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远东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伊巴托娃教授十一月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访问，告诉我齐赫文斯基院士明年八秩大寿，俄国学者将出一本书加以庆祝，希望我能够写点什么。我感谢她告诉我这个消息，表示理当祝贺，尽老朋友之谊。前年我届满八十岁的日子过去以后，他在国外见到社会科学院的同事，询问我的近况，得知此事以后表示，要是早知道，至少也应该打个电报祝贺。
齐赫文这个由郭沫若、曹靖华给他取名的苏联汉学家的名字，是早就耳熟的。但见面比较晚。整个五十年代，我与苏联学术界历史、考古、语言、经济、哲学等方面的学者有不少联系。我认识的第一位苏联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是一九五一年来中国访问的写过一本中国近代史的列宁格勒大学教授叶菲莫夫。叶年龄并不算大，齐赫文由于听过他讲中国近代史，一直认他为自己的师长一辈。我认识的苏联第一位研究汉语的学者是出版过四卷《汉俄大辞典》的奥沙宁，齐赫文是同他一起学汉语的。一九五三年，我参加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苏联。行前郭沫若院长特地告诉我，苏联汉学家中有对屈原研究有兴趣的学者，具体提到齐赫文和他的同学、朋友费德林。我临时赶写了一篇关于屈原研究的报告，另外也准备了一个以抗日战争为中心的中苏人民友谊的讲话稿。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一九五三年三月四日，也就是斯大林逝世的前一天到达莫斯科。代表团在苏联的访问长达三个月，我始终没有见到费德林，也没有见到齐赫文。但是却见到了其他一些研究中国历史、语言、文学、哲学史的汉学家。那是我在向苏联学者作专题报告的时候。
这个报告会在苏联科学院哲学历史学部举行，由科学院老资格的副院长巴尔金主持，有潘克拉多娃院士、涅契金娜通讯院士等一百余人参加。我的报告《中国历史科学现状》俄译稿刊载在同年第五期《历史问题》上。我讲完以后，会场上有人举手，问是否可以提问题？我表示欢迎，并说，中国孔子有句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我将本着这个态度回答各位的问题。代表团年轻的译员郑揆翻译过我的话以后，会场很快有学者提出，译员讲的孔子的话不准确，那句话应当如何如何翻译才对。话音未落，又一位朋友表示不同意前面那位的译法，陈述自己的意见。接着又有第三位、第四位相继加入争论。先是坐着讲，很快有人站起来讲，相持不下。主持会议的老院士巴尔金这时把手一挥，你们不要争了，还是提问题，让刘教授讲吧！我回答问题时会场一直活跃。报告会结束了，涅契金娜通讯院士献上由两位青年抬着的用树条编织盛满泥土长着蓝色鲜花的大花蓝。三月中旬，莫斯科街头积雪未消，回旅馆时汽车后箱载着一篮鲜花从街上驰过，特别显眼。不久我知道了齐赫文、费德林这时都在莫斯科，但他们不在研究所工作，而在外交部门供职。屈原研究无人提起，关于中苏友谊的题目，中国使馆代办戈宝权主张不讲为好，理由没有说。苏方工作人员对此一再感到惋惜。后来莫斯科中央广播电台邀我作了一次华语广播讲演。
一九五八年，中苏科学院订有双方学者互访计划。苏联中国研究所副所长杜曼访问北京，我同他代表各自的单位、拟制出一个共同搜集出版中俄关系史资料的草案，经双方科学院批准，执行了一段时间。杜曼曾是齐赫文攻读中国历史、文化的教师之一。中苏科学院学者互访计划里，也列有这一年我访问莫斯科的项目，苏联报纸上并载有相关的消息。那时我连续三次至外地出差，时间很紧，我建议取消了那个项目。也就在这年春夏间，历史学博士齐赫文作为近代史研究所的客人来访。闻名不如见面，我们从此相识。他搜集资料等计划，事先已有安排。不过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地，不在北京。从那时到现在，整整四十年了。这是我们共同在人生道路上经历的一半的岁月。
同所有的人一样，我们都生活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一定的客观环境里。我们都从事学术研究，历史进程中的曲折，难免造成学术研究中人们思想观点上的某些曲折。六七十年代我同齐赫文院士之间的争论，彼此凡越过客观事实，从而加上的“帽子”、推论的话，都属于此类。今天看来，那段曲折的历史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对于那些争论，白纸黑字写在那里，他人和后人怎么批判——如果值得批判的话，那是他人和后人的事。一九八三年十月，齐赫文院士作为苏中友协的会长率领友协代表团访问北京，我是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执行主席。分别二十多年以后我们重又相逢，彼此都觉得有话可说，坦率相对。比较一致的看法，大致是认为一要讲辩证法，二要讲唯物论，那就是承认一切事物都是处在矛盾运动中的，历史的步伐终归是要向前行进的。我们都主张双方正常的学术交流需要重新开始。
最近十几年里，我与齐赫文院士见面的机会增多。有些情节一直留在记忆里。
一九八五年八月，我担任中国历史学代表团团长，出席在联邦德国斯图加特召开的四千余人参加的第十六届世界历史科学大会。齐是世界历史科学委员会执行委员。主办者制订的大会主题是马克斯·韦伯的历史学说与思想。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其中说“看来德国的历史学说比德国历史更受人尊敬”。换一个说法，也就是认为德国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统治的历史，是遭人厌恶的。我觉得这个话相当开明而有思想。开幕式结束以后，主人设午餐招待，被邀请的不过三十来人。我同代表团顾问季羡林教授一同参加。齐院士把我介绍给他的夫人，对我在开幕式上致词博得的礼节性掌声表示祝贺。我想同德国总统说几句话，留学德国十年的季老忙于与其他朋友交谈，齐院士主动替我翻译与德总统的谈话。在后来的见面中，我们不止一次回忆起那次会议。他说，魏茨泽克出身于贵族，本人是一位民主主义者。又说，“看你那会儿！”意思是我现在更衰老了，那会儿显得还有精神。一九八六年十月，苏联科学院在莫斯科举行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我同中国几位同事应邀与会。我在开幕会上致词祝贺，认为苏联学者关于孙中山研究的成果，不少是值得中国学者汲取、借鉴的。表示双方应当加强这方面的交流。访问日程完成的前两天，在一次座谈会结束时，齐院士忽然提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托勒库诺夫准备邀请你明天会面，你看怎样？这当然与学术讨论会无关，而是因为我这时是中国人大常委会成员。我说，明天的日程都安排满了。他马上说，“那些日程都可以取消，这样吧，你先同大使馆联系一下再作决定。”我回到旅馆，很快接到中国使馆公使、现在的大使李凤林电话，说苏方与使馆说过了，使馆建议我接受邀请，并由大使陪同前往会见。第二天，我同大使李则望一起至克里姆林宫办公室拜访托勒库诺夫副主席。谈话不涉及具体问题，是一个表示友好的行动。这明显是齐院士、东方研究所的朋友提出或建议的。回国以后，我向彭真委员长写了一个书面报告。一九九二年，莫斯科东方出版社出的《刘大年历史论文选集》，也是那次访问中齐院士、东方研究所的朋友提议并在编者、译者努力下实现的。我写在书前面的《致苏联读者》叙述了那个过程。
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举办的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在孙中山家乡翠亨村召开。我们邀请了齐赫文院士和另外几位苏联学者前来出席。他们受到同行的热情欢迎。到会的外国学者中有苏、日、美、法、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同行三十余人。国际上研究孙中山的第一流专家几乎都在其内。这是我同齐院士一起参加的又一次规模较大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也是他重游曾经向往的孙中山家乡。
自那以后，他又多次访问北京，不管是否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来的，我们多半都会见面谈谈。有一两次是在苏联解体以后，谈话没有固定题目，也不回避什么。这表示彼此总是对一些事情共同感到关心，共同感到有兴趣。
我与齐赫文这位汉学家所以成为长时间交往的朋友，当然是由于我们在学术研究上有共同的话题，这个话题，就是如何认识中国近代历史，以及相关的种种问题的讨论与交流。虽然我们还各自研究着其他题目，但单凭中国近代史这个话题，也就足以提供长期接触的机会了。
齐赫文院士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我看来，《19世纪末叶中国的改良运动和康有为》、《孙中山，外交政策梗概和实践》和《中国通往统一和独立之路——1898—1949》这三部书，应该是他的代表作。前一部书我大致读过，另外两本我只能从著者写的相关文章和我们平时的交谈中，推断它们的梗概，不能对所有论点发表意见。这三本书，我认为：(一)选题、观点在俄国、苏联汉学研究中，或者当初是新的，或者现在也是极有见地的。著者采取历史唯物论的科学方法论来进行研究。他利用一切机会收集资料，校正自己的看法。例如关于康有为研究，他在二战一结束，作为苏联驻华使馆人员，刚来到北平，就找到康同璧等人收集康有为及维新运动资料。关于康有为、孙中山的评价，一九四九年六月，他同毛泽东见面，并有时间单独谈话，便请问毛如何看待二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因此，这两部书资料比较充实，内容经得起推敲。
(二)视野开阔，国际形势的叙述占有重要地位。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问题，一是列强的侵略把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中国要求民族独立解放；二是封建统治加上外国的压迫剥削，中国贫穷落后，要求实行工业化、近代化。这两个基本问题都与列强在中国的争夺及其演变密切联系在一起。离开了或者修改了这方面的内容，就必然改变历史面貌，失去真实。这几部书把中国近代历史放在世界形势大格局里来论述，特点明显。
(三)对历史时代的划分提出创见。康有为、孙中山研究反映了著者对中国不同历史阶段的了解。《中国通往统一和独立之路——1898—1949》把一八九八年——一九四九年联接在一起来考察，是一个新的见解。我们说的中国近代史一向是指一八四二年——一九四九年的历史。中国这段时间里的社会性质、社会矛盾、阶级关系、推动社会运动的力量与以前以后都大不相同，明白无误。但进一步考察中国要求实行近代化的过程，就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中国的近代史研究中，有一种以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作为近代历史主线的主张。那种主张有一定的道理，就是重视了清政权开始引进西方军事与民用工业产品、技术。但它忽视了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与洋务运动的不同政治要求，对政权的不同态度、也就是忽视了它们所体现的不同生产关系、阶级矛盾斗争性质、运动的不同方向。从维新运动开始来考察中国要求实现近代化的过程，就区分出事件的性质，明显的合理了。这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是有启发的。
(四)康有为研究有中译本流传，孙中山研究存在争论，都表明了它们的国际影响。关于孙中山的争论，前述一九八六年广东国际学术讨论会，我与写过《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的美国年长学者韦慕庭教授在广州珠岛宾馆一见面，他就说，齐赫文把孙中山说成那么倾向俄国，未免不合事实，但自己不想在这个会上跟他争论。我讲了黄宗羲的一句话：“以水济水，不成学问。”意思是两杯白水相加在一起，还是白水。做学问不能缺少不同意见的讨论，他完全可以各抒己见。我也说，孙中山是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并不相信共产主义，否则就不是孙中山了。但孙中山在寻求西方支持绝望以后，认为中国革命要以俄国革命为榜样则是事实。齐、韦两位提交这次讨论会的论文，都是讲孙中山与苏联，它们倾向不同。相反意见的存在，也就是表示对面影响的存在。齐赫文院士的三部代表性著作上，当然不会没有可以讨论的问题，这里用不着一一细说。
一个学问家的成就，因素不止一端，关键在善于接受时代潮流的正面赐予。高明的老师、启蒙者的作用也很重要。齐赫文在汉学研究上的重要成就，和他那位鼎鼎大名、郭沫若《苏联纪行》上称为阿翰林的汉学泰斗阿列克谢耶夫院士是分不开的。阿列克谢耶夫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涉及中国古典文学、语言、中世纪哲学、宗教、民俗学等广泛领域。他在难度很高的中国古典文学等的研究上，进入了国外汉学研究一般很难进入的境界区。他培养了整整一代苏联有成就的汉学研究者。比这一些更有意义的，是他所抱定的汉学研究宗旨和活动所表明的俄国、苏联汉学研究的方向。一九三六年，阿列克谢耶夫在南京《中苏文化》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国文化在俄国和苏联》的文章中强调说：在沙皇俄国未曾有过对中国文化的正面宣传。苏俄从革命一开始，就不以适应这种或那种政治需要和局势为目的来宣传和研究中国文化。他自己是一个专家教授，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在讲台上只是“照本宣科”。在苏俄时期，则在大学、俱乐部以及战舰上讲中国文化、艺术、文学、诗歌等，吸引了很多听众。齐赫文院士归纳他的老师研究汉学的方向说：“这位俄国学者研究中国的出发点是对中国人民及其文化的热爱。”他明确地表示要努力研究大众的文化、即中国广大劳动群众的文化，而不是社会上层封建官僚文化。“这种出发点使阿列克谢耶夫有别于西欧资产阶级汉学家，而他自己却是受过西方传统汉学教育的人。”也就是说，苏联、俄国的汉学研究，从这时起，确立了强调研究中国人民文化的高尚传统和明确的革新方向。如果说，阿列克谢耶夫是近代俄国、苏联汉学的奠基人，革新方向的倡导者，那么，站在远处观察，我想可以说：齐赫文是众所推服的当代苏联、俄国汉学研究的组织领导者之一，是用他的代表作把俄国汉学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境地的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苏联、俄国汉学研究的成就与革新方向属于过去，也无疑地应该属于现在，属于未来。
齐赫文院士不久以前出版的《我的一生与中国》一书，篇幅不大，内容丰富。全书末尾一一列举出对他有过帮助的老师、教授的名字，说“是他们培养了我对中国及其勤劳的人民，对中国丰富的文化和悠久历史怀有深深的敬意”。这些话读来令人愉悦感动。又说：“我还想在本书结束的时候，向我在生活道路上遇到的中国学者郭沫若、侯外庐、曹靖华、吴晗、刘大年、胡绳以及其他许多中国朋友深表谢意，是他们帮助我理解和正确评价我的邻国——中国的丰富文化遗产，促进了苏中两国人民之间相互理解和友谊的发展。”关于这一点，我认为齐院士只讲了一个方面。学术上的帮助、交流从来是互相的。就拿我来说，对孙中山早期活动在俄国的反应、对俄国、苏联汉学研究上述状况的了解等，就是从他的著作中得来的。过去这样，今后也还是这样。
当老朋友齐赫文院士八十华诞的时候，我首先祝愿他老当益壮，在学术研究上初衷依旧，松柏长青；这也是祝愿俄国汉学研究在自己的革新传统下，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也是祝愿中俄两国文化交流不断加强，继续促进中俄两国人民友谊的发展。
北京东厂胡同在历史上颇有名气，是我与齐院士头一次和以后多次见面的地方。翠亨村那个风景如画的孙中山家乡，值得我们旧地重游。中俄两个伟大国家，比邻而居，山水相连。其间不知道有多少晴峰雪海，壮览奇观，需要人们去开发探求。我期望它们的实现：
东厂重高会，
翠亨复胜游。
山长又水远，
佳景在前头。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于木樨地
刘大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