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八十岁、刚做完胃癌手术的杨毓珉至今还清晰记得当时的情景：
那时他信中告我已摘帽，我就想把他弄回来。跟团里一说，党委书记薛恩厚、副团长萧甲都同意。又去找人事局，局长孙房山是个戏迷，业余喜欢写京剧本。他知道汪曾棋，就一口答应下来，曾祺就这样到团里当了专职编剧。(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九日采访)
老作家林斤澜介绍说，老舍等北京文化界一些人士都关心过汪曾祺调动之事。
一九六三年他开始参与改编沪剧《芦荡火种》，由此揭开了他与样板戏、与江青十多年的恩怨与纠葛，构成他一生写作中最奇异、最复杂、最微妙的特殊时期。
当时的北京京剧团副团长萧甲讲述道：
为了赶一九六四年现代戏汇演，团里迅速充实创作力量。改《芦荡火种》第一稿时，汪曾祺、杨毓珉和我住在颐和园里，记得当时已结冰，游人很少，我们伙食吃得不错。许多环境描写、生活描写从沪剧来的，改动不小，但相当粗糙。江青看了以后，让她的警卫参谋打电话来不让再演。彭真等领导认为不妨演几场，在报上做了广告，但最后还得听江青的。这出戏在艺术上无可非议，就是因为赶任务，以精品来要求还是有差距的。
我们又到了文化局广渠门招待所改剧本，薛恩厚工资高，老请我们吃涮羊肉。这次剧本改出来效果不错，大家出主意，分头写，最后由汪曾祺统稿。沪剧本有两个茶馆戏，我们添了一场，变成三个茶馆戏，后来被江青否定了。
汪曾祺才气逼人，涉猎面很广。他看的东西多，屋里凳子上全是书。当时他比较谨慎、谦虚，据说解放初时是比较傲的。江青比较欣赏他，到上海去，她问，“作者干吗的？”有一次在上海修改《沙家浜》的一场戏，汪写了一段新唱词，江青看后亲自打电话来，“这段唱词写得挺好，但不太合适，就不要用了。”赵燕侠发牢骚，“练了半天不用了，练了干吗？”而汪曾祺依旧那么兢兢业业，在阶级斗争高度压力下，他过得很本份。谈不上重用，就是被使用而已。(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二日采访)
据汪曾祺一九七八年写的材料，在上海修改剧本期间江青曾问汪什么文化程度、多大岁数。《沙家浜》定稿时，江青坐下来就问：“汪曾棋同志，听说你对我有意见？”汪说：“没有。”江青“嗯”了一声说：“哦，没有。”江青对此事始终耿耿于怀，她曾与萧甲说过：“汪曾棋懂得一些声韵，但写了一些陈词滥调，我改了，他不高兴。”直到一九六八年冬天，饰演刁德一的马长礼传达江青指示时，还有这么一条：“汪曾棋可以控制使用，我改了他的唱词，他对我有意见。”
杨毓珉说：“江青曾调汪的档案看，第二天就有了指示，此人控制使用。”汪曾棋心里明白，自己在政治上有“前科”，地主家庭出身，有一段历史问题，一九五八年打成右派。萧甲也表示：“江青说过‘控制使用’这句话，在领导范围内说过，积极分子都知道，文革中全抖了出来。”京剧团创作室老同事梁清濂回忆道：
江青批了“控制使用”，是我事后告诉汪的，他老兄在饭桌上汗如雨下，不说话，脸都白了。当时不是夏天，他出了这么多汗，自己后来解释说，“反右时挨整得了毛病，一紧张就出汗，生理上有反应。”
他觉得江青这个女人不寻常，说不定何处就碰上事。那几年他战战兢兢，不能犯错误，就像一个大动物似的苦熬着，累了、时间长了也就麻木了……。(一九九八年七月六日采访)
杨毓珉认为：“汪当时确实不能再犯错误，因为谁也不知江青的控制分寸。”
“江青对汪曾祺是防范的。”当时与汪同在创作组的阎肃也谈及这个问题：“为了改编《红岩》，江青告我，‘从京剧团找一个人跟你合作……’我说，‘一定跟这个同志好好合作。’江青纠正说：‘他不是同志，是右派。’江青用他，赏识他，但又不放心。”(一九九八年七月七日采访)
有一回，江曾祺伤感地对剧团书记薛恩厚说：“我现在的地位不能再多说了，我是控制使用。”想不到薛回答：“我也和你一样，她不信任我。”汪后来曾形容，江青稍发脾气，薛恩厚就汗出如浆，辗转反侧。一九六五年五月，江青在上海反而这样说薛：“老薛，怕什么！回家种地也是革命。”江青对汪曾棋的写作才能印象颇深：
对《沙家浜》的定稿，江青满意。在讨论第二场时，姚文元提出：“江青××为了这场的朝霞，花了很多心血，要用几句好一点的词句形容一下。”江青叫我想两句，我当场就想了两句，她当时表示很赞赏。(摘自一九七八年四月汪曾祺《我的检查》)
历经几年文革风雨，一九七二年四月决定北京京剧团排练《草原烽火》时，还是江青一锤定音：“写词也有人，叫汪曾祺写。”可见江青对汪曾棋手中那支笔的看重，正因为如此，汪曾棋在文革中很快就从“牛棚”解放出来，重新参加样板戏创作组。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七日早晨，军代表李英儒找我和薛恩厚到后院会议室去谈话，对我说，“准备解放你，但是你那个《小翠》还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说，“那你解放我干什么？”李说，“我们知道，你是个很不驯服的人……你去准备一下，做一个检查。”
快到中午的时候，李英儒又找我，说，“不要检查了，你上去表一个态。”等群众到了礼堂，他又说，“只要三分钟。”我当时很激动，不知道说什么好，大概说了这样几句，“我是有错误的，如果江青××还允许我在革命现代戏上贡献一点力量，我愿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表态之后，就发给我一张票，让我当晚看《山城旭日》，不一会儿又将原票收回，换了一张请柬。又过了一些时候，李英儒找我，说让我和阎肃坐在江青旁边，陪她看戏。开演前半小时，李又说，“陪江青××看戏，这是个很大的荣誉，这个荣誉给了你。但是，你要注意，不该说的话不要说。”(摘自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三日汪曾祺《关于我的“解放”和上天安门》)
汪曾祺形容自己当时如在梦中，心情很激动。江青来看戏时并没有问到“解放”之事，幕间休息，她对汪曾棋说了一句观后感：“不好吧？但是总比帝王将相戏好！”
后来，汪曾祺真实地谈到自己内心的想法：“她‘解放’了我，我当时是很感恩的，我的这种感恩思想延续了很长时间。我对江青，最初只是觉得她说话有流氓气，张嘴就是‘老子’，另外突出地感觉她思想破碎，缺乏逻辑，有时简直语无伦次，再就是非常喜欢吹嘘自己。这个人喜怒无常，随时可以翻脸，这一点我深有感受的。因此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对她既是感恩戴德，又是诚惶诚恐。”(摘自一九七七年五月六日汪曾棋《我和江青、于会泳的关系》)
按当时惯例，《红旗》杂志要发表各个样板戏的定稿本。一九七○年五月十五日，江青找汪曾祺他们讨论《沙家浜》，以便定稿发表。江青说哪句要改，汪即根据她的意见及时修改，直到江青认可为止。全剧通读修改完毕，江青深感满意，汪曾棋也认为自己“应对得比较敏捷”。没想到，五月十九日晚十时半，江青的秘书忽然打电话到京剧团，通知汪曾棋第二天上天安门，原订团里参加“五二○”群众大会的只有谭元寿、马长礼、洪雪飞三位主要演员。那天，汪正在为《红旗》赶写《沙家浜》的文章，他跟军代表田广文说：“那文章怎么办？能不能叫杨毓珉去。”田广文说：“什么事先都放下，这件事别人怎么能代替。”
第二天天亮，汪曾祺他们先在一个招待所集中，然后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西侧。这天，江青没有出席大会。《人民日报》刊出消息，在几百人出席的名单中出现了汪曾棋的名字。老作家林斤澜当时正关在牛棚里，看到报纸一阵惊喜。十几年后他笑着告诉汪曾祺：“我看你上天安门，还等你来救我了。”
汪曾祺那时有了受宠若惊的知遇之感。他的儿子汪朗提到一件事情：“那时在长影拍《沙家浜》，剧团的人大都在长春。有一次江青要开会，特意说如果汪曾祺在长春，要派专机接回北京。其实当时他还在北京。”汪朗表示，父亲是一个摘帽右派，文革中没有打入十八层地狱，这与江青对他的看重很有关系。而且父亲觉得江青懂得一些京剧，对唱词好坏有鉴别力。
江青对样板戏剧团“关怀”备至，对办公、剧目、演出、生活待遇等诸多方面一一过问。有一次，马长礼告诉江青，现在剧团在后台办公不方便，房间窄小。江青问：“你说哪有好的？”马长礼说，工人俱乐部旁边有一座小楼。事后江青一句话，把那座小楼拨给北京京剧团。江青嫌原来饰演十八位新四军伤病员的演员岁数过大，称他们为“胡子兵”，就调换来戏校年轻学生，表示这群伤病员的戏要整齐。在讨论芦苇荡一场戏时，江青忽然想出一句台词：“敌人的汽艇过来了。”以此来烘托气氛。这一切给汪曾祺留下很深印象，他认为江青在当时高层领导人中比较懂戏，对京戏比较内行，而且提供了当时算是优越的工作条件。文革前，江青曾向剧团主创人员赠送《毛选》。送给汪曾祺时，江青在扉页上写了“赠汪曾棋同志，江青”几个字，江青写字很有力。粉碎“四人帮”后，汪曾祺的夫人把江青题写的扉页撕碎了。据说，这一套《毛选》非常难得，只印了两千册，是毛泽东、江青自留或赠人的。汪曾棋得到一套，当时备感珍惜，心存一份感动。
身为剧团负责人、《沙家浜》的导演，事隔三十多年，萧甲认为对过去日子应持客观态度：
谁都得按当时的气氛生活，江青是那个地位，我们都得尊重她。江青一边看戏，我一边记录，不能说她全不懂。如果她事后单独谈，那就表明她经过了思考。有时她说话就比较随意，她说，“柳树呆板，太大了。”我们改了，她又说，“我跟你们说了，怎么弄成这样？”如果弄得不太好，她还会觉得你跟她捣乱。有一次，演员们不太同意江青的意见，我说，“别争了，这是江青的生死簿。”还有一次，江青说：“看《红灯记》就落泪。”我在背后说：“这不好，这会损寿。”有人汇报上去，江青说：“咒我早死。”市委很紧张，就让我在党内检讨。我说，没恶意，只是诙谐。
上天安门，是江青说了算。当时江青确实是想拉汪曾祺一把，她每次看到汪都很客气。汪曾棋觉得意外，但没有拍马屁，而是老老实实地写东西。他在团里挺有人缘，主要演员都看得起他，他在剧作上很有贡献。(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二日采访)
汪曾祺是个严谨认真的性情中人，他把江青历次对《沙家浜》的指示制成卡片，供导演和演员参考。在第一届全国样板戏交流会上，他奉命二次到大会上做过有关《沙家浜》的报告。有一次在团里传达江青接见的情况，他在最后情不自禁地建议喊三声“乌拉”，以示庆贺。汪曾祺后来告诉林斤澜，在江青面前，他是唯一可以翘着二郎腿、抽烟的人，江青谁都可以训斥，就是没有训过他。
汪曾祺以后反省时，也感到自己那时也陷入狂热和迷信的地步：
我对江青操心京剧革命留下深刻印象，她说她身体不好，出来散步，带一个马扎，走几步，休息一下。她说一直在考虑北京京剧团的剧目，说她身边没有人，只好跟护士说，“北京京剧团今年没有一个戏，全团同志会很难过的。”我为她的装腔作态所迷惑，心里很感动。(摘自一九七八年四月汪曾祺《我的检查》)
他曾先后为《沙家浜》写过三篇文章，其中一篇《披荆斩棘，推陈出新》刊登在一九七○年二月八日《人民日报》，动笔前领导指示要突出宣传江青在样板戏中的功绩，一切功劳归功于江青。一位领导还叮嘱道：“千万不要记错了账。”汪曾棋在文中注意用小细节去披露江青的一些想法，如“我们最近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在开打中，让郭建光和黑田开打，最后把黑田踩在脚下”、“江青同志曾经指出，应当是有主角的英雄群像”、“江青同志要求在关键的地方，小节骨眼上，不放过”，等等。
汪曾棋对于当时的一个场景一直难以忘怀：
在康平桥张春桥那个办事处，江青来回溜达着，声色俱厉地说，“叫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就在这里试验。不叫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到别处试验！”当时我和阎肃面面相觑，薛恩厚满头大汗，李琪一言不发。回到招待所，薛还是满面通红，汗出不止，李琪说，“你就爱出汗”。(摘自一九七八年五月汪曾棋《关于红岩》)
江青有一次指示道，到四川体验生活，要坐坐牢。于是，大家集体关进渣滓洞一星期。阎肃描述道：“十几个人睡在稻草上，不准说话。我是被反铐的，马上感觉到失去自由的滋味。由罗广斌、杨益言指挥，像受刑、开追悼大会，都搞得很逼真。”杨毓珉说：“我们戴上镣铐，每天吃两个窝窝头，一碗白开水。把我和薛恩厚拖出去枪毙，真放枪，里面的人喊‘共产党万岁’，痛哭流涕，而我们已回招待所睡觉。后来上华山夜行军，伸手不见五指，一个人抓前一个人的衣服前进，第二天天亮一看吓坏了，旁边均是万丈深渊。”
接着，江青又授意改编《草原烽火》，汪曾棋、杨毓珉、阎肃他们又在草原上奔波两个月，一辆吉普车的玻璃全震碎了。回来汇报说，日本人没进过草原，只是大青山游击队进草原躲避扫荡，发动牧民斗争王爷不符实际。于会泳却说：“那就更好了，海阔天空，你们去想啊！”
“很早就听曾祺讲述这个故事，几次听他在会上讲。既把它当做笑话，也看作是悲剧。”是汪多年好友的林斤澜谈及此事，不由长叹一声。
杨毓珉介绍说，《杜鹃山》第二、六、八场是汪曾棋执笔写的，全剧写完后又出了一段故事：
江青一开始就说，可以撇开话剧，可以杜撰。江青看《杜鹃山》韵白很好，高兴之下又要我们把《沙家浜》的台词也改成韵白。我们费劲费大了，真写出来了，江青来电话说，算了，别动了。(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九日采访)
在写《杜鹃山》雷刚犯了错误还被信任的台词时，汪曾棋联想到自己的际遇，一时动了感情。他对别人说：“你们没有犯过错误，很难体会这样的感情。”
七十年代初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刘庆棠回忆说：
北京京剧团有一批有才干的人，汪曾棋是突出的，他在《杜鹃山》的创作中起了重要作用。于会泳跟我说过，汪很有才华，应该很好发挥他的这种才干。(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五日采访)
一九七三年后，江青与张永枚、浩然等作家有了更多的联系，于会泳又培植自己的嫡系队伍，汪曾祺与他们的关系相对疏远一些。一九七四年七月，于会泳通知汪参与《新三字经》修改，此书将作为小靳庄贫下中农编的批林批孔读物，汪只写了其中几句话：“孔复礼，林复辟，两千年，一出戏。”一九七六年二月，于会泳又要把电影《决裂》改成京剧，他提出敢不敢把走资派的级别写得高一点，并表示如果样板戏不注意质量，就有可能被人攻倒。后来于对《决裂》彩排不满意，批评说像是一根绳上挂了许多茶碗。汪曾祺他们想不出办法，只好每人读有关“三自一包”的材料。十月十一日开会，原订汇报各自的设想，可是谁也没有说什么，因为暗地里已经知道“四人帮”垮台了。
我在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游行中觉得心情非常舒畅，我曾说，“哪次运动都可能搞上我，这次运动跟我没有关系。”我当时很兴奋，很活跃，也很冲动。我写标语，写大字报，对运动发表自己看法，参加各种座谈会，还写了一些作品，在团内张贴，向报社投稿，送到剧团希望人家朗诵、演出。
我觉得和江青只是工作关系，我没整过、害过人。我还说江青在《沙家浜》初期还没有结成“四人帮”，还没有反党篡权的野心，并表示这段问题搞起来要慎重。(摘自一九七八年九月汪曾祺《综合检查》)
一九七七年四月，团内给汪曾祺贴了第一批大字报。五月，汪曾棋在创作组做过一次检查。八月，勒令再做一次深刻检查。当时文化部长黄镇认为，文艺界清查不彻底，高压锅做夹生饭，火候不够，要采取非常手段。很快，汪曾祺被当众宣布为重点审查对象，一挂就是两年。
当时上面认为江青还有第二套应变班子，老头成了怀疑对象。老头天真，别人觉得他日子过得风光，他觉得受苦受累大了，别人对他的认识与他的自我认识有很大反差。把他挂起来，他接受不了，跳得挺厉害，在家里发脾气，喝酒，骂人，要把手指剁下来证明自己清白无辜。天天晚上乱涂乱抹，画八大山人的老鹰、怪鸟、题上字，“八大山人无此霸悍。”
我感到，他的思想深处跟文革不合拍，不认同。在创作上痛苦不堪，他是从这个角度认识四人帮的。在大环境中若即若离，没有成为被政治塑造的变形人。那时他给老同学朱德熙写信，从不写样板戏如何如何，最多只写“我等首长看戏，回不了家”，一直保持日常生活的情趣。(儿子汪朗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口述)
那时他写了不少反驳材料，不同意人家写的结论。人家让他签字，他逐条辩驳。他被单独审查一阵，让回家，但不让串连。从上面来了一批老干部，整得厉害。他不懂政治，在四人帮倒之前，却没少传小道消息，把我们吓死了。《红都女皇》之事就是他告诉我的，说，“出事了，毛主席批了……”很高兴，手舞足蹈。
后来有一阵审查松懈，无人管理。刚好曹禺《王昭君》发表，闲来消遣，汪曾祺把它改成昆剧，我改成京剧。那时他已开始收集《汉武帝》的资料，自己做卡片，想分析汉武帝的人格。后来体力不行，住房太小，没有条件写下去。
我们劝他搞小说，他说，“我没有生活，写不出来。”实际那时已在打小说腹稿，还找出四七年写的小说给我们看，让我们说归什么类。
他说，样板戏十年磨一戏，很精致。但主题先行，极左思潮影响下出了一批高大全人物，那不叫艺术。有些唱段可能会流行。王蒙、邓友梅说不能听样板戏，老夫子很同情，觉得是这么回事，对他们能理解。(老同事梁清濂一九九八年七月六日口述)
京剧团创作室老同事袁韵宜记得那时见到汪曾祺进出办公室，总是低头进低头出，见到熟人说：“我又挨整了。”《杜鹃山》导演张滨江说：“他有时一言不发，眼神悲凄，心里有事。”最后审查的结果是不了了之。汪曾祺被迫写了将近十几万字的交待材料，成为他十年样板戏创作的副产品。
后来不少朋友劝汪离开京剧团这块伤心之地，甚至有一次胡乔木当场找了一张烟卷纸，上面写了“汪曾祺到作协”几个字。汪还是没有离开，他觉得京剧团自由、松散，反而不像外界有的单位那么复杂。
在那段苦闷的日子，《受戒》、《大淖记事》已经开始谋篇成形。张滨江曾听他讲过《受戒》中的故事，梁清濂读了《受戒》初稿后，惊讶地说，小说还能这么写？她给杨毓珉看：“我不懂，你看能发表吗？”杨毓珉在一次会上介绍《受戒》的内容，引起在场的《北京文学》编辑部负责人李清泉注意，就沿着线索索取《受戒》发表。
林斤澜说到另一名作《异秉》的发表经过：
汪曾祺当时跟文学界脱离，状态很懒。我说，把《异秉》交给我转寄吧。《雨花》的叶至诚、高晓声看后觉得很好，说江苏还有这么好的作家。但是两三个月没发出来，我写信问，叶至诚说，“我们也讲民主，《异秉》在小组通不过。组长说，我们要发这样的小说，就好像我们没有小说可发了。”后来高、叶一定要发，高晓声还特意写了编者按。汪很欣赏编者按，认为他懂。(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二日采访)
以后汪曾祺在小说创作上一发不可收拾，声名远扬。阎肃看了他的新作，打电话夸奖，汪哈哈大笑：“巧思而已，巧思而已。”阎肃有感而发：“汪曾棋这个人没有城府，从里到外都比较纯，甚至没有多少防人之心。”他忆起文革中在上海写剧本时，与汪曾棋在街头小店喝黄酒长聊的情景：“我们不敢议论江青，也不提那该死的剧本，就是聊家乡的事、读过的好书及早年看过的好莱坞电影明星，有一种穷人的乐趣。”
汪曾祺一生都弥漫着杨毓珉他们所说的书生气、士大夫气，成败俱在于此。一九五八年补划为右派的罪证是汪所写的鸣放小字报《惶惑》，结尾如此写道：“我爱我的国家，并且也爱党，否则我就会坐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上的云。”其中有一句最令领导们憎恶：“我愿意是个疯子，可以不感觉自己的痛苦。”这句话使他切切实实地付出痛苦的代价。后来他对人说，戴着右派帽子在农村劳动时心里很惨，唯一乐事就是给六岁儿子汪朗用拼音写信，我不会拼音，逼着我学着用拼音给儿子回信。
儿子长大了。目睹父亲十年文革波折，他一次次地劝慰情绪起伏很大的父亲。儿子说，你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跟江青又没有什么一致的思想认识，就是有点知遇之恩。儿子说了很多，父亲想了想，总是说：“对！对！”汪曾祺后来爱说：“多年父子成兄弟。”
一切又归于平淡，平淡如澈。
感谢北京京剧团老干部处对作者采访工作的大力支持。
陈徒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