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代尔三卷巨著所提供的是一种论述而非理论，原因正如不少论者所指出的，著作中虽然指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近代数百年历史中的演化轨迹，即所谓各个“长世纪”的交互替代，却没有从中提炼出一套解释这种演化轨迹的完整观念。许文也指出，相对于东亚经验研究而言，这一论述所给出的就只能是启示，而非可以即时应用的分析框架，更遑论具体的判断和结论。但是，当作者根据布罗代尔的论述大谈历史上几次资本主义重心的转移都是“各种复杂的军事、地缘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和历史因素影响下的结果”时，相信读者会问：那么具体到东亚兴衰，其成因又是什么？
而且，作者对东亚研究中的“新古典经济学”、“以发展为主导的国家”和“儒家资本主义”三种学说的批判或否定，认为既然过去被说成是创造奇迹的诸种条件(政府干预，或自由市场，或儒家文化)仍在，却出现了年来的金融和经济危机，那就必然使这三种学说陷于尴尬境地，从而也就意味着它们无法为东亚的兴衰提供合理的解释，这也显得论据不足。至于所谓以发展为主导的国家学说，将其立论基础归结为“将赌注全押在南韩、日本和台湾”，更是一笔抹杀掉有关论著针对东亚政治经济体制与经济表现的关系所做出的大量具体分析。
许文否定上述三种学说的根据，更多的是来自作者对东亚经验的自己的、特定的论断，这种论断以两种方式表述。一是抽象的，宣称东亚经验其实是由世界资本主义的长周期所决定的，所谓上浪为兴，下浪为衰。取决于东亚在这种数百年来周而复始的结构性世界趋势中的“位置和机遇”，而与其自身的体制或努力无关。二是具体的，以一种三段式论述解释东亚经验，即六十至七十年代适逢长周期上浪时作为“世界工厂”，八十至九十年代面临长周期下浪时作为世界过剩资本的出路，再至近期终因投机泡沫的破灭而出现金融危机。应该说，这样的论断不是分析而是断言。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偏偏是东亚？凭什么位置和机遇可以使东亚在跟其他资本主义外围地区的竞争中胜出，成为世界工厂及过剩资本避难所？而作为世界工厂和过剩资本避难所跟东亚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又是怎么一种关系？这些问题说不清楚，则剩下的就只有上述的抽象表述，也即是历史类比或勉强硬套了。
在历史资本主义或世界体系学说的传统中，针对当前这个长世纪即“美国世纪”以及东亚经验的具体分析，阿尔利吉的《漫长二十世纪——金钱、权力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起源》一书应是最具代表性的。书中用于分析东亚经验的关键概念，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所谓“灵活性或固定性”。其意义大致如下：从资本积累的角度看，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灵活性或固定性都是利弊参半的，固定性在市场需求稳定的条件下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但在需求急剧变动之下则会导致或是成本上升、或是无法攫取获利机会；另一方面，灵活性固然有利于企业依据市场需求随时调节生产，然而其代价却是较高的平均生产成本。由是，历史资本主义的演化轨迹，就表现为灵活性与固定性在不同条件下的妥协或交互替代，而这正是各个长世纪交互替代的最根本原因。
按照阿尔利吉的说法，贯穿东亚战后数十年发展经验的最重要特色，正是这个地区经济体制所表现出来的灵活性，而这又刚好是作为美国体制所表现出来的固定性的对立面。具体而言，东亚在六十至七十年代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工厂，在外部环境上是因为它处于冷战的前线，得到了美国在诸如援助和市场开放等各个方面的优惠，分享了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繁荣，在内部则是基于上述的灵活性而有能力向美国提供源源不绝的廉价产品。至八九十年代，尽管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东亚仍能凭借其灵活性维持高增长，这一方面表现为世界工厂从日本和四小龙扩展至包括东盟各国在内的全区，从而能不断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则是成功地参与了世界经济长周期下浪中的金融扩张。
如何看待阿尔利吉的东亚故事？从肯定的角度看，上述论断的洞察力，在于将东亚经验置于世界资本主义结构变化的背景上考察，特别是联结到六七十年代的世界性产业转移和八九十年代跨国金融资本的膨胀，而这些因素基本上仍不在相关主流文献的视野之内。此外，将冷战和地缘政治等特殊历史因素考虑在内，更是难得。
从批判的角度看，上述的论断却是颇有无法令人信服之处。将东亚经济体制概括为灵活性首先就大有问题，阿尔利吉所看到的是这种体制在因应市场需求所表现出来的灵活性，却看不到行为上的灵活性其实是建立在体制本身的固定性之上的。以他所专注的日本式下承包制度为例，相对于垂直一体化的大企业自是较为灵活，但相对于“保持距离”的市场关系却是明显地更为固定。更重要的是，下承包制度往往是嵌入在特定的系列化或集团化的企业网络之内，正如主办银行、终身雇佣制等其他种种闻名的日本式体制，处处显现出压抑市场调节、强调长期稳定关系和对利害相关者(而非仅止于产权拥有者)负责的特性。这种行为上灵活与体制上固定的对称性，正是科斯企业理论的主要论题之一，而后者连同题旨相近的钱德勒企业史研究，却是阿尔利吉用于解释美国世纪冒起的主要参考。只不过，从科斯到威廉姆逊一系的理论，从市场失效的角度将这种固定性的意义解释为节约交易费用，所强调的是价值(资源)配置，这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而从钱德勒到拉左涅克、青木昌彦一系，强调的却是固定性作为价值创造(技术或生产率提升)的必要条件，这是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阿尔利吉之所以在这一点上含糊，原因是：从布罗代尔以降的论述传统，其焦点毫无例外都是放在所谓历史资本主义的“顶层”活动，即国家与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各个集团之间的既竞争又合作上面，而对于顶层下面的市场交易和生产活动却认为无关宏旨。
在此，应该再想想作为世界工厂对东亚兴起的重要性。问题是，世界工厂的基础是廉价劳工，还是生产率改进？阿尔利吉的回答看来是偏于前者。他的东亚故事是建立在所谓“新国际分工”论之上，也即是资本追逐廉价劳工，以日本(背后是冷战下的美国)为起点，先卷入四小龙再卷入东盟各国，形成一个区域化积累体系，既保持和促进了日本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地位，又使它的外围地区有机会分享繁荣。而这个体系的持续扩张，迄今所达到的顶点就是：“来自第二波区内工业扩张的受益国家(最典型是泰国)的企业，加入了日本和四小龙企业的行列，将其低档的、劳动密集的产业搬到更加贫穷和更加入口众多的国家(最典型是中国和越南)，后者至此时(八十年代后期)仍然拥有庞大而富竞争力的后备廉价劳工。”值得指出的是，这种论断其实跟新古典经济学(确切说应是新自由主义)的东亚论述，即所谓“比较优势阶段论”并没有多大差别，都是将工业化的决定因素归结为资源(劳动力)票赋，尽管历史资本主义论述传统强调“禀赋”只是一个社会创建过程，而非天然给定。
与此相对，有关东亚研究的所谓以发展为主导的国家(或发展主义)论述，所强调的却是技术和生产率提升作为东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按照这些论者的研究，生产率提升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实现的，即持续创新效应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前者的来源，正是强调长期稳定关系和对利害相关者负责的企业体制，这种体制使得生产过程中各主体有适当的诱因发展工作技能、改进生产工艺，进而透过诸如品质圈和看板管理等多种紧密的横向合作安排，形成集体学习效应。(这方面的代表性论述可见青木昌彦发表在《经济学文献》一九九○年第一期文章。)至于产业结构高级化，一般的讨论焦点都是放在政府干预或所谓策略性产业政策上，其实更关键的是实施产业政策的经济条件即高强度投资，因为此类投资既不符合国际比较优势，又往往是数额巨大兼回报周期长，任由市场调节就很难实现，从整体上看还有资金来源问题。在东亚经济发展历程中，这些问题的解决是通过居民高储蓄加企业高负债实现的，这一方面表现为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制，另一方面则是政府对金融自由化的严格限制，以及对金融部门的频仍干预，以此为基础形成一种企业以业绩表现交换政策优惠的发展导向关系。
应该指出的是，所谓以发展为主导的国家的东亚论述，在强调这个地区的特殊体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的同时，并没有否定阿尔利吉式论述所强调的世界范围结构性因素的作用。作为这个论述的代表人物之一的阿姆斯丹，一方面固然批判世界工厂这一概念在东亚经验上的适用性，另一方面，在跟世界银行的新自由主义式解说争论时，却又批判比较优势阶段论的所谓“自然发展途径”假设，扬言任由世界市场调节的结果很可能是不发展。倒是青木昌彦的表述更加全面，指出东亚体制之所以能够促进生产率提升，关键在于与特定外部环境的吻合，后者表现为市场需求上既非稳定不变亦非急剧变动，而是介乎两者之间；换言之，需求环境稳定不变有利于富固定性的美国式垂直一体化大企业，急剧变动则有利于灵活的“保持距离”原子式企业，惟有在需求环境持续而温和变动的条件下，东亚体制才能够产生持续创新效应、显现其优胜之处。青木昌彦这一论断，既有助于解决阿尔利吉在分析东亚体制与美国体制的相对竞争优势时所面对的困难，同时也为理解年来的东亚金融和经济危机，给出一个很具洞察力的提示。
自一九九七年夏季以来的东亚金融和经济危机，产生的背景，是自八十年代初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进入“失落的年代”，以及自八十年代后期至今所谓第二世界(前苏联和东欧)陷于总体危机；换言之，这次东亚危机意味着世界范围的最后一个“发展的堡垒”的丧失。因此，仅从直观上看，这次危机所指向的，应是对世界市场调节下发展的前景的质疑。
然而一如既往，西方主导下的国际舆论和知识界由于对所谓“自然发展途径”的坚执，他们所专注的是各国内部的体制和政策因素，断言病因正是这些因素对纯粹市场规范的偏离。于是，在政策层面上，同一套从前用于非洲和拉丁美洲、之后用于俄罗斯东欧的标准方案，即紧缩措施加市场自由化、再外加对金融部门的整顿，就成为国际货币基金会交给寻求协助的东亚国家的执行清单。而在知识界的讨论上，从大众媒介传染过来的诸如“裙带资本主义的应有下场”之类的嘲笑式评论，也就不绝于耳。例如早在一九九四年就断言东亚奇迹行将破灭因而名噪一时的克鲁格曼，就煞有介事地堆砌起“(政府干预下的)过度／低效举债”之类的经济学模型，作为这类评论的理论依据或注脚。
对错且勿论，上述有关东亚金融危机的主流论断，其片面性却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无视历史条件来谈“裙带体制”与危机，就说不清为什么同一体制却能在前数十年创造奇迹。其次，单就金融危机而言，这类内因论无法解释危机为什么会蔓延东亚全区；将病因归结为政府与企业关系过度紧密的体制，这在部分东盟国家还有一定道理，在作为头号针对对象的南韩则怎么也套不上了(南韩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已不是这种体制)。再次，内因论解释不了危机的规模为什么会如此巨大，须知危机爆发时东亚地区的基本经济状况并不差，尤其是各国的内部储蓄大都足以支撑软着陆式降温，而实际出现的情况却是，危机的规模之大相对于一九九四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完全不成比例。
所以，随着危机的深化，这类内因论以及相应的国际货币基金会方案，就愈来愈受到挑战。而其中最受瞩目的挑战者，就是当年以在东欧俄罗斯推销休克疗法或大爆炸改革而闻名的萨克斯。他的论断是，作为整体东亚地区的金融问题其实是周转不灵多于资不抵债，在这种情况下爆发金融危机，关键就是国际债权人对东亚货币和区内金融资产的“挤兑”效应，而国际方案除了紧缩之外还坚决要求大量关闭不良金融机构，这就更加打击国内外债权人的信心，加剧挤兑效应。类似评论还出自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利兹，以及著名的自由贸易倡导者巴格瓦提，后者甚至警告说，在当前国际金融秩序和活动为“华尔街一财政部(即金融资本—美国政府)综合体”所主导的形势下，后进发展国家对于资本项目自由化实在必须三思而后行。
作为东亚研究中发展主义学说的代表人物之一的韦德，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载《新左派评论》一九九八年第二二八期)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以解释东亚金融危机的规模为什么会如此巨大。概言之，东亚的企业高负债体制，一方面固然成为该地区在以往数十年中的经济超赶发展的必要基础，另一方面，其抵抗系统震荡的能力却特别脆弱，尤其是当震荡表现为高利率、货币贬值或总需求萎缩。这是因为，高利率或货币贬值会增加偿债成本，总需求萎缩会减少企业利润，当利息支出超过利润收入时企业惟有增加债务余额，但是东亚的企业高负债体制却将这种转圜余地压缩得近乎无存。推而广之，韦德这种青木昌彦式的有关体制与外部环境吻合与否的观点，还可以用来解释东亚的危机为什么会从金融领域蔓延至整体经济：关键是东亚那种将所有利害相关者绑在一起的企业体制，在繁荣年代有助于产生集体学习效应，碰到现时的震荡却缺乏灵活性以调整应对，也就只能是一损俱损，而这又反过来造成全社会恐慌心理，加剧总需求萎缩，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将上面所述拉回到有关东亚兴衰与历史资本主义的讨论，其相关性显而易见。萨克斯的挤兑效应论清楚地指向金融投机资本，巴格瓦提的所谓华尔街—财政部综合体更是典型的世界范围资本主义的顶层活动，这两者都是阿尔利吉有关长周期下浪金融扩张论断的有力配合。韦德所指认的来自外部环境的系统震荡，同样是金融扩张年代的特征。而金融危机之所以蔓延东亚全区，除了有国际投机资本的特性外，阿尔利吉所指出的区域化积累体系，特别是自一九八五年在美国压力下达成“广场协定”之后日本和台韩的货币升值及金融自由化，从而以资本输出的方式将东盟国家卷入其中，是更根本的成因。
然而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可见阿尔利吉式东亚论述的不足，将金融扩张孤立地界定为顶层活动，势必面临一个难题：金融扩张的利润从何而来？或换个角度提问：东亚是如何参与金融扩张的？阿尔利吉将香港新加坡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台湾积累巨额外汇储备、南韩吸纳大量外来信贷资金、以至四小龙纷纷向东亚其他地区提供直接投资等等，统统归类为参与金融扩张的表现，颇令人茫然或有文不对题之感。倒是许宝强的文章为上述问题给出一个答案，说东亚资本具有高度流动性和灵活性，能够随着高利润率由一个经济部门转到另一个部门，由一处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不断攫取获利机会。这是历史资本主义论述传统的典型提法。但是，东亚现实是否真的如此？须知日台韩资本正是以绑在产业上著称，其对东盟和中国的投资也明显不过地是为了延续和扩张前此的积累体系，同样也是绑在产业上。反之，自金融自由化以后尝试摆脱传统积累体系的高流动性投资(如举世瞩目的日资在美国的资产收购活动)，却大都惨败收场，根本就不能成为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东亚经济继续发展的支撑因素。
于此或许可以判断，东亚的危机并不是简单的金融泡沫破灭，反而是金融危机反映了更根本的经济危机。更明确地说，是传统的出口导向加高强度投资的积累体系面临难以克服的矛盾，再也无以为继了。事实上，金融危机的触发，在普遍范围上是东亚各国出现持续的出口不振、贸易赤字堆积，终于导致债权人的普遍心理恐慌，而在南韩则还有特殊因素，即高强度投资与出口不振相结合使利润率跌至低无可低，从而在无力偿债之下出现财团破产风潮，由此形成全面信心危机。然而是什么矛盾导致传统积累体系的崩溃？
单就积累体系本身，当它持续扩张跨过国界而涵盖东亚全区时，其集体学习效应也就无可避免地出现递减。一方面，诸如品质圈和看板管理等横向合作安排，其有效性本质上受到地域距离的限制；另一方面，类似安排以至将各利害相关者绑在一起的企业体制，更是建立在特定的政治经济基础或所谓社会调节方式之上，要移植至国界以外殊不容易。所以，从日本及四小龙转移到东盟各国的产业，大多呈现出飞地性质，既是技术含量甚少，又与当地整体经济缺乏有机联系。总之，随着积累体系的区域化扩展，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就相应下降。而由于东盟诸国经济大都有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问题，无法形成规模足够的大众消费市场，于是，作为总体的东亚区域化积累体系就既欠缺内部需求支撑规模经济，又只能是继续出口导向、也即从企业利润表现到整体经济增长都是严重依赖于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争逐。
导致这种矛盾激化的政治经济因素众多，然而给予最后一击的，应该是来自中国的竞争。这倒不是国外不少论者所说的人民币在一九九0年和一九九四年的两次贬值，而是中国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强而有力的竞争，大大压缩了东亚区域化积累体系的外围即东盟诸国的出口导向工业的产品范围，从而使后者在面临近年的世界电子产品市场周期性低沉时陷入困境。而中国工业的竞争力也并非如比较优势阶段论者所说，是主要来自廉价劳工。事实上，至九十年代，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已不是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所解释得了的，其与东盟以至四小龙经济在世界市场的竞争范围也是从劳动密集到技术、资金密集的产品都有。可以说，相对于日本以及(部分地)韩台以外的东亚出口导向工业，中国工业的体系远为完整，更有技术创新能力，这既是归因于建立在相对平均的收入分配之上的庞大内需市场，也是前此数十年的工业化积累结果。
综上所述，在有关东亚经济奇迹的兴起与衰落的研究上，阿尔利吉的历史资本主义论述，无疑给出一个颇具洞察力的参考，特别是将东亚经验的分析结合到世界范围的结构性变化更显重要。仅就年来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而言，如果不将国际金融扩张、冷战结束后外部环境的变化等因素考虑在内，是无法理解其全貌的，然而对世界层面因素的过度强调却又隐藏着决定论的危险。阿尔利吉有关世界工厂的性质和区域化扩展以及金融扩张与东亚经济发展的关系的论断，就显得勉强，难以令人信服，而其有关中国的论断就更加如是。当然，阿尔利吉像不少比较优势阶段论者那样，简单地将八九十年代中国工业化视为东亚区域化积累体系的延伸，这倒不仅是由于他不将中国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是有更深远的理论因由。一方面，正如前述，历史资本主义论述因其专注顶层活动而对生产领域欠缺研究；另一方面，综观阿尔利吉全书对二十世纪世界资本主义的论述，一个显眼的欠缺正是对包括社会主义革命、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在这些特定环境中的工业化经验等所谓“反(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运动”的详细分析，而这些运动或许正是二十世纪跟以往各个资本主义长世纪的最大分别。
一九九八年六月
(Giovanni Arrighi，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Money.Power.and the Origins of Our Tunes.London.Verso1994.三联书店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即出，读者可以从下面的国际电脑互联网地址中取得大量有关东亚金融危机的资料http：／／WWW.stern.nyu.edu／nroubini／asia／Asiahomepage.html＃intro)
卢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