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文化与文学成了中国出版界和读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作家出版社、上海学林、云南人民等数家出版社，竞相出版了有关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文化与文学的丛书。其中，云南人民版的“俄罗斯白银时代丛书”选得比较有代表性，但遗憾的是，(可能因为有某些技术上的原因)梅列日科夫斯基依然没有入选；作家版的“白银时代丛书”全部是小说；学林版的“白银时代俄国文丛”收入了一些书信、日记和回忆性文字。与此相关的还有花城出版社的“流亡者译丛”(包括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爱伦堡、叶夫图申科等人的回忆性文字)，作家出版社的四卷本《布尔加科夫文集》，广州出版社的《复活的圣火——俄罗斯文学大师开禁文选》和别雷的长篇小说《彼得堡》，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新世纪万有文库”中收入了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背教者尤利安》，北京和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和《思想自传》，香港三联的谢·布尔加科夫的《东正教教义纳要》等等。
由于特殊的原因，我们对二十世纪俄语文学的视野曾是那样的狭窄，如今一下子开阔起来了；从前只知道高尔基、马雅科夫斯基、叶赛宁等作家，外加四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今天人们谈论起了曼德尔施塔姆、吉皮乌斯、阿赫玛托娃、安德列·别雷、米·布尔加科夫(小说家)、谢·布尔加科夫(哲学家)，乃至别尔嘉耶夫和洛扎诺夫这些“白银时代”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我不知道这些作家的作品能给我们的读者带来什么，但我真的希望，这种出版热、阅读热不要仅仅停留在对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个人遭遇、命运，以及对某些社会政治秘闻的近乎好奇的关注上。在俄国的专制统治下，他们为什么还能发出让全世界注意的声音呢？
对“白银时代”文化的关注，无疑不是出版家的心血来潮或者歪打正着，其中肯定有某种必然性的东西。在我们这个没有激情的年代，这个被欺骗、软弱、埋怨和嘀咕所笼罩的年代里，中国作家和知识界对西方现代派那隔靴搔痒式的模仿，造就了一大批术语玩弄家、技术权威、无病呻吟者、语言游戏者，最后弄得自己都腻了。
我们的知识界内心的确充满了困惑与渴望。可是，当我们仔细地想一想我们究竟渴望什么的时候就可以发现，其实我们很迷茫。许多人把目光投向了新儒家、老国学，投向“人文精神”、“后现代主义”。但我们却很少听到理直气壮的声音。那些嚅嗫的话语，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我们的创作、批评、研究是不是远离了问题的“真实性”和“直接性”，从而变得软弱无力、矫揉造作呢？是不是我们知识分子话语系统过于强烈的依附性将自己窒息了呢？总之，我们太需要参照了。
在世纪之交那大动荡的年代里，“白银时代”的知识分子作为俄罗斯精神的传承者，他们能做到不鼠目寸光，不为一时的现实功利所动，甚至不惜被流放，而执着于对俄罗斯的正义、灵魂获救等问题进行探索。这与他们十九世纪前辈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是息息相关的。
拉吉舍夫(一七四九——一八○二年)是俄国第一个知识分子(他既接受了西方启蒙主义的自由思想，又与俄国宗教团体共济会有关)。普希金(一七九九——一八三七年)是第一个摆脱宫廷诗人(如他的叔叔，如杰尔查文等)地位的作家。当拉吉舍夫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中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忧伤”时，当普希金说“上帝就像我们俄罗斯一样忧伤”时，俄国知识分子就诞生了。面对着满目疮痍的俄罗斯大地和人民受伤的灵魂，“忧伤”和“忧郁”，成了整整一代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基调。在十九世纪的一百年时间里，俄国知识分子用全部的智慧和人格，奠定了自己独特的知识分子传统。
俄国知识分子从来都是纯情的单相思者。在《个性的毁灭》一文中，高尔基把俄国知识分子的悲剧称为艳情史，“俄罗斯是恋女，知识分子是情郎”。这的确是自拉吉舍夫、普希金以来俄国知识分子的写照。从十二月党人到民粹派，再到二十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倾注着他们对人民、对俄罗斯的爱恋。在俄国知识分子那里，“人民”高于“国家”。对于人民，他们是“单相思者”，因为他们经常遭到“既要土地又要皇权”的人民的拒绝。在普加乔夫起义的所有文件中，都贯穿着在保存“好皇帝”的前提下消灭贵族这一思想。(马里宁：《俄国空想社会主义简史》，商务)而在平民知识分子出现之前，俄罗斯知识分子都是来自贵族家庭的“忏悔贵族”，是农民起义要消灭的对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托尔斯泰的《复活》中，都写到知识分子是如何遭到拒绝的。但他们又很“纯情”，因为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允诺，却一如既往地患着对俄罗斯人民的相思病，且至死不渝。支撑着俄国知识分子这种气质的信念，是与东正教“神正论”和“末世论”紧密地连在一起的人道主义和虚无主义(人们误以为它是西方文艺复兴的人道主义和怀疑论)；前者使他们的内心充满了同情、怜悯和正义，后者使他们能有力地拒绝现世的功利主义。
俄罗斯知识分子是一个不切实际的阶层。他们迷恋于自己认定的理想，并时刻准备为这个理想去坐牢、流放、服苦役。他们激烈地批判现实，但并不急于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他们拒绝行动，宁愿像奥勃洛莫夫一样死在躺椅上，宁愿像“地下室人”那样发疯。他们是“行动的矮子”，但他们是“语言的巨人”；也就是说，他们热衷于在世俗的角度看来是“无意义”的事情，因此而维护了精神的独立性和自由。对于他们来说，哲学的基本问题是自由和得救的问题，而不是存在或意识的问题。他们还坚定地认为，改造人性是靠道德和精神的自我完善，靠人神意志合一的“内心圣洁化”来实现的；而改造社会则首先要靠君主的心灵的圣洁化。“通过改造的途径达到完善的，不是社会外部的宏观结构，而是个人内心的微观结构。……活动的场所不是在社会的场所，尤其不是革命的竞技场，而是他们的内心世界。”(《俄国空想社会主义简史》，第12页)因此，关于受难的精神、忧郁的灵魂，以及如何才能获救的问题，成了知识分子讨论的中心话题，也成了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的基本主题。
俄罗斯知识分子拒绝与任何形式的权力(教会的、国家的等)合作。他们把对人的爱看得比所谓的社会正义要高。一旦那些所谓的正义违背了爱的原则，那么，无论你多么有道理、多么有意义、多么辩证，他们也会毅然地与之决裂。我们已经看到，从拉吉舍夫开始，到十二月党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斯妥耶夫斯基，再到二十世纪的皮里尼亚克、古米廖夫、伊·巴别尔、扎米亚金、左琴科、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米·巴赫金、沃隆斯基、加斯捷夫、索尔仁尼琴，……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这里列举的还仅仅是作家中的一部分，没有包括思想家、艺术家和科学家)遭到了监禁、流放和秘密处决。他们为自由而失去了自由，为良知而献出了生命。拉吉舍夫说：“如果法律，或者帝王，或者任何土地上的某种政权强迫你屈服于不正义，强迫你违背自己的良心，你要成为不屈不挠的。无论凌辱，无论痛苦，无论苦难，甚至死亡本身，都不会令你害怕。”这并不是什么律令，但却为所有的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所遵守。
我们当然可以笼统地说，“白银时代”知识分子全盘地继承了上述十九世纪知识分子的传统，事实上这个传统已经发生了许多的变化。没有变化的是，知识分子依然在沙俄帝国权力和老百姓自发力量的双重挤压之下生存。这里的“老百姓”由原来信仰上帝甘作奴隶的农民，变成了只认金钱和“日常生活”的市民了。
文学从来就是俄罗斯知识分子思想的“晴雨表”。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几乎所有的“白银时代”的哲学家、思想家，都直接从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作家的作品中寻找哲学和思想问题的原材料。对于他们来说，直接面对人的灵魂的文学问题就是最本质的哲学问题，人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文学的变化来发现问题。同时，上述变化在文学中的反映，不只是材料意义上的，而是反映了整整一代作家精神现象的文体变化。
十九世纪的文学是适宜于朗读的文学，因为它有着一种总体上的“忧伤”的基调，也就是浪漫的、抒情的、可以朗读的基调。诗歌不用说了，即使是小说，屠格涅夫的、托尔斯泰的，甚至陀斯妥耶夫斯基早期的某些小说，都能在上流社会的沙龙里，把贵族小姐感动得眼泪汪汪。曼德尔施塔姆说：旧小说是“手推独轮车的苦役犯的小说”(《第四散文》，上海学林，第168页)，其中有感人的故事和情节。而“白银时代”的作家安德列·别雷的小说《彼得堡》，安德列耶夫的《红笑》等，是不宜朗读的。它们有着与那个慌乱的时代同构的慌乱的结构形式。那时代的“日常生活”将故事和情节的统一性阉割了，以往的事物的整体性和精神的整体性消失了，人们看到的是一种陌生的“整体性”的阴影远远地笼罩过来。
这种变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一八六一年的废奴和资产阶级革命。出现了社会的改革、平民知识分子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边缘化”、民粹主义运动，直到民意党人的恐怖活动等这些操作性很强的事件。对于一个忠实于自己的作家来说，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是无意义的，是要批判的对象。严格地说，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一八六四年)开始，俄国作家就结束了那种完全依附在完整情节上的，有浓郁抒情色彩的叙事文学。“白银时代”作家所创造的新的叙事文学形式，是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的先声。
安德列·别雷在谈到自己的小说《彼得堡》时说：“革命、日常生活、一九○五年等等进入情节纯属无意中的偶然，……我的整部长篇小说是借象征性的地点和时间描写残缺不全的想像形式下的下意识生活。……实质上是对被意识割断了同自己自然本性联系的人们瞬息间下意识生活的记录……”(《世界文学》一九九二年第二期)他拒绝了过去和即将来临的“整体情节”，而迷恋于混乱的现实；他拒绝了抒情和朗读，而执着于零乱细节、执着于被分解了的人和世界的元素；他拒绝与现实同流合污，也拒绝了日常生活的故事和市民读者的趣味，并因此而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
但必须正确地认识到，“白银时代”文学的独特形式，并不是一种盲目借鉴过来的东西，也不是作家故弄玄虚的结果。它与十九世纪的文学和世纪之交的革命运动有相通之处，即带有浪漫色彩。区别在于，十九世纪文学的浪漫在本质上是带有伦理色彩的“感伤主义”；革命运动的浪漫，是一种行动的狂躁症和毁灭的激情；而“白银时代”文学的浪漫，是一种精神结构深层的“狄奥尼索斯精神”。
“白银时代”的文学拒绝和批判市民的“日常生活”，但却与俄罗斯民间文化息息相通；如东正教信仰中，那种对圣子肉体与精神之间神秘转换的惊奇和迷恋。文学家通过词语和结构等形式作为中介，将十九世纪的道德问题变成了二十世纪的美学问题。民间诙谐文化、荒诞剧、狂欢节等游戏色彩的东西，成了作品的内在结构，并在它与社会结构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无论是《彼得堡》还是《大师和玛格丽特》，这种特点都是非常鲜明的。我们曾经在果戈里的《鼻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貌人》那里看到过类似的特点。
本世纪四十年代末，世纪之交文化复兴运动的参与者尼·别尔嘉耶夫，对这次运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这次运动有狭隘的文学性质，它的“悲剧在于，这一运动的文化精英只孤立于不大的圈子里，而脱离了当时的广阔的社会潮流。这在俄国革命所具有的特质中有着致命的后果”(《思想自传》)。他认为，文化复兴活动家们在沙龙里谈论着文学，谈论着上帝与救赎，对革命不感兴趣；他们离开历史的前沿阵地而迁居国外，把指导革命的思想阵地让给了思想浅薄的人。而革命活动家取得了胜利之后却认为文化复兴活动家是自己的敌人，要监禁他们、取消他们的事业、将他们赶出俄国。最后的结果是：知识分子中的浅薄者占了上风，功利主义占了上风；知识分子精神中的虚无主义情绪渗透到了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毁灭精神文化，迫害知识分子，崇尚金钱和技术，……别尔嘉耶夫甚至认为，文化复兴时代的知识分子要为此负责。别尔嘉耶夫是带着十九世纪知识分子的道德感在谈论这件事的。
今天看来，他们的价值就在于没有参与，就在于坚持了精神的独立性，就在于他们那高贵的艺术形式。他们顶着被时代淘汰的压力，或流亡异国，或坚守在国内而遭受迫害，从而将俄罗斯精神的血脉传承下来。相反，有些积极地参与的优秀知识分子，倒是把自己钉上了十字架。最典型的就是勃洛克和马雅科夫斯基。
一九一八年俄历九月十七日，勃洛克在彼得堡干草市场(拉斯科尔尼科夫构思谋杀老太婆的地方)电车站一上车，就遇见了吉皮乌斯。勃洛克说：“您能把手给我吗？”吉皮乌斯说：“从个人的角度——可以。只是从个人的角度。不是从社会的角度。”吉皮乌斯在回忆她的好友勃洛克时，既严厉地谴责他，又充满同情和爱怜。她称他为“迷途的孩子”，还说他“以伟大的痛苦和死亡不光赎回了自己有意无意的过错，或许还部分地洗刷了俄罗斯的耻辱和罪孽”(《吉皮乌斯回忆录》，上海学林)。至于马雅科夫斯基，这里不想多谈了，读一读肖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见花城出版社“流亡者译丛”中的《见证》，310—320页)就够了。连列宁也不喜欢他，说他的诗歌是叫嚷，是破烂货。只有斯大林说他是“最优秀、最有才华”的诗人。因为他是“个人迷信的领唱者”，他还叫年轻人以捷尔任斯基为生活的榜样。的确，那时候他们中间无论是谁，只要稍稍作一点让步，就有可能谋到一个好的职位，比如，到彼得格勒博物馆去看管和研究历代流放者、苦役犯的遗物。
比较而言，“白银时代”的知识分子有什么值得责备的呢？唯一可责备的就是他们的颓废情绪。他们的“颓废”来自于他们内心不可解脱的矛盾，来自于他们曾经认定的信仰遭到了羞辱和毁灭的现实。他们宁愿与“颓废”一起毁灭，也不愿意装出一副“健康”的样子来偷生。
我们今天在阅读吉皮乌斯、曼德尔施塔姆、别雷、洛扎诺夫等人的作品时，丝毫也没有感到像别尔嘉耶夫所说的那样——“俄罗斯的文化复兴运动是妨害社会利益的，是过于贵族式封闭式的。”(《思想自传》)相反地，通过他们的作品，我看到他们在维护人的尊严，维护俄罗斯精神文化的尊严，维护艺术的尊严。曼德尔施塔姆说：“艺术不可能成为牺牲品，因为它已经完成了；不可能成为赎罪的工具，因为整个世界连同艺术家在一起已经被用来赎罪了。”(《第四散文》)他一九三八年死于远东集中营。他的才能，他一生的悲惨遭遇，好像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象征。
张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