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印象里，《读书》杂志好像与常人所谓“读书成才”无甚关联，当然也不能作为考试指南。闲来无事，翻检去年几期旧文，竟意外地看到有一篇谈中学教育的文章，由文法笔调推测，作者来自香港。文中说，香港中学生所接受的语文教育基调是绝对的阴柔和浪漫，所接触的文学名家多是“文弱的、感伤的、愁肠百结、涕泪交零的”。譬如金兆梓的《风雪中的北平》、夏丐尊的《白马湖之冬》、徐志摩的《我所知的康桥》、易家铖的《可爱的诗境》等等，这些都是香港语文教材的必选篇目，由此青少年长期浸淫在古典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翰墨书香里，而对眼前惊涛拍岸般的时局状况却知之阙如。
　　读文章的时候，正好手头有一本即将使用的新编教材，翻开一看，依旧是李杜白、鲁郭茅、巴老曹的格局，扑面而来的依旧是浓郁的阶级情感和时代气息。香港学生已经熟视无睹的那些名篇，在内地课本中不太容易找到；而彼岛鲜少闻问的如《白杨礼赞》、《荷花淀》之类却被我们弦歌诵习经久不绝。一边不乏风花雪月的旧人故事，一边则是主旨鲜明、风萧马鸣的雄文巨制，两相对照，恰好形成一个意味深长的反差。
　　如果说香港学生确是生活在“借来的文学时空”中、因殖民文化意识的影响而对自己的母语认识、人生观照显得很不完整的话，那么我们的文学教育是否就没有缺憾了呢？
　　自从世纪初梁任公先生以其“新民”思想为文学张目，并逐渐拴定了它的意识形态情结后，我们据此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健康接班人”。但是，我们的眼光似乎只囿于道理、教益、引申、象征和实用价值，而忽略了个性、情趣、审美，以及由此带来的潜移默化的浸润熏染。要知道，当天真活泼的孩子们读着那些拗口的老三篇，眼睛老往窗外瞧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渴望更加愉悦的心灵交流，更为完整的阅读空间。
　　当“重读”、“重写”成为学院派知识精英们的共识和理想后，我们这些正在从事基础性素质教育的人师，该怎样卸掉身上的“八股”重负，放飞想像的翅膀，去拓展已经变得十分逼仄的心灵空间和文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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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