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弄清高长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化史上有没有贡献，有多大贡献，我想最好还是看一下高长虹于四十年代初奔赴延安以后受到怎样的对待。一则，高长虹当时是以一个文化名人的身分投奔革命队伍的，而负责接待他的延安文艺界、文化界人士，不仅了解他、熟悉他，而且大都担负着重要的领导职务，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二则，高长虹到达延安的日子，不靠前，不拖后，恰遇延安各界以最隆重、热烈的形式纪念鲁迅逝世五周年。在那之前，毛泽东发表讲话，称鲁迅为“民族英雄”，为“中国文化革命的旗手和闯将”，为“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文学家”，评价之高，使当年狂飙社成员柯仲平一见高长虹就泪流满面地说“我们对不住鲁迅呀”。高长虹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个情况下到达延安的，时机太不巧了，却也最能看出延安文艺界、文化界领导甚至更高层领导是怎样看待“高鲁冲突”的。
据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一书记载，在高长虹到达延安的最初半年时间里，延安文艺界的重大活动都请高长虹参加，在传媒的报道中，又总是把他的名字排在前边。刚到延安，延安文协(即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举办的“星期文艺学园”讲座，请高长虹讲了《对文学的认识》。十一月十六日，延安文化界集会庆祝郭沫若五十寿辰，“到会的有凯丰、丁玲……高长虹……等十余人，高并应约为《解放日报》撰写《庆贺郭沫若先生五十寿辰》的专文，在该报十八日纪念特刊上发表。十二月十一日，艾青、肖三等发起成立延安诗会，到会有“艾青、艾思奇、高长虹……”等五十多位新老诗人。十二月十四日，延安文艺界举行追悼作家丘东平大会，参加者“有艾青、丁玲、欧阳山、高长虹……”等七十余人。一九四二年一月四日，“文化俱乐部举办诗歌晚会，到会数百人。由艾青、柯仲平、高长虹……等朗读中外新旧诗作”。一月十日，留守兵团政治部文艺工作委员会举行新年联欢，有八十余人参加，“最后有肖三、高长虹……等诗歌朗诵。”二月十日，延安文艺界举行纪念普希金逝世一百零五周年大会，参加者有百余人，“高长虹朗诵《救救英格兰》……”四月十二日，“延安诗人以新的姿态提前两天纪念玛雅可夫斯基逝世十二周年……高长虹等朗诵了自己的诗。”十月二十三日，延安文协等几个单位召开诗歌大众化座谈会，“推艾青、长虹、公木为主席团……长虹主张我们要由‘创作大众化的诗’到创作思想感情语言都同于工农兵‘大众的诗’，以至启发大众诗人创作‘大众自己的诗’。”
以上是见于公开报道的活动，还有不少此类活动没有报道，或没有收入《纪盛》之中。如一九四二年初夏，周扬亲自陪同高长虹到鲁艺，给第三期文学系的全体同学作了报告，诗人侯唯动在几篇文章中回忆到这件事，作家李束为也听了这次报告。再如，最近北京出版了一本延安时期图片集《延安文艺光辉三十年》，在其第21页上有一帧照片，说明词为“文化界欢迎狂飙诗人高长虹在文化俱乐部凉亭开会”。
再看延安的各级有关领导。高长虹刚到延安，他就被定为延安文协的“驻会作家”，启事中把他排在林默涵之后，居第二位。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九日，边区文协在交际处召开第二次理事会，由吴玉章主持，讨论筹备第三次代表大会事宜，高长虹被特邀参加，会上“推定柯仲平、高长虹为正副主任，统筹一切。”这实际上是让高长虹担任边区文协的副主任，但后来高长虹自己谢绝了。过了一个多月，三月五日，边区政府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聘请林伯渠……高长虹……等为委员”，他则愉快地接受了，在边区文委召开第二次例会时，高跟何思敬、艾思奇、吴玉章被分派参加“延安报道社”，进行国际宣传。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之前，高长虹同样收到了由毛泽东和凯丰具名的请柬。
这样列举材料有些繁琐，但很能说明问题。延安文艺界、文化界，延安的各级领导，如此“厚待”高长虹，不为别的，就在于高长虹自己作出了成就，值得如此对待。而且不存在私人感情，那是集体意志，是“组织”或“领导”决定。待遇就是评价，这在共产党领导下尤其如此。高长虹刚到延安所受到的待遇，跟他所作出的成就是成正比例的。至少，延安那些有权决定如何对待高长虹的人，比起接受了太多高长虹是什么“急先锋”一类结论的人，对高长虹的了解多得多，认识也深刻得多。
但不久高长虹就消失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言行在《评传》第九章作了回答。对高长虹谢绝担任新一届文协副主任一事，书中说：“辞掉职务，就等于辞掉了党对自己的信任，辞掉了与柯仲平的友谊，也辞掉了群众对自己的良好印象。”这是对的。书中说：“延安尊重长虹的选择，延安并没有因为长虹辞却了‘文协’筹委会副主任的职务而歧视他”，这也对，他以后继续参加文艺界的活动，边区政府又聘为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就是证明。发生转变的契机，是延安文艺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由毛泽东出面邀请，对被邀请者是莫大的荣誉，但高长虹“推辞了，理由也很简单，他是研究经济的，文艺只不过是他的业余爱好而已。”笔者访问艾青时，艾青一字一顿地说，高长虹是延安唯一没有参加文艺座谈会的文艺界人士。《新文学史料》一九九五年第二期黎辛文章说，高长虹同样受到邀请，他“因故未去”，但“不能不算‘代表’”。高长虹的这一怪异行为，无疑使许多人感到难以理解，有些人还可能怀疑高长虹故意不服从党的领导。这是一个转折点，高长虹在延安传媒上的“淡出”，正是在此事以后发生的。
还有，高长虹到延安后，写完了一部名为《什么是德国法西斯蒂》的书稿，送给有关部门，要求出版，经过审查，因为书中的某些观点和斯大林的观点不一致，不予考虑。高长虹先曾写过一部《为什么我们的抗战还不能胜利》，在重庆出版，国民党不允许，在秋林出版，阎锡山不允许，后来由一位朋友油印了一百多份。高长虹研究法西斯主义已有好几年了，又有在德国居留二年的切身感受，他自信立论深刻，对抗战有利，但在延安竟不能出版。他无法理解，如果大家都跟斯大林的观点一致，那还要别的许多脑子干什么？他写了一份意见书，交给党中央，请求转交斯大林，他要跟斯大林辩论。接着开展的“抢救运动”，使高长虹对延安这块革命圣地，这块具有民主、自由好名声的地方，产生了更大的疑惑。当时他住的窑洞较高，一批批干部被抓走，他看见了，一声声惨不忍闻的叫喊声，他听到了。他不明白，这种做法与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共同之处！他反对法西斯蒂，这种残酷的党内斗争不就是一种法西斯蒂么？同时他自己差一点也被“抢救”。康生诬他是青年党，要逮捕，多亏张闻天和博古等人开脱，才免了灾难性的一劫。张闻天，是跟高长虹差不多同一时期走上文坛的。一九二五年张闻天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副题为《长虹给他母亲的一封信》的小说，是高长虹认为写得很好的一篇。他说那篇小说“完全是环境和时代的产物”，但他现在跟时代和环境不能合拍。从此他变得消沉，情绪低落，不是钻在窑洞里闭门不出，便是一个人到荒野拣骨头送给农民当肥料。这还使文艺界的人们怎么好意思再请他参加各种活动呢？又怎么能使传媒的编辑、记者再把目光对准他呢？
如果说这些事是他自我放逐出文艺界而遁入孤独和寂寞，那么数年之后的一次“不欢而散”，就使他几乎成了“反革命”。这跟研究经济有关。高长虹研究经济，是他二十年代重视科学、提倡科学的思想的必然发展，那时就有过《经济学批评》的书目预告。高长虹像儿童一样天真，他还想实际从事经济工作。刚到重庆，他就找孔祥熙的儿子孔令嘉，动员孔出资开矿，发展战时经济，加强国防力量；他后来去东北的主要目的，也是开发金矿，支援解放战争。在延安，开发经济谈不到，他只能停留在研究上。按他的想法，美国有研究经济的适宜环境，最好是到美国去。他曾向熟人马皓透露过这个想法。日本投降以后，延安的文艺工作者要分配到各个解放区去。毛泽东亲自找著名文艺家谈话，征求意见，其中包括高长虹。毛泽东问他，是留在延安，还是到哪个解放区去？高长虹直言不讳、脱口而出：“我想到美国去考察经济！”这还了得！是痴人说梦，还是有意捣乱？毛泽东大怒(有人说还拍了桌子)，立即将高长虹逐出室外，是谓“不欢而散”。据说这次谈话在党内高级干部中传达了，以后对高便不再信任，不再重用，高也就被当作无用之物，随便处置了。
这次“不欢而散”，对高长虹此后的人生道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这事是党内机密，外人全然不知，文艺界、文学史家们更不会知道。当二十年代红火一时的高长虹在参加革命以后不久便在延安销声匿迹，后来在东北只能默默无闻地住招待所，像被疯子一样对待这样一些现象被文艺界、被文学史家们看到，便都当作高跟鲁迅发生冲突，导致如此结果，所以从四十年代后期起，高长虹便逐渐被当作“攻击鲁迅”的坏人而受到谴责了。阴差阳错至于斯，实在是一件可笑复可悲的事。
董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