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在一九九七年连续刊登有关“自由主义史观”的讨论后，于七月号刊登纪念芦沟桥事变六十周年的特集《加害的证言》。在简短的编者按中，编者强调了把仅仅为有限的人所经历的侵略与迫害行为记录下来的必要性：“如果不相当有意识地记录它，这些行为甚至会从记忆中被抹掉从而彻底消失。”联想到日本右翼至今仍在试图抹掉南京大屠杀乃至整个侵略战争历史的严峻现实，不能不说《世界》杂志的工作体现了日本的良知。
特集以一组采访为中心，采访者新井利男分别对五位侵华老兵进行了具体的访谈，非常具体地引导他们回忆了当年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这些老兵多已年近八旬，又都经历了新中国的战犯改造，故比较客观地描述了当年日军在华烧杀抢掠、人体实验以及残酷折磨中国人的种种实态。在他们的叙述中，非常鲜明地勾勒了日军残酷虐杀中国人和新中国战犯拘留所的人道主义态度之间的反差：侵华日军哪怕是新兵都认为“中国人是人下人”，只要经历了几次以活人作靶子的杀人训练，连目光都会改变；只消三个月，纯朴的日本青年就可以变成一个杀人机器。而战后的新中国战犯拘留所，中国管理人员吃高粱米白菜汤，却给日本战犯吃白米饭，把他们当成人来对待，从而试图把他们由鬼改造成人。老兵们的负罪意识不能不说与这种巨大的反差有着直接联系。
《加害的证言》以它的直接性构成了自由主义史观讨论的重要一环，但更值得注目的是从去年年初至今持续连载的长篇纪实文章《战争与罪责》。该文作者为评论家、京都造型艺术大学教授野田正彰，此连载至今年四月号为止已经刊登到了第十四回。如果说《加害的证言》还只是停留在复原战争实态的层面上，那么，野田的长文则已在纪实前提下进行了深层挖掘。正如该文副题“日本兵的悲哀”所示，野田进行战争的追加体验的动机是，他要追究日本人何以能在战争中完成如此非人的暴行。他说：“我们常常听到的说法是‘战争把人变得残酷’，但这种一般化认识只是思考惰性的产物。有各种战争，有各种军队，在各自不同的机制当中，人们变得残酷起来。”野田抓住了日本人战时行为方式的要害——对于所属集团的适应，边适应边取得和维持精英的位置，亦即日本式的进取意识。这种日本式的社会机制，使完全没有教养的日本农民和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同样可以把刺刀径直刺入中国人的躯体而没有负罪感。
野田使用了大量的历史证词，有的来自他的直接采访，有的来自已经出版的回忆录，其中不乏令人发指的兽行。例如，下士军官新井正代抓走一位十八岁左右的中国姑娘，把她剥光强奸之后用菜刀切成一块块，作为动物的肉分发给士兵，士兵们高兴地油炸火烤改善生活(《第六回：坦白、认罪》7／97)；在东京帝国大学曾受教于著名的自由主义者河合荣治郎、社会主义者大内兵卫的富永正三，在成为见习军官后经历第一次杀人训练时，基本感觉不到这与他在大学里学到的知识之间有什么矛盾。一群中国俘虏在连续几天的饥饿之后已濒临死亡，被带来作为训练这些军官的工具；富永面对分配给自己的俘虏，一心只怕头砍得不够漂亮而被部下取笑。当他一刀砍下对方的头颅而在自己的战刀上粘上抹不掉的人体脂肪时，想到的只是自己也算尽职了(《第八回：过剩适应》10/97)。从为实行“三光政策”而不惜在父亲面前屠杀生病的女儿、到为逼供而使用各种残忍的手段摧残抓到的“嫌疑犯”，这种毛骨悚然的场景比比皆是。野田在他的引述中再现了每一个日本兵作为个体在战争中的犯罪经过，从而把提问引向了不能在谢罪层面简单解决的深层，这就是他所说的日本式进取的社会机制带给个人的变态伦理观念。
在第四回《病人心脏的官兵们》(5／97)中，野田借助当时的从军医生小川武满之口揭示了这种“日本式进取”是如何把个体纳入到国家机制之中的：小川在部队里身受和目睹了极为残酷的法西斯训练，这种训练本身就把那些弱者以病死或自杀的方式淘汰掉了。当个人被逼到软弱的极限状态时，软弱就转化为暴力。“三光政策”只是在这种极限状态下才可能实行；于是，一方面有前述令人发指的兽行，一方面也有大量的“战争营养失调症”——在不缺乏物质供给的情况下，仍有大量士兵因身体拒绝营养而萎缩乃至死亡。
在这极为病态的训练背后，隐藏着的是日本社会自身的运行机制，这就是下级对于上级、个体对于集团的绝对服从，而在它的顶点，是天皇制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威。当小川被问及他作为基督教徒如何处理自己的军事公务的时候，他回答说：“我被教导说在军队中上级的命令就是天皇陛下的命令，所以，我不会以军事命令的形态传达自己的信仰和良心的课题。”尽管小川后来也利用军医的身份拯救了若干军队中的弱者，但是，他并不能扭转“上级就是天皇的化身”这种日本式秩序观和伦理观。在他的行为中，存在着明显的二重性机制，这就是无法共存的信仰与公务之间并行不悖的关系：“应救死扶伤的医师协助杀人，应拯救人的牧师旁观人的死亡。”而在这种二重性的基础上，建立着几乎所有参战日军对于战争罪责的理解——当日本战俘被送进拘留所的时候，几乎所有人发出的疑问竟然都是：为什么我成了罪犯？
野田花了许多篇幅介绍战俘们在战犯拘留所接受改造终于认罪的过程。重要的不仅仅在于中国人民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对这些“日本鬼子”采取了与苏联完全不同的宽大态度，而更在于这些日本战俘在认罪过程中所遇到的来自日本文化机制本身的强大阻碍。首先，出于上述“二重性理解”，几乎所有的战俘都认为战犯是那些操纵国家命运的首脑，而不是充当炮灰的自己；其次，大部分战俘都承认自己做了些“不好”的勾当，在道德上是“给人添麻烦”的(注：“给人添麻烦”的说法现在有时仍被日本人用来说明二战时日本的所作所为)；但是，他们并不因此认为这是“犯罪”，因为日本人并不习惯使用国际法规则思考问题；再次，日本人从明治维新以来日益强化的蔑视中国的感情，在二战中表现得极为突出，甚至就连饱受凌辱的“从军慰安妇”，也按日本、朝鲜、中国的顺序而确定不同的价格，这种狂妄的民族自大感情使得战俘的伏罪变得异常困难。
野田记述了一个细节，这就是在拘留所内战俘们被组织起来演剧，再现他们所犯的罪行。昔日的加害者扮演受害者，体验被凌辱和摧残的痛苦，结果使得很多战俘终于完成了“站到被害者的立场”的过程，从而真正在感情上伏罪，对于长期以来以“人类和日本人”来区分世界的日本人来说，最难以做到的就是开放性地体验异文化，更何况是在战争的非常状态下把自己移情于异文化的受害者。所以野田意味深长地点明：“战后日本人决不会演出这样的剧作。”
那些重新恢复了人性的战俘回国后无一例外在日本国内受到冷遇，找不到工作，被视为“洗了脑的不正常人”，受警察盯梢，如果发表反战的声明，还会受到包括原来的战友在内的恐吓。战俘们变了，但是日本的社会机制却依然故我：“和平了，可日本却没变，只有表面上变得像模像样的，可骨子里跟过去一样。”(《第十四回：脱洗脑》4/98)
追加体验战争，因此才获得了重要的现实功能。正如野田所说：“我作为一个在不能够主动追究十五年战争之罪恶的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人，追问着如何生活于现在与将来的问题。”(第五回：《逃向服从》11／97)战争过去了，可是它尚未成为遗产。仅仅谈论是否会再次发生战争是虚假的，因为我们还不了解昨天，也不真正了解现在。
刊海远眺
孙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