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写的正是一位男爵：钢和泰男爵。洋文全名AlexandervonStael－Holstein，“钢”是Stael的意译，“和泰”是Ho1stein的音译，混合起来就组成了一个与中国学术史、教育史大有关联的名字，而且是绝不该被忘却的名字。然而，国人确乎太善忘了。尽管近年来胡适之、陈寅恪日益成为热门话题，而“暴得大名”的适之先生却在声名如日中天之际亲自担任这位男爵讲课的口译工作，并且还意犹未尽笔译其文；“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寅恪先生在游学十数年回国应聘清华，身列四大导师之后，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每个周末都进城与这位男爵共同研读梵典，但是，钢和泰这个名字如果说还未给抛到九霄云外，大概实在也离爪哇国不远了。星转斗移，弹指之间，这位充满幻想，为中国学术教育事业做出极大贡献的男爵竟是墓木已拱了。
自忖还不算太善忘，总想写篇文章纪念这位值得尊敬的男爵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暨逝世六十周年，手边却只有张永言教授赐寄的叶绥夫的文章(叶绥夫是SergeElisséeff的中文名字，曾任哈佛大学日本语言文学教授，因而还有个日文名字英利世夫，著名历史学家周一良教授曾是其高足)。而且，除了这篇文章之外，似乎也难以找到其他的纪念文字，钢和泰男爵的身后寥落由此也可见一斑。即使这样，国内看到过这篇文章的人恐怕也是寥寥无几。于是便只好以这篇文章为主要依据，缀拾成文。虽说只不过是聊胜于无，总也强过用遗忘来代替纪念吧。
钢和泰男爵一八七七年一月一日出生于时属俄罗斯帝国爱沙尼亚专区的波罗的海地区的家族领地，父亲奥古斯都·冯·钢和泰，是历史悠久的波罗的海贵族的一员，和其他许多贵族有血缘关系，如法国著名作家德·钢(de Sta<SPS=2349>l)；母亲卡特琳娜·冯·德尔帕荷伦同样出身于声名显赫的贵族世家。少年时代的钢和泰男爵自小在家里受到良好教育，讲德语和法语两门语言。十岁左右，他被送到爱沙尼亚小镇珀瑙的高级文科中学，许多波罗的海贵族都曾在那里接受了大学前基本教育。高级文科中学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除了一般课程(如代数、几何、三角、欧洲历史及文学、在珀瑙自然还有俄语、俄国文学等)，特别重视古典教学，钢和泰在此学了八年拉丁文，六年希腊文。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毕业后，他顺理成章地进入了父亲和其他家族成员曾经就读的多尔帕特(Dorpat)大学，在那里读了两年人文学科研究生。然后，使家族大为惊讶，他决定前往德国继续研究古典文学并打算开始学习梵文。家族面对充满幻想的年轻男爵只有自我安慰，反正研究梵文至少不会有损于源远流长的高贵血统。于是，钢和泰男爵在柏林大学读了三年半，接着转入哈勒的弗里德里克斯大学，获得了哲学博士学衔，论文研究《羯磨灯》(Karmaprad<SPS=2379>pa)第二分。其第一分也是在哈勒由施罗德(F.Schrader)教授于一八八九年校释出版的。
论文的成功加上优秀的古典学基础及天赋，使得他在导师们的眼中成为一个天生注定的学者。一回到俄国，鼎鼎大名的斯彻尔巴茨基(Stcherbatsky，名著Buddhist Logic的作者)和奥登堡(Oldenbur－g，名著Buddha的作者，曾从事中亚探险)就鼓励他参加教师资格考试，以便在帝国大学任教。钢和泰轻而易举地通过了考试，但并没有即刻就任大学讲席，而是加入外交部亚洲司印度处，充任译员。原因大概是这个位置既可以提高社会地位，又不必坐班，鱼与熊掌兼而得之，男爵就可以在家中继续其语文学研究了。
不久，幻想中的钢和泰男爵终于要前往幻想中的国度了，一九○三年八月他抵达孟买。一九○四年五月，他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人类学部宣读的报告(后以《印度旅行记》为名发表)中解释道，就像研习欧洲古典的人梦想访问希腊和意大利一样，他也一直渴望去印度旅行，并为能亲履其地而狂喜不已。他用极为轻快的笔调描绘穿越印度的旅途，拉合尔(Lahore，今属巴基斯坦)的音乐学校令他兴趣盎然，校中一位印度教徒能够背诵整部《梨俱吠陀》，还专门为他吟唱了几颂。在贝拿勒丝，他驻留了三月之久，那里聚集着许多博学的智者，使他得以搜集到大量有关印度宗教生活的新鲜材料。钢和泰在报告中最后阐述道，尽管印度部落、种姓、部派繁多，但是，每一个集体都以一位恪守传统的婆罗门为首，因此，只要对梵文典籍进行充分研究，就可以理解古老而又神秘的传统。
五年之后的一九○九年十一月六日，钢和泰在帝国大学东方语言系做了一次学术讲演，题为《玄奘和最近考古调查的成果》。这次讲演实际上是一种资格考察，不久，他就被指定为帝国大学的编外讲师。假如说《印度旅行记》展现了作为年轻梵文学者的钢和泰男爵对印度和梵文满怀热情，那么，后一次讲演则表明，作为一名受过良好训练，拥有丰富知识，掌握正确方法的学者，他已经站在学术生涯的门口了。在这次讲演中，钢和泰指出，有关古代印度的记载极少，玄奘提供的材料弥足珍贵。他不厌其烦地列举了人们是怎样利用玄奘行记中的材料进行考古发掘，而这一切又与斯坦因及其他学者的考古探险成果相互吻合。钢和泰男爵对印度尤其是它和中国、中亚的文化关系的浓厚兴趣显而易见。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钢和泰的学生人数大为减少，于是，他申请去中国两年，到北京研究那里所藏的藏文和蒙文文献。一九一六年五月，钢和泰离开彼得格勒，经西伯利亚前往北京。无论这位男爵如何富有幻想，也绝对想不到，他将永远告别故土，前方的目的地将会是他度过余生的第二故乡。一九一七年，俄国大革命爆发，钢和泰男爵的私人收入和薪水顿告中断。凡尔赛条约签订后，新的爱沙尼亚共和国政府于一九一八年正式成立，新政府只为男爵留下了极少部分产业，钢和泰家族世代承袭的家业可谓顷刻化为云烟。他保留了爱沙尼亚国籍，人却留在了北京，试图找到一个教职。经查尔斯·埃利奥特爵士(SirCharesEliot,曾于一九一二年任香港大学校长，一九一九——一九二六年任英国驻日本大使，著有《印度教与佛教史纲》，汉译仅见第一卷，李荣熙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二年出版)介绍，适之先生请他到北京大学教梵文和印度古宗教史(中华书局一九八五年版《胡适的日记》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六日下)。学生自然不会多，薪水又时断时续，过惯优裕生活的男爵也只能像大多数“白俄”那样勉强度日。以烈维(Lévi)和富舍(Foucher)为首的法国同行试图施以援手，然而，钢和泰留在了中国，在艰难的岁月中平静地继续佛教和梵文研究。叶绥夫说，钢和泰男爵坚信中国需要他来培养梵文学者！此时的男爵仍然满怀着可敬的幻想。
也许多少能使男爵自己和我们后人略感欣慰的是，钢和泰在中国并不孤独，他的学术造诣得到了中国学者的承认与尊敬。还是来翻翻《胡适的日记》吧：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一日“与Baron Sta<SPS=2349>l－Holstein，Prof.Bevan，Mr.Gravi同去参观京师图书馆”。二十四日“到俄旧使馆……同席的为钢和泰男爵与丁在君”。二十七日“七点，文友会在来今雨轩开会，到者二十七人，钢男爵演说《佛陀传说中的历史的部分》，钢先生是俄国第一流学者，专治印度史和佛教史。”九月二十二日“晚间钢和泰先生邀我与任公、在君吃饭。钢先生近治《宝积经》的一部分，用四种中文译本与梵文本及藏文本对勘，用力至勤，极可佩服。近来他又研究菩提流支译的《大宝积经论》(金陵本)，用藏文本对校，校出许多错误来。……钢先生这番功夫，于我们大有益处。他期望大学能设一个Department of Indian and Central Asian Phiology(印度及中亚语文学系)。”二十五日，适之先生又为钢和泰事致函蔡孑民先生“钢和泰先生前夜谈及巴黎、伦敦、柏林之东方学者现方着手整理《佛藏》，有信请他在中国方面觅人分任此事。他把信给我看了，信上说他们可以供给他需用的书报杂志等。他因谈起，北大可以向欧洲各东方学研究机关索取各种书报，他可以担任通信接洽的事。……我又想图书馆本有‘东方室’久同虚设，不如给他管理，将来一定有大成绩，因为他的学业名望是欧洲东方学者都公认的。”十月二十三日“读钢先生的古印度史讲义稿；其首论梵文一篇，甚有用。”二十四日“下午，为钢男爵译述二时。”三十一日“上课。为钢先生译述二时。钢先生因为我肯替他翻译，故他很高兴。此次的讲义皆重新写过，我也得许多益处。”十一月七日，十四日皆“为钢先生译述二时。”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为钢和泰先生译‘印度古宗教史’两点钟。”十三日“上课，为钢先生译‘古印度宗教史’二时。今天讲完吠陀的宗教，共讲了三个月，我自己也得益不浅。”二十日“上课，为钢先生译述二时。”记录了钢和泰研究“本行经”的结果。二十七日“译述二时。”三月二十日“上课。钢先生说，巴利《佛藏》与大乘经藏不同之点，甚可注意。”二十六日“至钢先生家吃茶。”四月四日“与一涵，泽涵，冬秀，祖儿同游西山。在西山旅馆吃饭后，他们上山逛八大处，我在旅馆里看钢先生的《陀罗尼与中国古音》一文。(此文当即发表在《国学季刊》一九二三年一期47—56页的《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下面将谈到它对音韵学研究的巨大影响——引者)钢先生引法天的梵咒译音来考证当时的音读，很多可惊的发现。”六日、七日、八日、九日都翻译此文，并拟替钢和泰考出法天的时代。五月九日“钢先生来谈。他说，北京饭店到了一批书，需二百六十元左右，他无钱购买，很可惜的。我看了他的单子，答应替他设法。下午一时，到公园会见在君与文伯，向文伯借了一百块钱，到北京饭店，付了一百元的现款，把这些书都买下来了。”八月二十九日“邀钢先生和雷兴先生到公园吃茶，偶谈学术上个人才性的不同。尉礼贤对于中国学术，有一种心悦诚服的热诚，故能十分奋勇，译出十几部古书，风行德国。钢、雷和我都太多批评的态度与历史的眼光，故不能有这种盲目的热诚。然而我们三人也自有我们的奋勇处。”
适之先生的文字就抄到这里，暂时打住，未必抄全，何况日记本身就残缺不全。文抄公却仍然要作下去。在他自己的专门领域里不必多说什么了，钢和泰男爵的影响还及于汉语音韵学。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引用权威学者的意见。于是只好再抄录罗莘田先生名著《唐五代西北方音》“自序”开头的一小段话了：“自从一九二三年钢和泰发表了那篇《音译梵书和中国古音》之后，国内学者第一个应用汉梵对音来考订中国古音的，要算是汪荣宝的《歌戈鱼虞模古读考》。因为这篇文章虽然引起了古音学上空前的大辩论，可是对于拟测汉字的古音确实开辟了一条新途径。我在《知彻澄娘音读考》那篇论文里也曾经应用这种方法考订过中古声母的读音问题，我相信如果有人肯向这块广袤的荒田去耕植，一定还会有更满意的收获！”可见钢和泰男爵的影响不仅在于考证某个问题，而是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一九二六年，经过校订的《宝积经普明菩萨会》梵文原本(Ra<SPS=2339>yapaparivarta，附藏文及汉文译本)终于在上海出版了。这是钢和泰男爵最重要的学术成就之一。这项工作开始于彼得格勒，完成于中国，大概也是一种因缘吧。
钢和泰渊博的梵、藏学识以及对佛教和喇嘛教的浓厚兴趣，竟使他成为许多佛教高僧和喇嘛们的朋友。他们千里迢迢前来拜会这位著名学者。男爵也由此直接感受到不同的宗教传统，并且对佛教和喇嘛教的日益衰微戚戚于心。他竭尽全力收集图片资料，一九二六年，他获准参观很久以来完全被人遗忘了的深处故宫的几座喇嘛庙。在其中一座的楼上，他意外地发现了由七百八十七尊小铜像组成的喇嘛教神殿。欣喜若狂之余，他着手拍摄照片。然而，仅仅只拍完了楼上的铜像，故宫方面就不允许他进一步拍摄了，一项很有意义的计划就此天折。
一九二八年，钢和泰前往剑桥，将有关“两座喇嘛教神殿”的资料交给哈佛大学图书馆以备出版。此年，作为访问教授，钢和泰在哈佛授课。一九二九年九月就任中亚语文学教授，同年返回北平。这项任命使他的学术生涯和日常生活大为改观，不久就和同样出生于贵族世家的奥尔嘉·冯·格瑞夫小姐结为夫妻。
在钢和泰的指导下，中印学院成立了。在中国，西方学者以及西藏、蒙古喇嘛的合作之下，他得以在更为宽广的领域中进行梵、藏、汉佛教文献的比较研究。中国学者对钢和泰的研究成果十分欣赏，把他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法国也授于他荣誉军团十字勋章。钢和泰男爵的学术生涯在中国达到了顶峰。大约就是在这期间，他和寅恪先生相识并且定期共同研读梵典。(《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卷中在一九三三年条下引“流求笔记”方提到两位先生的交往。)
他的另一篇重要论文《一份在乾隆年间译成梵文，在道光年间译成汉文的藏文文献》发表于一九三二年的《北平国立图书馆馆刊》。古代藏文文献有相当大一部分译自梵文，这是仅有的例外，在文化交流史上自有独特价值。一九三五年六月出版的《燕京学报》的首篇即是钢和泰晚年最具价值的论文：《论对十世纪汉字音译梵赞的重新构拟》，通过构拟《佛说圣观自在菩萨梵赞》的梵文原本，再次强调了这些音译，尤其是音译梵赞，不仅对于梵文研究意义重大，对于汉语音韵史研究也同样如此；文章还特别指出，藏文本在比较汉语音译和梵文原字时是不可替代的。
钢和泰男爵在生命的最后五年里，尽管健康状况恶劣，却置医嘱于不顾，依然拼命工作。一九三七年起，病情恶化，二月二日就医诊视，血压已高达三百二十度，终于一病不起，于三月十六日去世。适之先生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钢先生是一个纯粹学人，终身寻求知识，老而不倦。”可谓知音。十八日，“十一时，与孟真，子水，从吾同到钢和泰的奠仪，到者甚多。当奏音乐时，我不觉堕泪。”
充满幻想的钢和泰男爵身后留下了二十九种精深的论著，还有一妻一子一女，和一个在东西方人看来都有些稀奇古怪的高贵姓氏。
钱文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