写到(日本)能剧作家世阿弥所使用的禅语“幽玄”的时候，韦利显示出他将转述、翻译和分析共冶一炉的出色才能：
“幽玄”的意思是“不露外表”：不是一览无余，而是蛛丝马迹；不是直通通的说出，而是旁敲侧击。“幽玄”使男孩子有了浑然天成的那种举首投足的幽雅，使贵族有了温文尔雅的谈吐举止。“柔和甘美的曲调撩拨着听觉”，这就是音乐的幽玄。幽玄的象征是“白鸟衔着一枝花”。“观赏落日沉到鲜花覆盖的山后，在茫无边涯的森林中行行复行行一往直前，站在岸边凝视一叶扁舟隐没于远处的岛屿，仰望群雁穿行出没于云间”——这些就是通往幽玄的门户。
韦利的这段文字确实是艺术，他的诗一样的翻译，他的翻译所依据的原文都是实实在在的艺术。假如有谁觉得，韦利所发现的是他要发现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是看来浸润于源氏(大约指《源氏物语》。——译者)、袁枚、清少纳言和孙悟空，甚至是钦差大臣林则徐这些人和作品人物之中的谐谑、雅致和散淡，假如谁有这种感觉，这倒也没有甚么好说的。不过，人们还可以立即发现其他一些作品，让人无法再对韦利进行简单的归类。韦利也翻译了《诗经》、《论语》和(日本北方少数民族)阿伊努人的诗歌。
(Jonathan D.Spence，Chinese Roundabout：Essays inHistory and Culture，New York：Norton，1992，p.333)
一九九五年十月十二日于华盛顿
丁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