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说，语言和哲学关系密切，考虑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探讨语言和实在的关系，在哲学史上从来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亚里士多德就说过，语言是思维的符号。但是，语言哲学的出现，围绕语言或者说以语言为关注对象而形成专业的哲学研究领域，却是本世纪的事情。通常的解释是，这是因为本世纪在哲学领域中发生了一次“语言转向”，它使哲学家们从对认识论问题的考虑转移到了对语言本身的考虑，并且极大地改变了哲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以及哲学论著的风格。人们称哲学中的这种转向为“哥白尼式的革命”。
语言转向自然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动力。但是如今这一点似乎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人们已经知道了语言转向，明白了语言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且也懂得了可以通过语言或者围绕语言来进行哲学研究。而且，由于有了这样的认识，人们忽然发现，语言为哲学研究展现了一片新天地，通过语言，哲学研究的视野豁然洞开。不是吗，文学批评、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符号学、逻辑学等等，什么学科与语言没有关系呢？既然如此，语言哲学研究当然可以在与这些领域相关的问题中纵横驰骋，大有作为。浏览一下当今的文献就可以看到，许多以“语言哲学”为题的论著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这种观念或倾向，洋洋大观。不过细读下来，我们就可以发现两个十分显著的意想不到的结果。
首先我们发现，语言哲学这门学科本身的定义竟然成了问题。沿着纯语言(包括理想语言和自然语言)的方向发展，可以把语言哲学看作差不多等于分析哲学；突出人的因素，会把语言哲学看作是研究作为人类的人的语言意义的科学；从认识论出发，人们认为语言哲学要探讨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因而要研究哲学和语言学的认识论意义；从考虑人类学问题的角度出发，人们则认为语言哲学是一门科学，它能够通过语言分析搞清楚我们关于人类思维结构的认识。有些人认为，语言哲学是与宗教哲学、艺术哲学、心之哲学等等学科并列的研究领域；有人则认为，语言哲学不过就是语言学哲学，是与数学哲学、物理哲学、心理哲学等等相似的学科。反正是与语言有关，而且都是哲学研究，顺理成章，怎么说都行，谈不上名不正，言不顺。面对这种情况，有一种观点干脆认为，语言哲学是不可定义的。这里的潜台词是，语言包罗万象，因此语言哲学无法定义。谁能说得清楚，这样的状况对于语言哲学来说，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其次我们发现，语言哲学竟然不能说是本世纪的产物，而是具有悠久的历史。通过发掘史料，德国哲学家嘲笑英美分析哲学家不关心历史而且也不懂历史。他们指出，语言分析并不是独特的英美现象，而是一种真正植根于十九世纪德国哲学中的现象，甚至语言转向也不是本世纪才有的。因为在十九世纪，德国的哲学家就已经在进行语言分析，并且以这样的方法形成了对传统哲学的公然反叛，即使是“转向”这样的术语也业已出现。哲学史家们发现，既然是与语言有关，而在老祖宗留下来的丰富的哲学宝库中又可以看到无数关于语言的论述，那么显然语言哲学自古有之。于是语言哲学史的著作纷纷问世。人们声称，自从苏格拉底开始提出关于“当我们说……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意思”的问题以来，就有了语言哲学。也有人断言比苏格拉底更早的赫拉克利特是语言哲学的创始人。史学家从来是靠史实说话的，俨然给人一种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的感觉。
面对这样两个结果，不禁令人感到困惑不解。语言哲学究竟是研究什么的呢？语言哲学不是本世纪语言转向的产物吗，怎么从古希腊就有了呢？难道它真像大海一样，没有源流，无边无际吗？
在当代语言哲学家中，达米特是一个极负挑战性和有争议的人物。近二三十年来，他一直活跃在语言哲学研究领域的前沿。在他发表的著作中，书名带有“语言”字样的就有两三部。而他的代表作，即一九七三年发表的专著《弗雷格的语言哲学》，已经成为语言哲学的经典著作之一。他以这一部长达近八百页的著作，告诉人们一个事实：语言哲学的创始人实际上不是英国哲学家罗素和穆尔，而是德国哲学家弗雷格。同时他又明确地阐明：弗雷格的语言哲学思想不是从德国的哲学传统继承来的，而是弗雷格自己创造出来的。其实，达米特的这一结论虽然重要，却主要在于历史方面。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对弗雷格思想的研究来说明什么是语言哲学，即语言哲学是一种意义理论，这种理论的基础是弗雷格所建立的现代逻辑。也就是说，弗雷格的语言哲学的核心并不是单纯地分析语言，而是以现代逻辑为主要工具，围绕与真有关的意义问题进行研究，这一结论包含着两个观点。一个观点是，产生语言转向因而形成语言哲学的根本动因是现代逻辑；另一个观点是，语言哲学主要是一种基于现代逻辑的、以与真有关的意义这一问题为核心的意义理论。他的这些观点在《语言的海洋》一书中再一次得到明确的表达。例如，他在论述弗雷格的意义理论时说：“我在这里关心的不是弗雷格的理论的特殊特征，而仅仅是通往语言哲学的基本思路，而弗雷格的理论是语言哲学的最早的一个例子。”如果我们把达米特的观点归纳一下，就可以看到一条简单而明晰的思路：弗雷格建立了现代逻辑，并应用这种方法开创了意义理论，或者说，现代逻辑导致了语言转向，语言转向产生了语言哲学。
达米特的观点无论是对英美哲学界，还是在德国哲学家中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虽然有很多人赞同，但是也有人反对。有的英国人抱怨：不知道弗雷格以前，我们的语言哲学不是搞得好好的吗？有的德国人则非要论证给你看一看：弗雷格的思想就是从德国的哲学传统继承来的。而且按照达米特的观点，只有从现代逻辑出发才能从事语言哲学的研究，语言哲学的主要内容是意义理论，这在那些把布伦塔诺、迈农、洪堡、索绪尔、舍勒、伽达默尔、海德格尔、德里达、利科、笛尔泰、哈贝马斯等人的论述囊括进语言哲学里来并一直追溯到赫拉克利特和苏格拉底的人看来，岂不是太片面、太简单了吗？这些人都是大家，翻一翻他们的哲学著作，都有不少关于或涉及语言的论述，既然是语言哲学研究，怎么能对此视而不见呢？在这些不同的观点之间，显然有一个结，一个没有解开的结。
语言哲学来自语言转向，而语言转向又是怎么来的呢？简单地说，这是因为人们把语言作为主要问题来考虑了。如果再问一个为什么呢？恰恰是在这里，当代许多语言哲学家发生了问题。他们忘记了这最后一个为什么。人们为什么会考虑语言呢？特别是人们为什么能够考虑语言呢？忘记这一点似乎是有些不应该的，因为给出这个答案的不是别人，而是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早期)、石里克和卡而纳普等人，他们都是本世纪最杰出的哲学家，是与语言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最密切联系的思想家。弗雷格在一八七九年建立了现代逻辑，指出哲学研究应该揭示语言的假象，使思想摆脱语言的束缚，他的逻辑“经过为实现这个目的而做的进一步的改进，将能够成为哲学家们的一种有用工具”。他的工作为哲学中的这场革命奠定了基础。罗素自称在一八九九年至一九○○年采用了现代逻辑的技术，并认为“这个变革是太大了”，“这两年的改变是一次革命”。他应用现代逻辑方法分析摹状词的理论被称为哲学分析的典范。维特根斯坦没有明确谈过这种转变，但是他的《逻辑哲学论》被认为是导致语言转向的经典著作。他在该书中明确地说：“哲学的目的是对思想进行逻辑解释”。他所强调的逻辑即是他所使用的现代逻辑。在三十年代初，维也纳学派的领袖石里克公开宣称“我们正处在哲学上彻底的最后转变之中”，他认为这是因为掌握了造成这种转变的方法，而“这些方法是从逻辑出发的”。卡尔纳普则明确地说：“现代逻辑的发展，已经使我们有可能对形而上学的有效性和合理性问题提出新的、更明确的回答。”如果我们阅读这些思想家的著作，就会发现他们还有许多这方面的论述。应该承认，他们的有些论述可能有些偏激，他们应用现代逻辑的方法进行研究所得出的某些结论也许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是确实正是他们，为本世纪的语言转向作出了极其巨大的贡献。他们以自己的理论和实践充分地说明，正是由于有了现代逻辑这一工具，并且正是由于应用了这一工具，我们才能够更新传统的哲学方法，能够对语言进行分析，并通过语言分析解决哲学的问题。
在语言转向的过程中，现代逻辑是不可缺少的，而且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那么，这些如此重要的哲学家发表了这么多和语言哲学有关的如此重要的论述，却为什么被许多语言哲学家或从事语言哲学研究的哲学家抛到九霄云外了呢？这里也许有许多原因，但关键的原因大概只有两个。一是人们对现代逻辑重视得不够。在当代自认为从事语言哲学研究的人中，一点不懂现代逻辑的大概不多，但是真正像达米特这样可称得上是逻辑学家的大概也不多。逻辑学家与非逻辑学家的区别，主要就在于对逻辑的性质的认识和对逻辑技术的把握上，而对逻辑的性质的认识则是通过对逻辑技术的把握来达到的，也就是说，前者是通过后者而保证的。由于现代逻辑与语言哲学有极其重要的关系，因此在对于现代逻辑的理解和把握方面存在的差距必然在对于语言哲学的理解方面反映出来。若是一点不懂现代逻辑，其结果更是可想而知。许多人对语言哲学感到望而生畏，搞不明白围绕着“真”、“意义”、“所指”、“指称”等问题的讨论是怎么一回事，根子就在这里。另一个原因是望文生义。既然语言转向使语言突出了出来，由此形成了语言哲学，那么语言哲学一定是与语言有关，因此当然可以从语言的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如果不考虑语言转向是如何形成的，大概也不能说这样的推论有什么问题。可是这样的考虑终究是差了那么一点，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此外，这样的考虑也比较容易满足通常的哲学思维习惯。因为这样一来，问题可以变得非常宽泛，而且在许多人看来，问题越是宽泛，哲学家就越是有用武之地，同时也可以把现代逻辑的技术抛开不管。实际上，这样考虑问题与“语言转向”的基本精神恰恰是南辕北辙。
“语言哲学”只不过是一个名称，也就是说，谁都可以而且也有权把自己所研究的东西称为语言哲学。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实质。亚里士多德并没有使用“逻辑”这个术语，但是人们公认他是逻辑的创始人。黑格尔写了厚厚两卷《逻辑学》，人们却不认为他是逻辑学家。可见差别并不在逻辑这个名称上，而是在具体的内容上。本世纪，正是由于有一批像达米特这样的杰出的逻辑学家或比较好地掌握了现代逻辑知识的哲学家，比如奎因、艾耶尔、戴维森、斯特劳森、克里普克等等，语言哲学才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如果没有现代逻辑，如果不从现代逻辑的角度出发，仅仅从语言的角度来考虑问题，那么，即使叫作语言哲学，这样的研究又会超出古人多少呢？确实，哲学研究有许多方法，现代逻辑仅仅是一种方法。但是对于语言哲学来说，它却是最重要的。逻辑学家重视现代逻辑，强调它的重要性，有时候可能显得过于执着，也许不一定讨人喜欢。但是从推动哲学发展的角度看，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也是十分必要的。达米特说得好，他并不指望读者同意他的观点，只是希望读者能够感到他的研究有意思，并且从中获得启发，产生出自己的新思想。
从发表《弗雷格的语言哲学》到出版《语言的海洋》历经整整二十年。两本书的名字可以说刻画了或暗含了两个不同的世界。面对湛蓝的大海，谁不感到视野开阔，心旷神怡？人们可以尽情地展开想象的翅膀，陶醉在它的情怀里。面对海洋的诱惑，懂得一些水性的人可能都会跃跃欲试，但是一旦跳下去，能不能出得来就不知道了。
(Michael Dummett，Seas of Language，Clarendon Press，Oxford，1993.)
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