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初，新娘凯丽和她丈夫一起在旧金山登船，准备前往中国。他是忠实于新教长老会的美国传教士，她也是，那是她在出嫁的同时具有的新身份。临行出了一个小小的岔子，引起码头送行的亲友阵阵骚动：新郎只买了一张船票，他显然还不习惯于身边有了一位妻子。当时，凯丽刚满二十三岁，是一个有着欧陆宗主国血统的褐发美人，肤色稍深，眼睛黑亮；应该说，她有着过人的精力和热情的心性，还不乏幽默，虽然这会使她偶尔也陷入某种无伤大雅的尴尬之中。这一应颇具异教徒特征的形貌、气质给她带来了麻烦，会令她在玩兴正浓时忽然止住欢笑，仿佛有一只冷手，骤然从心头拂过。那个时代，灵魂成了很多人的问题，人们关心它有没有归宿，就像现代人关心自己有没有绿卡一样充满热情。在凯丽这颗敏感精致的心灵这儿，问题尤其严重。忐忑不安的姑娘给自己下了一帖猛药，她决定献身上帝，这就有了故事开始时的一幕。他们到达中国后几经辗转，最后在镇江定居下来，过着清寒的日子，像中国人一样，生很多孩子，死很多孩子。
凯丽丈夫安德鲁是天才的上帝之仆，醉心于布道，常年在外游走，无论田间地头、贩夫走卒，哪里存在需要救赎的魂灵，他就会在哪里出现。这个新一代的堂·吉诃德，为了亲近他的中国异教徒，毅然在脑后留起了长辫，出行时和当地人一样，骑的是身量矮小的毛驴，一双长腿因此而几近拖地。不错，他是上帝的使者，但无形中也充当了他的祖国贯彻“精神帝国主义”的先遣人员，在改造东方人灵魂这一件事上，他一辈子做着狂热但徒劳的努力，但是在终老于中国的时候，他还没有看到一生事业的衰颓之相。因而他的女儿认为他还算是一个“幸福”的人。无心插柳，使他名垂于传教史的，倒不是他对自己信仰的毕生忠诚，而是他译成了自己寄望颇高的《圣经·新约全书》中文本。
他很能代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来到中国的第一批传教士，他们是美国早期东亚政策的产物和报效者，后来还是其必须仰赖的跨文化专家。那时，执掌东亚事务的堂堂美国国务卿，对中国的了解甚至还比不上安德鲁那刚上小学的女儿。安德鲁甚至是在以一种美国早期拓荒精神和冒险家气质全力投入他的工作的。
作为妻子的传教士凯丽不得不有所区别，她身兼数职，除了传教(这是工作)，她还要做丈夫的坚强后盾，安排好这个飘泊异邦的美国家庭的日常生活；很快便有了孩子，她要爱他们，使他们在“以后回顾往事并因成年而认识到过去环境的孤单和狭窄时，只因为有她的陪伴，并不感到有所损失”；她还要做周围中国邻里的好邻居。她的宗教关怀是和生活同生共长着的，因而来得体贴、务实，充满人间烟火，却因此而被传教团体视为“旁门左道”，不屑一顾。她倔强地坚持“灵魂更重要，这一点大家衷心地相信，但是肉体的需要不知怎的却很迫切”，所以她要做的事真的很多，眼睛发炎的婴儿，不识字的困顿妇女，教会学校里浑身虱蚤的男学生……她认为“这个国家什么都不缺，只要人们好好利用他们拥有的一切”，只要人们“洁净和正直”，她把她的精力连同家政秘诀、衣物、药品、种子和力所能及的银钱赠予他们。
另一方面，她坚持在每一个居停过的地方、每一处喧闹污杂的居民区，为全家围出一个个“美国式庭院”，里面精心种上墙花、矢车菊和蜀葵，让外形灰暗难看的房子爬上弗吉尼亚藤萝，让阳台上种满来自祖国的球茎花卉，清凉、灿烂、色泽淡雅，隔绝开南中国正午令人晕眩的酷热阳光。她常在她的中国厨房里制作家乡的面包，有“大大的、褐色的长条甜面包和小小的、松脆的南方面包卷”。她会在忙碌一天的午后，或是安息日的早晨，向孩子们讲述弗吉尼亚老家每间屋子里的陈设，以及那里的人们怎样在寒冷、清净的雪地上热火朝天地制作供一年食用的槭糖，“啊，美国的雪呀”，她说，那些奇特的糖块，具有心形、星形，还有新月形和一切可爱的形状。她让他们了解，战后(美国南北战争)物资匮乏，姑娘们用绿蔷薇枝条晒干做成裙撑，有时担惊受怕，怕裙撑不知不觉变脆然后断裂……她恨不得让他们了解一切的一切，她无条件地挂念着美国——那是她的祖国啊—一不仅是它的美和洁净，还有它创建伊始那种坦荡的贫乏和辛勤的忙碌。
她敏于表达的目光和变换丰富的表情，给生长在异国他邦的孩子们营造出一个亲切澄明的祖国形象，让他们通过她刚毅的黑眼睛，对早期美国生活的纯朴和崇高心驰神往。凯丽是生性快乐和欢悦的，她实在不适于忧伤，就连后来在弥留之际，她也只是转过头来低声请求：“别唱任何哀歌——给我唱赞美上帝的歌吧。”
可她最终还是被忧伤侵蚀了。然而仅此而已，不会再有更加酷烈的东西渗入她坚韧的心性：怀疑、失忆、癫狂，以至爱的流失，这一切，都远远站在一旁，不敢靠向她的生命，它们对它肃然起敬。这个一直没有放弃与无以名状的生存境遇抗争的女人，她的工作起来很少回家的威严丈夫，一生都没有意识到他那优越的“厌女症”对于他们关系的深重戕害，甚至就连她自己，对此也无所知觉。她只是诚实地觉得一直没有上帝的征兆出现，她只是思乡，想她那间壁上挂着镶黑框的圣母像的素洁的闺房，想她那在少女时代不止像兄长一样照顾她的娘家哥哥，她内心的疑虑一直是，为什么一个国家要让它的儿女背井离乡，去干扰另一个国度的宁静生活；但她追随丈夫，倾其漫长一生，直至死在中国、埋在中国。临终数月，她一反常态，不理她的丈夫；她陷入了一种幽冥的玄想，这个时候，她已经不再思乡。她离家太久，老哥哥已经去世，她心爱的闺房已经被侄女占据，那里“已经没有她的壁龛”。而“一个人要真正属于一个国家，就必须和它一块生长，长在它里面’’，她再明白不过，她已经“无家可归”。
这是赛珍珠母亲凯丽的故事。(可以翻翻漓江出版社的《赛珍珠作品集》和《赛珍珠传》)赛珍珠，美国女作家，一九三八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获奖理由是“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她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来源于其前半生的经历。一八九二年，出生三个月的赛珍珠被父母带到中国，之后有四十年时间几乎都在中国生活，中文是她最珍爱的语言。
回忆母亲早年在故乡的生活，赛珍珠说：“在贝尔伍德女子神学院的两年是快乐的，她结识了许多朋友。她的班上有十七个姑娘，她成了她们中的领袖，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获得了她们的爱。……她们之中的一些人在她活着的时候一直给她写信。在毕业二十五年后，她班上活着的同学用小块丝绸和天鹅绒缝缀成一条漂亮的被单给她，每个方块上都绣着各人的名字，并把这床被单送给在中国的凯丽。她把它抱在胸前，微笑着，眼睛湿润地说：‘这些亲爱的姑娘们……’她喃喃低语，虽然她们和她一样都已是头发灰白的女人。”
但是生活本身出奇制胜。你如果认为人们的珍爱之情满可以源远流长地传承下去，它就打断它，再若无其事地从旁窥测人们的反应。“我记得就这一次，她让自己对色彩的爱充分表达出来，她用一条豪华的红色中国锦缎给被子镶边，它一直是我们的一份财产和荣耀，被隆重地放在客房的床上。但是当凯丽在那中国城市弥留之际，她叫人把它拿来并把它铺在自己身上，一床表达爱和敬意的盖被。至少我为一件事高兴，即她是在那时去世的，没活到看见革命(指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来到的一天，那时这被子落入嗜血的、抢劫的士兵手中，然后通过抓阄，它又落入我从未、以后也再未见过的一个黑黑的野蛮人手中，他把它裹在他赤裸、污秽的双肩上。”
凯丽放弃了最后一次回美国的机会，她死在东方，死在她毕生关注其命运的人群里。赛珍珠自己倒是回去了，她说：“现在我已亲身了解了她如此热爱的祖国，我知道她的确是它的精华。心灵永远年轻、刚毅不屈、慷慨而敏捷，急切地追求生活中美好的东西，然而如果必要也能在贫穷中热烈地生活，一位怀有真正的理想主义，而不满足于未转变为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她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美国。”
是的，这个妇人，她就是美国，是她自己的祖国，是她一辈子也用不着颠沛流离、东西求索的自己的家。
(《赛珍珠传》，［美］彼得·康著，刘海平等译，漓江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四月第一版，25.50元)
品书录
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