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后进国家的民主转型，法国学者们一般不反对亨廷顿在一九九一年出版的《第三浪潮——二十世纪晚期的民主化》中提出的观点，即九十年代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并不多于本世纪二十年代。这一事实说明，民主并非在九十年代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辉煌胜利；而且，民主化进程也不是不可逆转的。不过有一点需要修正的是，假如以人口数量而不是以国家数目来作为衡量标准的话，今天世界的民主普及程度仍然是最高的(近40%)。
尽管对九十年代的民主化进程需要谨慎估计，但这一进程仍具有鲜明的特点。法国国际研究中心政治学教授达贝内(Dabène)指出七十至九十年代的民主转型有三个特点。一是国际压力与国内演变的结合。二战后日本、西德民主制度的建立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其民主是由美国为首的战胜国施加的。八十年代中美洲小国如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危地马拉等民主的建立也主要是美国干预所致。东欧各国虽不是由西方的压力而建立民主，但却是在苏联放弃勃列日涅夫“主权有限论”之后才开拓了民主转型，即是说是在外界压力松懈之后发生的。第二个特点是民主转型过程中的政治建构与经济改革的某种紧张。达贝内是南美问题专家，他以阿根廷、秘鲁、巴西等为例说明经济改革所带来的社会不均、通货膨胀、经济负增长等现象往往成为民主化进程的阻碍。而同时民主的政治建构也可能使得政府缺少经济改革所必需的效率。目前东欧的波兰、捷克、斯洛文尼亚似乎成功走出了这一怪圈。第三个特点是，从世界全局看，民主转型呈现出地区性的特点，如拉丁美洲不同于东欧，东欧不同于非洲，亚洲则属于另一类型等。当然地区的共性并不掩盖同一地区各国的不同。如从时间上看，有一种说法是东欧民主转型，波兰用了十年，匈牙利用了十个月，东德用了十个星期，捷克用了十天，罗马尼亚则用了十个小时。
如果说对从非民主到民主社会的转化的宏观考察表明民主化进程在世界范围内仍然任重道远的话，那么在老牌民主国家民主制本身也遇到重大挑战。起源于西欧的民主制度从理论探讨到政治建构本身经历了一个由直接民主向代议制民主的完善过程，今天我们所言的民主政体都是一种代议制民主，然而现代社会对民主提出的批评正是其民主性和代表性都不足。当下西方社会民主生活中的弃权率的上升，选票流向的漂移不定，献金丑闻的增加，政治生活的职业化等等都是民主代议制危机的表现。
面对民主的危机，法国近来召开过几次大的学术讨论会，《人文科学》对此作了综合性的阐述。学者们一般认为现代的民主危机并非民主本身出了问题，而是社会对民主的要求更高了。对于上述危机的种种表现，事实上社会本身已经提供或正在提供一些办法。学者们对此作了一些分析和综合。一种是所谓“公共民主”。公共民主针对现代社会媒体作用的日益上升，将媒体看作是传统代议制之外的新兴的民主议决场所。议会本是传统民主运作中的基本的民主议决机构，在信息发达的今天，已不能充分和及时反映民意，传媒起而继之填补不足。当然传媒作用的上升，一方面使议决空间增大，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新型的舆论寡头。
另一个概念是“连续民主”。这一概念指出，目前的民主特点是在选民与被选人之间建立起不同层次的民主代议空间，包括民意测验，现代传媒，补充监督机构(如护宪委员会、审计机制等)。这些空间的出现或建立一方面表明选举制度的相对性，如民意测验总是预先表明选举结果，另一方面表明在两次选举之间民意的变动，提醒民意代表的决定往往同民意存在着重大差距。这一发展的客观效果是议会选举不再是唯一的合法性资源来源，非政府组织、院外压力集团、专家委员会等的地位上升，议会代表对民主资源的垄断因之被打破。这一概念较为全面地阐释了目前西方社会民主的危机及其出路，但也不能解决怎样避免社会的山头主义倾向。
整个看来，学者们从对现阶段民主危机的观察入手探寻其解决之道。但普遍认为在这种民主空间扩大和精细化的过程中和在民主的整体运作与地方利益之间缺少连结程序和制度性的控制机制，怎样解决这一问题将是解决民主危机的关键。
从以上论述看，民主危机的解决其实是一个民主的再建构的问题。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杜兰从另一个角度谈民主的建构。他一方面认为应该将市场经济同民主区分开来看；一方面认为西方社会民主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威胁：一是原教旨主义式的排外，一是极端的文化同化，即不承认社会内部文化的多元性。要回应这两方面的挑战，民主社会应该建构一种“文化民主”，既可以保障普世性的权利，又承认多元的文化认同。他认为西方民主国家最早实现了政治民主，然后渐渐实现社会民主，目前则需要呼唤文化民主的到来。
刊海远眺
陈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