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雅科夫列维奇·恰达耶夫(一七九四—一八五六)生于一个俄国贵族家庭，父母早亡，他由姨妈和舅舅抚养成人，曾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数年，后进入俄国近卫军，参加了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表现英勇，战后却出人意外地离开了军队。他曾与十二月党人接近，但觉得与他们的思想和理想也有一定的距离。一八二三—一八二六年，恰达耶夫去西欧各国游历，西欧和俄国的对比，使恰达耶夫的思想受到震动，归国后他幽居数年，一直处在沉思之中。此后，他开始频繁地出现在莫斯科的各种沙龙中，慷慨激昂地陈述自己的哲学、宗教观点，对俄国的历史和现实作出评判，向人们描绘着理想的未来社会，引起了知识界和上层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他的书信、手稿也为人们争相传阅。在当时，恰达耶夫的一言一行，都会成为社会的话题，他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俄国诗人维亚泽姆斯基曾称恰达耶夫为“流动讲坛上的教师”。
每一民族都需要自己的思想家，无论它处在其发展的何一阶段，无论这一民族的精神天性是怎样的。恰达耶夫曾在《哲学书简》的第一封信中写道：“人民群众服从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定的力量。他们自己并不思考；他们中间有一定数量的思想家，这些思想家替他们思考，给民族的集体理智以冲击，并推着民族前行。在少数人进行思考的时候，其它的人在感受，其结果，便实现了共同的运动。”在俄国思想史上，恰达耶夫恰是最早一批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家之一。当然，这与恰达耶夫所处的时代有关，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许多欧洲思想家、哲学家都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对文明的历史、人类的使命等等的思考；而在俄国，在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取得胜利之后，俄罗斯人的民族意识空前觉醒，随之而来的，便是对民族的特性及其地位和使命的认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是俄国民族意识觉醒过程中的产物。《哲学书简》对于俄国文化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的观点和结论，而在于它较早地向人们展示出了思想的力量和意义，使俄国初步具有了自省意识、批判精神和思辨传统。而这，正是一个真正的思想家之于其民族和国家的意义。
普列汉诺夫在谈到恰达耶夫的时候说：“恰达耶夫以一封《哲学书简》为我们思想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远远地超出了一位勤勉的俄国研究家依据‘地方统计数据’完成的数立方俄丈的著作，远远地超出了杂文‘流派’一位敏捷的社会学家所做的一切。”
《哲学书简》由八封信组成，这些书信写于一八二八——一八三○年间，是写给一位名叫叶卡捷琳娜·德米特利耶夫娜·潘诺娃的夫人的，她是莫斯科一个沙龙中的女主人。在恰达耶夫写作后几封信时，他与那位夫人的书信往来已经中止了，所以，恰达耶夫心目中的收信人，自然不止潘诺娃夫人一人，而是所有的俄罗斯人，所有的后来人。在这些书信中，只有第一封在恰达耶夫生前发表过。
在第一封信中，作者要“谈谈我们的国家”，弄清它的历史及其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同时，也追溯了宗教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第二至第五封信所探讨的都是宗教的意义和力量。恰达耶夫旨在证明，宗教、尤其是天主教，包含着哲学、历史和科学，历史和科学不过是宗教哲学的组成部分，宗教具有巨大的认知能力和改造能力，人类的进步只可能存在于这样一种宗教前提下的统一之中，俄国的进步自然也不例外。在第六、七封信中，作者对欧洲的历史进行了考察，站在宗教的立场上，他对摩西、大卫、穆罕默德、苏格拉底、马可·奥勒留、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荷马等历史人物作了评说，对古希腊罗马时代、文艺复兴时代、宗教改革运动，他持强烈的批评态度，而对宗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却评价甚高，认为它保持了精神的生活，维护了欧洲的统一。第八封信具有总结意味，认为基督教的生活是人类真正的生活，至高理性光照下的精神统一是整个人类未来的方向。
作为一位唯心主义的宗教哲学家，恰达耶夫深爱德国哲学家谢林的哲学，无论是谢林早期那种主张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融合为一的“同一哲学”，还是他后期那种主张世界源于上帝、又归于上帝的“天启哲学”，对恰达耶夫都深有影响。一八三二年，恰达耶夫在致谢林的一封信中写道，“哲学与宗教结合的伟大思想”，是他“精神活动的灯塔和目的”：“我存在的全部兴趣，我理性的全部求知欲，都为这唯一的思想所包容了；随着思考的深入，我愈发坚信，人类的主要兴趣就包含在这一思想之中。”这段话对于理解《哲学书简》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恰达耶夫从对俄国现实的观察入手，追溯至俄国的历史，认为俄国落后的现实是由其历史造成的；对俄国历史的反思，使他步入宗教范畴，他认为，欲解决俄国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只有借助宗教的影响和力量；对宗教及其作用的意识，则使他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他在宗教之中看到了“最初的推力”和“普遍的规律”，而追求与“绝对理性”和“至高思想”的接近，就是个人和整个人类的使命。在“宗教与哲学的结合”中，恰达耶夫看出了、同时也向当时的人们指出了俄国和世界的未来。
《哲学书简》中的第一封信于一八三六年九月底在《望远镜》杂志上刊出后，引起轩然大波，许多读者被激怒了，作者被斥为俄罗斯的“敌人”和“叛徒”。十月十九日，俄国书刊检查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这篇文章及其产生的影响；三天之后，甚至连沙皇本人也出面干预了，他颁布了一道谕旨，称其已读该文，认为它“是一个疯子大胆的胡言乱语”，并下令关闭《望远镜》杂志，追究有关人士的责任。《哲学书简》的作者被官方宣布为疯子，官方派出的医生每天去给恰达耶夫“治病”。这一切都是因为，恰达耶夫对俄国的一切进行了空前严厉的批评。请读一读恰达耶夫在那些信中关于俄国所说的话：
首先是野蛮的不开化，然后是愚蠢的蒙昧，接下来是残暴的、凌辱的异族统治，这一统治方式后来又为我们本民族的当权者所继承了，——这便是我们的青春可悲的历史……
我们是世界上孤独的人们，我们没有给世界以任何东西，没有教给它任何东西；我们没有给人类思想的整体带去任何一个思想，对人类理性的进步没有起过任何作用，而我们由于这种进步所获得的所有东西，都被我们所歪曲了。自我们社会生活最初的时刻起，我们就没有为人们的普遍利益做过任何事情；在我们祖国不会结果的土壤上，没有诞生过一个有益的思想；我们的环境中，没有出现过一个伟大的真理；我们不愿花费力气去亲自想出什么东西，而在别人想出的东西中，我们又只接受那欺骗的外表和无益的奢华。
我们在成长，可我们却不能成熟；我们在向前运动，可我们却沿着一条曲线，也就是说，在走着一条到不了终点的路线。我们就像那些没有学会独立思考的孩子：在成年的时候，他们体现不出任何自我的东西；他们所有的知识，均局限于他们外在的生活，他们整个的心灵，都存在于他们身外。我们正是这样。
在恰达耶夫看来，俄国构成了人类“精神世界中的一个空白”，俄国人“徒有基督徒的虚名”，甚至连俄国人勇敢的天性，也被恰达耶夫视为一种“恶习”。俄国和俄国人，在恰达耶夫的眼中真可以说是一无是处了。很难想像，这样的话语出自一位立过赫赫战功的俄国近卫军官之口；很难想像，这样的话语是在俄国因战胜了拿破仑而沉浸于无比的欢乐和自豪的时刻道出的。
然而，恰达耶夫却自认为是爱国的，只不过，他是“以另一种方式”来表达其爱国之心的，即他所言的“否定的爱国主义”。在《哲学书简》之后所写的《疯人的辩护》一文中，他更为直接地说：“对祖国的爱，是一种美好的感情，但是，还有一种比这更美好的感情，这就是对真理的爱。”恰达耶夫在这里所说的“真理”，大约有两重含义：一是指要对俄国人道出关于俄国的“真话”，使他们能对祖国的历史和现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一是指俄国所面对的“绝对真理”，即天启赋予俄国的使命。恰达耶夫的话，使人想起了一位古希腊哲人那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名言。恰达耶夫接着写道：“请你们相信，我比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更爱自己的国家，我希望它获得光荣，我也能够对我的民族的高尚品质作出评价；但是，我的爱国情感与有些人的有所不同……我没有学会蒙着眼、低着头、闭着嘴地爱自己的祖国。我发现，一个人只有清晰地认识了自己的祖国，才能成为一个对祖国有益的人；我认为，盲目钟情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首先要献身于真理的祖国。”
如恰达耶夫所言，“爱国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忧国忧民的、痛心疾首的爱国主义，无疑要比随波逐流的、歌功颂德的爱国主义更为有益。然而，古今中外，“良药苦口”这一朴素的道理，却总是难以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
在俄国思想史和社会发展史中，一直存在着东方化还是西方化的激烈争论。作为一个地处东西方之间的大国，俄国始终为自己的文化和地域归属而苦恼不堪。俄国究竟该何去何从，这便是赫尔岑所称的“俄国生活的斯芬克斯之谜”。在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取得胜利之后，俄国的民族意识空前觉醒，民族的历史和未来的命运，国家和民族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类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思考和认识。在这一背景下，俄国思想界出现了很大的分歧，迅速分野为所谓的“西欧派”和“斯拉夫派”两个阵营。
毫无疑问，恰达耶夫是典型的西欧派。整个《哲学书简》的立论基础就是：俄国应当走西欧的路。恰达耶夫认为：俄国没有自己一贯的历史，在欧洲那些老的文明国家中，特定的生活方式早已形成，而在俄国，一切却要重新开始，俄国不得不为自己创建一切，“直至呼吸的空气，直至脚下的土壤”；(《第二封信》)“欧洲所有的民族都有着共同的面孔，有着某种家庭般的相似”，“整个欧洲曾被称之为基督教的世界”，只有俄国独立在这个世界之外，因此，追求在宗教、精神和文化上与欧洲的统一，是俄国摆脱狭隘、孤立和落后的必由之路；(《第一封信》)“因此，我们越是努力地与欧洲社会融为一体，这对于我们来说就会越好。”(《第七封信》)基于这一认识，恰达耶夫还对俄国与欧洲的“交往历史”作了回顾，对彼得大帝的改革及其成果作了无保留的称赞。(《疯人的辩护》)与此同时，恰达耶夫也对当时刚刚出现的斯拉夫派进行了抨击。
在思考俄国之命运的时候，恰达耶夫也对广义的东西方文化作了比较。由其带有强烈倾向性的宗教立场出发，恰达耶夫申明了西方较之于东方的优越性：“世界自古以来就被划分为两个部分——东方和西方……东方首先出面，从其静观的深处将光芒投向大地；随后，西方到来了，带着自己包容一切的能动性、其生活的语言和强大的分析，它掌握了人类智慧的成果，终结了东方开始的一切，最后，将一切都融进了自己广大的怀抱。但是，在东方，恭顺的智慧跪在历史权威面前，在对他们的神圣原则顺从的服务中耗尽了自己，最终，他们睡着了，封闭在他们静止的综合中，没有猜透那些为他们而准备的新命运；与此同时，在西方，人们却在高傲、自由地前进，他们只对理性和天国的权威俯首，他们只在未知的东西面前停步，他们永不停息地将目光投向无限的未来。”(《疯人的辩护》)将东西方的文化绝对地割裂开来，自然是不合理的，再在宗教的基础上比高低，更是荒谬。但是，恰达耶夫对于东方先文明、后落后之原因的思考，对于我们来说也许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例如，在《第六封信》的一条注释中，恰达耶夫曾写道：“您知道，中国从远古起就拥有了三件伟大的工具；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这三件工具极大地促进了我们人类智慧的进步。然而，这三件工具帮了中国什么忙呢？中国人完成环球航行了吗？他们发现过一片新大陆吗？他们是否拥有更为广博的文献，超过我们在印刷术发明前所拥有的文献？”也许，恰达耶夫无权提出这里的最后一个问题，因为他不可能读到、也不可能读懂多少中国的文献，但他提出的前三个问题却是尖锐而又发人深省的，当然，其原因并不简单地如他所言的那样，是因为中国人不信基督教。值得注意的是，约一百年之后，鲁迅又不约而同地向国人发出过同样的质询。
西欧派和斯拉夫派之间的关系，往往是十分复杂的。他们虽然从根本上是势不两立的，却又是相互依存，甚至是相互转化的。别林斯基就曾认为，斯拉夫派的出现，正是对西欧派倾向的一个矫正，“就是对无条件模仿的反拨，就是俄国社会谋求独立发展的见证”。(《别林斯基全集》第10卷第264页)别林斯基本人起初是一个坚定的西欧派，但后来观点却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这样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也出现在恰达耶夫身上。在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中，也能感觉到一些矛盾，比如，他完全否定俄国的历史，却又对作为俄国历史组成部分的彼得时期推崇备至；他认为俄国的封闭性、无归属性是缺点，却又将其视为俄国未来潜在的可能性和使命；他称俄国之无历史，正是“一种完全以借用和模仿为基础的文化之自然而然的结果”，但他为改变这一历史而提出的药方，却同样是“借用和模仿”；在《书简》之后，恰达耶夫的观点也曾出现较为明显的改变。似乎，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全盘西化的主张是很难天衣无缝地融为一体的，这倒使人想起了赫尔岑在归纳西欧派和斯拉夫派之争时说过的一段话：“我们像是希腊神话中的门神伊阿诺斯，或是像一只双头鹰，我们望着不同的方向，与此同时，却又像有一颗共同的心脏在跳动。”
西欧派和斯拉夫派最初的思想对垒，大约出现在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而恰达耶夫发表在三十年代末的《哲学书简》，无疑是这场思想斗争中出现最早、最为重要的文献之一。在俄国思想家中，恰达耶夫较早地意识到了俄国历史道路中的东西方问题，并旗帜鲜明地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而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他以及他的《哲学书简》在俄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刘文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