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先生文章中较多涉及前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的思想,实际上,蔡的办学思路基本上依凭的就是十九世纪德国洪堡创办柏林大学的两种方针,一是培养具有独立思想和自由意识的批判者,二是培养具有某种知识特长的特殊人才。前者的身份在我看来就是“知识分子”,后者相应则是一些“专家”。以上两种人都为社会所需要,但不同的大学(或大学不同的系科)则应有不同的侧重。如果说四九年以来的清华大学以“工具理性”见长,侧重培养国家所需的各种专家的话,那么,北大所以成为北大,则在于它能够坚持一种“人文理性”,为社会提供批判型的知识分子。过去的北大是这样,否则何来五四?然而,今天的北大还有多少这样的知识分子?
作为北大的一个局外人,或者说作为关注北大的一个知识分子,我希望听到的不是那种廉价的掌声,而是蔡元培校长于北大二十五周年的题辞:
风雨如晦
鸡鸣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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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