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斯大林本人并没有想到死亡。在那些人生末年的岁月里，斯大林所想的依然是他几十年来惮精竭虑的事：巩固自己的政权和延长自己对于这个辽阔广大的国土的治理。他的子民们也从未想到过斯大林会死这个概念。对他们来说，斯大林是神，是圣，是长生不老的。而斯大林的属下们，无论是离斯大林最近的贝利亚、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还是离斯大林稍远的赫鲁晓夫，却不像他的子民们那样混沌。只有他们最为清楚斯大林的身体状况，看得见死神正在逼近他，知道这一进程之无可挽回。他们可以对形衰神竭的斯大林说尽赞美歌颂之词，说他如何满脸红光，没有一丝皱纹，如何神采飞扬精神抖擞，但却不敢公开声言斯大林的日益临近的死亡，他们知道如果有谁直言斯大林将死，应为他死后的苏联作出安排，立刻就会祸从天降，会被认为是叛逆和篡权者。所以，斯大林不死，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是一种信仰，而对斯大林的这些属下和战友们来说，却是一种维持自己待在斯大林身边和使自己已经获得的权力不致丧失的韬晦之计。
斯大林没有想到自己会死亡，尤其没有想到会突然死亡，所以他也就没有为自己的身后事作出安排。在斯大林身边朝朝暮暮几十年的莫洛托夫对此有过沉痛而又生动的说法：“斯大林一生最大的错误就在于没有为自己选择接班人。”一些史书中把马林科夫说成是斯大林认定的接班人，就因为马林科夫在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作了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大概是从苏联历史上的一个似是而非的事实演化而来的片面结论。似乎谁在中央委员会上作过政治报告，谁就是苏联未来的领袖。在苏联历史上，在代表大会上作过工作(政治)报告的只有四个人：列宁，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和马林科夫。然而，列宁在他亲自领导和参加的最后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并没有指定斯大林作政治报告，但斯大林却成了苏共的最高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在列宁死后的两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始终也未能成为党的领袖；在斯大林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是马林科夫作的工作报告。这种政治行动自然是斯大林认可的，但却不能说明这是斯大林在指定马林科夫为接班人。晚年的斯大林对身旁战友的态度是信疑参半的，也许更多的时候猜疑多于信任。在这些年里，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贝利亚都有过荣辱升降的切身感受，但谁都没有获得过斯大林以任何形式作出的政治保证。何况，十九大召开的一九五二年，斯大林还绝不会想到自己死期的临近，因此说他在为自己安排后事是没有什么根据的，这也不符合他的性格和一贯作法。
斯大林没有指定任何接班人，他的战友中也就没有任何人敢于率先登上接班人的交椅。然而，斯大林一死，苏联的权力结构立刻发生了变化。原来的“三驾马车”变成了多头政治：在政府内有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和卡冈诺维奇，在党内有赫鲁晓夫当中央书记。在这个权力中心里，昔日最接近斯大林的人(首先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其次是莫洛托夫，赫鲁晓夫这时只有潜在的可能性，而布尔加宁和卡冈诺维奇已没有举足轻重的权势了)，都在希望，也都有可能登上斯大林的宝座。所以，当斯大林的死亡已成定局时，为实现这种可能性的人们就开始进行斗争了。在斯大林断气前的一个多小时里，苏共中央政治局、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就召开联席会议，确定了斯大林死后的权力分配。这种权力分配的结果并不是确定了斯大林的接班人，而是达到了斯大林的战友们之间权力分配的暂时平衡，并开始了最终确定新的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斗争。
这是一场独特的斗争，其独特性是由这些人长期的韬光养晦的行动所决定的。斯大林生前，他们当面叫斯大林为父亲，高喊斯大林万岁，但心底里却有自己的想法。现在，斯大林一死，谁都想成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谁又都不敢公然打出旗号，贸然行事。谁都在采取最能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所接受的手段，都在为自己塑造一种没有了斯大林的时代的新形象。最具进攻性，一开始也最有成效的当算贝利亚了。在苏联人民中间，贝利亚声名狼藉。他领导过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内务部，做尽了违法的事情。他制造冤案，迁移少数民族的居民，使难以计数的人失去家庭妻儿，甚至丧失生命。长期以来，人民对此既不敢怒也不敢言，在可怕的沉默中隐藏着火山喷发的危险。斯大林一死，这种危险变成了一种可以捉摸到的现实。贝利亚比任何领导人都清楚这一点：火山一旦喷发，烈火首先要焚毁的自然是他贝利亚。于是，他作出了两种姿态。一是他利用人们理所当然的想法，第一个提出要马林科夫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以显示他忠于斯大林。就在斯大林断气前的联席会议上，他提出了这一建议，三月十五日，在批准对苏联新政府任命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他不顾莫洛托夫的劝告和反对又坚持提出了这一建议。他的这一做法是违反苏共党内行事的准则的，因为长期以来都是由党的最高领导人向最高苏维埃建议政府人员的名单。斯大林的战友们十分气愤，但却终于没有提出异议。这就像莫洛托夫所说的：“为了不引起不和，而且相反，为了在这种情况下显示党的领导核心的团结，不得不放弃将这一问题提交中央主席团来研究。”贝利亚的第一着棋下赢了，而且赢得是那样的顺利。
贝利亚走的第二着棋居然是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建议对那些被他投入牢狱的“犯人”实行大赦，苏联最高苏维埃也竟根据他的这一建议于三月二十七日颁布了“大赦令”。他释放了担任近二十年斯大林私人警卫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内务部工作过的库兹米切夫将军以及赖赫曼将军等人，并立即任命前者为国家保卫局局长，后者为监督检查局局长。继而，贝利亚又着手为他参与制造的冤案平反。他在四月上旬以内务部的名义，宣布“医生案”和“明格列尔案”是冤案，涉案人员一律恢复名誉。他把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留明推为制造“医生案”的罪魁祸首，说留明对涉案人员从事破坏活动、间谍和恐怖行动的指控完全是捏造的，是根据假材料假情报编造出来的。于是，留明被关进了列福尔托夫斯基监狱。贝利亚把斯大林时期的一切冤假错案的责任都推在了他的前任阿巴库莫夫和后任伊格纳切夫的身上。阿巴库莫夫早就待在列福尔托夫斯基监狱里了，现在由留明和他作伴，高墙深院把他们和苏共的其他高级领导人隔开，他们成了贝利亚手中的武器，他们说的话、他们的“坦白材料”以及他们自身的存在都成了高悬在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赫鲁晓夫等人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贝利亚随时可以用这支剑来威胁和惩处他的竞争对手。而伊格纳切夫呢？贝利亚先是装模作样地要他对“国家安全部极其粗暴地破坏苏联法制和伪造侦讯材料作出解释”，接着假借中央决议的名义把他作为自己的替罪羊，送上了惩罚的火柴堆：伊格纳切夫先是被解除苏共中央书记的职位，接着就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
贝利亚抢先走了好几着棋，而且着着得胜。看来他站稳了脚跟，要进行更大的出击了。然而，贝利亚在得意忘形的公开亮相中却扔掉了当时依然是生死悠关的一项“政治游戏”的规则——韬晦。他在这种反韬晦的行动中所获得的，除了人民原有的愤怒和千夫所指外，又加上了他的“战友们”对他的担心、恐惧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决心与密谋。走出了韬晦的贝利亚是注定了要失败和灭亡的。
马林科夫成为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最高领导人，这是经过了合法的手续的，但他在新的权力舞台上依然显得战战兢兢，事事小心，处处谨慎。为了害怕斯大林的战友们说他专权，他早在三月十四日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就借党政职务的分开为由，主动辞去了中央书记的职务。接着，他又通过《真理报》宣传一种淡化斯大林的政策，即不再宣传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不再突出斯大林个人在苏联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他还要求实行集体领导的原则。马林科夫想通过这种淡化的迷雾来掩盖自己的真实面貌，向他的战友们和世人表明，在苏联这块土地上不再会有新的斯大林，不会再有一个人说了算的专权统治，他，马林科夫再也不会突出、凌驾于其他领导人之上。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马林科夫翻开了苏联历史上新的一页。从这时起，对新的一代苏联领导人来说，就有了集体领导这个模糊不清、模棱两可、而又从未真正实行过的“列宁的原则”。
马林科夫这些谨小慎微的言行保全了他政治上的升迁。事实上，当时举足轻重的领导人都不大瞧得起马林科夫这个人。在他们眼里，他是个没有什么作为的人，一个靠察颜观色、趋炎附势爬到了斯大林身旁的人，一个坐大办公室的小官僚。莫洛托夫就曾讽刺他是个“坐在电话机旁，拨拨号码，上传下达的人”。因此，无论是贝利亚，还是莫洛托夫和赫鲁晓夫，都不把马林科夫当上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看成是件什么严重的事，他们知道这只不过是种“政治过渡”。问题还在于结束这种“过渡”的真正权力并不在马林科夫的手上。他们对结束这种“过渡”的自信表现为在权力和政治上对马林科夫的某种信任。他们相信，一旦“政治过渡”时期结束，马林科夫头上华丽的政治光环也就会烟消云散。
然而，马林科夫并不真是这样的愚钝。正是因为在斯大林身旁待久了，正是因为深得苏联最高统治中的三昧，马林科夫的眼光和判断力实际上是很强的。时值五十年代，苏联社会的发展碰到了一系列难以逾越的障碍。贝利亚看稳了一点，抓住平反冤假错案不放。而马林科夫则深知人民生活的艰难，并且谙熟这种艰难的由来：“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国防”，以发展重工业为主、为基础的长期建国方针。这个方针使斯大林得以举着列宁的旗号击垮了所有的反对派，这个方针使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然而，这个“胜利”的方针却不能使斯大林避免战后空前规模的大饥荒，不能促使苏联在和平环境下向前发展，难以使苏联人民摆脱低下的生活水平和艰难处境。
马林科夫避开了许多棘手的问题，恰恰是从这里开始出击，这就说明他比其他领导人棋高一着。他显然知道这样一个道理：有哪位领导人采取措施，来改变轻重工业发展严重失调的局面，哪怕在这方面有一点点进展，他就肯定会得到人民的欢迎与拥护，如果以此为始再做更多的工作，他也许就会取得辉煌的政绩。于是，他把在这一方针下的党和政府工作的失误都归罪于贝利亚，并且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解决了贝利亚的问题之后，率先提出了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急速发展日用必需品的生产”。他的在二三年内大幅度满足人民对肉、鱼、油、糖、布匹、衣服、鞋和家具等日用品需求的允诺令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刹那间，在民众已经很久没有兴高采烈的这片土地上，出现了争相传谈马林科夫的奇迹。
因此有人把马林科夫的允诺赞美成是一种“新方针”，似乎苏联从此就朝着一个新方向发展了。然而，马林科夫的允诺依然不过是一种韬晦之策。他用淡化斯大林的韬晦之计稳住了党的高层领导人，现在想用美好未来的韬晦之计来稳定民心。说其允诺是一种韬晦，是因为这种允诺是虚假的，在依然坚持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路线的情况下，是根本无法做到的。时至今日，很多史学家们尚未注意到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即轻重工业比例的调整并不全是一个计划或者技术问题，而实质上是个权力问题。长期以来，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下，已经形成了一个因这一方针而得利的重工业—军事工业集团。他们自上而下，势力强大，任何人想改变轻重工业的发展比例，就必然要触及这个集团的既得利益。不和这些极其顽强的对手作成败得失的较量，任何新领导人的新方针都会夭折。马林科夫自不例外，何况，他又并不真想改变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因而，他的允诺从一开始就预示着失败。马林科夫从未甩开他的韬晦，所以韬晦也就把他引上了政治上的末路。没有走出韬晦的马林科夫也是注定了要失败的。
只有赫鲁晓夫表现得最为谨慎。他来自乌克兰，斯大林的战友们曾很长时间把他看成是一个“外省人”。在斯大林晚年昆采沃别墅的黑夜之饮中，他的服饰和举止也曾令这些人不屑一顾。然而，就是这个赫鲁晓夫却掌握着莫斯科。从苏联历史的发展来看，谁掌握着莫斯科，谁就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这个国家的未来。在斯大林死后的苏联新政府中，赫鲁晓夫没有担任任何行政职务，这从马林科夫等人来说，表明他们认为他还没有分享最高统治权力的资历和资本，而从赫鲁晓夫来说，只有一个中央书记的头衔正好给了他一个待机而动的极好机会。就在马林科夫等人为权力的顺延和安排煞费苦心时，赫鲁晓夫却悄悄地，一心一意扑在了党的组织工作上。他整顿党的各级会议制度，建立向书记处汇报的制度，往各加盟共和国、州安排新的负责人，直至党事国事无论大小都通达至书记处，都听从那里下达的指示，赫鲁晓夫实际上所拥有的权力就比任何一个部长，甚至部长会议主席都大了。比起马林科夫来，赫鲁晓夫还有更高的一着棋。马林科夫言说集体领导，而赫鲁晓夫则疾呼党的领导。他说多年来一直强调斯大林的领导，而忽略了党的领导这种提法，现在应该强调并大力宣传党的领导。他通过《共产党人》杂志和《真理报》发表了一系列要求把党的领导放在第一位的文章。赫鲁晓夫的这些做法和当年斯大林在书记处的做法几乎是异曲同工，因此它们的结果也是相同的：成了没有第一书记这个名称的“第一书记”。
谁韬晦得最彻底，谁韬晦到最后，谁就会笑，谁就会胜利。时机来了，轮到赫鲁晓夫出击了。一九五五年一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极其尖锐地(尽管没有指名道姓)批评了马林科夫的“新方针”：“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一阶段，发展重工业好像不再是主要任务了，而轻工业则可以而且必须比其它一切工业部门优先发展。”他给这一“方针”加了两顶吓人的大帽子：一是它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作了错误的、庸俗化的解释，二是它是李可夫和布哈林等人所宣传过的右倾观点。从未真正想过要彻底改变以发展重工业为主的路线和方针的马林科夫，从未认真思考过要背离斯大林的做法的马林科夫，是顶不住这种不仅来自赫鲁晓夫本人，同时也是来自党内一大群人的压力的。于是，马林科夫不得不自己提出了辞呈，他作为最高执政者的政治寿命也就不得不结束了。
从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五日至一九五五年二月九日，马林科夫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年十一个月差六天。他先被降职为苏联电站部部长，后又因“反党集团”罪名外放哈萨克斯坦一个冷僻的电站当站长。当局对他还有一个特别的禁令：不经“宣召”不得进入莫斯科。于是，马林科夫又恢复了谨小慎微的韬晦面目。他不越雷池一步，从不和以前的“战友们”来往，偶尔在莫斯科街头和他们相遇也只是匆匆寒喧而过。
然而，历史对马林科夫是冷酷的，再也没有给他东山再起的机会。
回眸苏联
闻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