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说两本书写作的先后并无太不得了，可在这里，它关系“经济学鼻祖”的根基经典，涉及“道德”与“经济”的先后根由，所以不能不加以讨论。
亚当·斯密一七五一至一七六三年在格拉斯哥大学先后任逻辑学和道德哲学(包括伦理学)教授，在伦理学讲义的基础上，一七五九年二月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颇得好评，多次再版；《国富论》则于一七七六年三月九日出版，标志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斯密也被尊为“经济学之父”。《道德情操论》虽“名气”不及《国富论》，但凡讲斯密大抵要谈此书。不仅由于博学的斯密一生主要专著即此两书，而且两书的关系亦为研究者注重。埃里克·罗尔(Eric Roll)在其名著《经济思想史》中讲斯密《国富论》“构成该书基础的社会哲学是当时广泛承认的，他的老师弗朗西斯·哈奇森就是这种社会哲学的主要倡导者之一。”约翰·雷(John Rae)的《亚当·斯密传》被公认是有关斯密“最详尽、最优秀的传记”，其中记述哈奇森对斯密的影响包括道德情操与经济学说。熊彼特(J.A.Schumpeter)在《经济分析史》第一卷中介绍当时道德哲学“主要由自然神学、自然伦理学、自然法学以及政策学(或‘治安学’)构成，而政策学又分为经济学和财政学(‘税收’)。A·斯密的老师弗朗西斯·哈奇森在格拉斯哥大学讲授的就是该意义上的道德哲学，A·斯密也是如此。《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都是从一较大的有系统的整体上分割出来的部分。”这说明了两书的关联。斯密本人在《道德情操论》初版时就说还要写一专著来完成系统研究，到一七九○年(逝世前)第六版说在《国富论》中“我已部分履行了自己的诺言，至少履行了论述国民收入和军备的诺言。”此版最重要的是新增一章“论道德情操的堕落”。法学家塞缪尔·罗米利(SamuelRomilly)曾评价斯密本人“总认为《道德情操论》是一部远比《国富论》杰出的著作。”詹姆斯·博纳(JamesBonar)编制斯密藏书目录，政治经济学和历史类书共占不过五分之一。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等主编的较权威的专业工具书《世界重要经济学家辞典》中就将斯密首先界定为伦理学家——这些很能说明一些问题。
另外，作者主张经济学不讲道德，却又说“经济学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实证地考察、分析，现实中，人们是否是自私的、甚至是一有机会就会损人利己的……。”还用了“好的经济学分析”等价值评判语，这些不正是伦理学要做的？说经济学以“性本恶”为前提，而设计经济政策与制度来“防范欺诈、防范恶行”等等，“制恶”不就是伦理学的意义或法学的功能吗？(不能否认手段或途径的不同)经济学不仅内涵牵涉繁博，而且外延显呈动态，概念如经济哲学、经济观念，学科像文化经济学、伦理经济学等等，不好笼统而论，更何况讲“效益”就很难离开“公平”。尤其在“经济人”之局限越发显现的时代，“不讲道德”倾向的“经济学”越来越受到质疑批判。如K.E.博尔丁(Boulding)主张经济学的重建，一九六九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作为一种道德科学的经济学》；J.M.布坎南(Buchanan)进行伦理准则与期望价值等方面的研究，一九七八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市场、州和道德范围》，这些都是著名经济学家。
总之，“务正业”确实要大力提倡。不过，即便主张经济学不讲道德，但“理直气壮”地宣称经济学家就是“不讲道德”，总不太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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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