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事论事地说，倘若蔡邕本人地下有知，这还算不上是最大的误解。一般村民，亦即士大夫眼中的愚夫愚妇，他们并不关心历史上的蔡邕是什么朝代人，有多少学问，以及，与附会在他身上伤风败俗的故事距离有多远。“蔡邕”或“蔡伯喈”、“蔡中郎”对他们而言，仅仅是一个空洞的语音符号，没有多大意义，他们只关心故事和情节本身。蔡邕真正的悲剧是由围绕在他身上的神话所决定的。在汉末同时代以及以后一段时间的人的心目中，蔡邕一直是缙绅阶层的楷模人物。从品德上来说，他被认为是无与伦比的。例如上面所说他对母亲所尽的孝道，无论古今，世人都很难做到，范晔在《后汉书》中一本正经地指出这已经感动上苍，“有兔驯扰其室傍，又木生连理，远近奇之，多往观焉。”蔡邕对皇帝也很忠诚，做议郎的时候，奋不顾身地攻击奸臣，以致于被落井下石，身陷囹圄。人们被他感化，奸臣阳球所派遣的刺客拒绝行刺，所贿赂的狱吏拒绝下毒。另一方面，他又被认为才华横溢，学识渊博，精通辞章、术数、天文、音律。公元一七五年，蔡邕校正《六经》文字，“自书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始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后汉书·蔡邕列传》)可见其影响之大。还有一个故事说他应邀赴宴，听到有人在屏风后弹的琴声中有“杀心”，就不打招呼，径自回家。后来才弄清楚，弹琴者见到螳螂捕蝉而心动，无意之中表达在琴声中了。由此可见其音乐造谐之高。由于这两方面原因，蔡邕被看成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儒。王允要处死他时，太尉马日 称赞他是“旷世逸才”而请求王允手下留情，著名的大学者郑玄叹气说：“汉世之事，谁与正之！”蔡邕一死，也就立刻被神化了，“兖州、陈留间皆画像而颂焉。”(《后汉书·蔡邕列传》)
可是，历史的流逝终究会使得一切神话趋于幻灭。蔡邕必须为别人替他营造的神话偿还巨额的利息。不仅他的学识才力颇遭訾议，其人品更是受到后人的非难。晋宋袁淑《吊古文》说：“伯喈炫文而求人。”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讥刺蔡邕“同恶受诛”。顾炎武对他的斥责更不留情面：“东京之末，节义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其仕董卓，无守；卓死惊叹，无识。观其集中滥作碑颂，则平日之为人可知矣。以其文采富而交游多，故后人为立佳传。嗟乎！士君子处衰季之朝，常以一世之名，而转移天下之风气者，视伯喈之为人，其戒之哉！”(《日知录·卷十三》“两汉风俗”条)事实上这些议论之所以产生，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蔡邕最终未能顶住大军阀董卓把刀架在脖子上的压力，出仕为官，三天之内三次高升，如直升飞机般官至右中郎将，拜爵高阳乡侯。谁知道好景不长，不久董卓被吕布暗杀，蔡邕得知，刚刚微露惊叹之意(《三国演义》将此细节改成蔡邕冒死抚尸痛哭)，马上就引起这场政变的策划者王允的愤怒，结果被下狱论处。蔡邕的美名为他招来不虞之福，而这不虞之福又很快为他招来不虞之祸。历史对蔡邕所开的这个玩笑实在太残酷了。然而“祸福无门，惟人自召”，顾炎武认为蔡氏下场如此，咎由自取。从儒家的观点看，蔡邕不能坚持“杀身成仁”、“威武不能屈”的正统立场，依附叛道，从而失去了操守；从道家的立场上看，董卓既已伏诛，就该熟视无睹，他竟然忍不住发出惊叹之声，不能保身全生，可以说没有见识。再联系他平时好作碑颂，不是图别人的人情回报，赢得口碑，就是图别人的稿费。(《日知录·卷十九》“作文润笔”条云：“蔡伯喈集中为时贵碑诔之作甚多……至于袁满来年十五，胡根年七岁，皆为之作碑。自非利其润笔，不至为此。史传以其名重，隐而不言耳。”)蔡邕这种人，为汉末以后的道德败坏带了个坏头。明清之际另一大思想家王夫之，认为蔡邕其人太愚：“邕之应董卓召而历三台，此何时也？帝后弑，天子废，大臣诛夷，劫帝而迁，宗庙烧，陵寝发，人民骈死于原野，邕乃建议夺孝和以后四帝之庙号，举三代兴革之典礼于国危如线之日，从容而自炫其学术，何其愚也！”(《读通鉴论·灵帝篇》)王夫之还进一步指出，汉灵帝曾经害得蔡邕亡命江海十二年之久，蔡氏之所以不惜提出建议废除汉和帝以后四帝(包括灵帝)的庙号，实际上是出于对汉灵帝打击报复的阴暗心理。因此，蔡邕不仅仅是愚，而且，“邕于是而无君之心均于董卓，王允诛之，不亦宜乎！”
我们且对这些议论按下不表，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去。那时董卓在军事上控制政府刚刚得手，为了掩饰军人政权的实质，他不得不大量征召名流宿儒，社会贤达。蔡邕名气大，是这名单上的第一个。蔡邕称疾不就，董卓露出军阀的满脸杀气，以灭族相威胁。正所谓“秀才遇了兵，有理说不清”。蔡邕无论作出何种选择，都注定是悲剧性的。如果接受征召，就像蔡邕实际上做的那样，无疑会承受正统道德观的巨大压力，从而遭到后人的攻击；如果保持所谓名节，继续隐居不出，又可能招来满门抄斩的杀身之祸，这又显然违背人情之常。王夫之认为董卓要挟云云可能是史家为了替蔡邕文过饰非而虚构的情节，即使真的那样说了，也不过是“市井亡赖之谰言”，不足为惧。这种说法并无十分的说服力。袁绍、申屠蟠等人拒不合作却能全身而退并不能反证蔡邕也能全身而退。蔡邕是被一个人文神话所笼罩着的文人，论声望、学问、才华、影响等，袁绍等都不能与蔡氏同日而语。作为首选目标，假如蔡邕抗命，就很可能沦为董卓杀一儆百政治策略的牺牲品。历史当然不能假设，可是明初有个例子却至少令人深思。燕王朱棣篡位，方孝孺拒绝对他效忠，结果不仅仅他自己血溅雨花台，被牵连致死者达到八百七十三人之众。这种事身处九五之尊的朱棣做得，杀人不眨眼的军阀董卓未必做不得。庄子对中国主流派知识分子的毛病有一个著名的诊断：“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对于许多封建士大夫，蔡邕出于个体生命价值大于一切的常识感抛弃抽象的道德信条，在董卓的胁迫下出为官，这是他永远无法洗刷的历史污点；而另一方面，八百七十余条鲜活的生命伴随着方孝孺引颈就戮，却正好成就了方孝孺纪念碑般庄严的美名。有时候，当我们说封建制度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何尝只是说说而已呢？
事实上也许蔡邕本来就是一个只知读书但没有把书真正读通的书呆子。最适合他做的本职工作也许本来就该是做做学问，写写文章，弄弄乐器，但是他偏偏沉不住气，和他在《释诲》中所自诩的“情志洎兮心亭亭，嗜欲息兮无由生。踔宇宙而遗俗兮，眇翩翩而独征”的境界相反，终于是一个凡夫俗子，一个热衷宦途的人。他认识不到自己能力的欠缺，还希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看看他做了官给皇帝上的奏章，其七项建议无非是郊迎五帝、行辟雍之礼、举贤才、开言路之类泛泛之谈，看不出什么像样的治国方略。当他回答皇帝如何消除“妖异灾变”时，毫无顾忌地颂扬一些他所认为的忠臣，抨击一些他所认为的奸臣，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随随便便将心事和盘托出，心理上完全不设防，结果被宦官知晓，天真得真是可以。此外，还恃才傲物，无谓树敌。五原太守王智款待当时还是刑满释放犯的他，酒喝得高兴了，拉他一起跳舞，蔡邕无动于衷，弄得别人下不了台，怀恨在心。董卓死了，他在沉醉于翦除巨奸的快感之中的王允面前唉声叹气，结果被指认为董卓同党而论处极刑。这种私人感情的公开表现也极不策略，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出蔡邕只不过是一个浪得虚名的糊涂人，无论在出仕董卓之前还是之后，他都缺乏政治上的远见。像这种明显缺乏政治人格的人，用某种既定的政治标准来衡量他，未必是合适的。
科林伍德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借助于证据在想象中重建过去。然而，历史往往淹没在一簇簇迷雾和神话之中。廓清迷雾，将神话还原为历史真实，又确实是非常困难的。蔡邕的神话，固然使得他成为同时代人的偶像，使得他成为《后汉书》中的英雄，成为《三国演义》中的义士，成为一些文人的同情对象。(温庭筠的名诗《蔡中郎坟》颇具代表性。诗云：“古坟零落野花春，闻说中郎有后身。今日爱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甚至使得他由南宋戏曲赵贞女蔡二郎中的坏蛋成为高明《琵琶记》中的好人。另一方面，这一神话的反作用又给蔡邕带来了悲剧。董卓对这个神话利用的结果，导致蔡邕肉体上的毁灭，而顾炎武指责他为汉末风气浇漓的始作俑者，王夫之痛斥他与董卓实属一丘之貉，又分明使得他精神上盖棺犹未论定。一旦人成了名，无论他是否愿意，都有可能成为有关他的神话的工具，别人往往只能通过对神话的阐释来认识他，而这种阐释本身又难摆脱当代的偏见。如果说，范晔对蔡邕或许褒扬太过，顾、王对他或许又持论太苛，那么，何以见得后人会认为笔者是不偏不倚呢？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被误解被曲解就不仅仅是蔡邕个人所特有的命运了，它还指向更广阔的历史时空。
朱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