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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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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好事成串
如果说古长书受伤是因祸得福的话，实际上一进入汛期，古长书就好事成串了。喜事们象商量好了似的，排队向他迎面走来，他得一个接一个地跟喜事们握手。汛期安全度过之后，学校也开学了。开学前夕，妻子左小莉突然办理了调动手续，调到市里一所重点中学去了。是她父母给她联系的单位。左小莉是独生子女，父母年纪大了，身边需要有人照顾。再说，下面的人往上调是一股风，大家都在跟风。县里往市里调，市里往省上调，都想调到大地方去。左小莉调动的事，也跑了几年了，一直阴差阳错没有办成。在最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却出其不意地办成了，古长书也很高兴。只是他没想到调得这么快。
九月一号就要开学，左小莉在八月三十号上午从市里赶回家收拾东西，收拾好东西就给古长书打电话，说她调走了。古长书正在从县政府往家里走，接到电话他兴奋又惊讶：“你怎么说走就走了？明天走不行吗？”
左小莉说：“不行。我爸爸找了个车，专门下来拉东西的。我得跟着。”
古长书说：“那我送你下去吧。”
左小莉说：“算了，你忙着。下面有人帮忙的。再说我又没什么东西，就是我和孩子的衣服。”
古长书急急地赶回家，他是真心想帮左小莉做点什么。想想挺难受的。为了调动，闹了几年时间，他一点忙都没帮上，还是依靠左小莉父母的关系调走的。古长书走到家属楼，才看见左小莉把大包小包的东西都打理好，在司机的协助下装上车了。左小莉站在车旁，说：“我等你回来见个面呢。”
古长书说：“怎么这样急？回家坐坐再走吧。”
左小莉淡淡一笑，说：“不了。我知道你也忙着。晚饭你自己做一点吧。以后你就自己照顾自己了，别累着。”
古长书见左小莉说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他心里也很难受的。
古长书说：“那你也要吃了饭才走呀。走吧，我们进餐馆去吃。为你饯行。”
小莉说：“我妈在家做饭等着我们回去吃。孩子离不开我的。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左小莉说完就上车了，没有调走的喜悦，只有离别的哀伤。古长书孤独地向车子挥了挥手。
真是说走就走了，象一股突然吹起又突然消失的风。
左小莉的突然调动给赵琴带来了震惊。她们俩是最好的朋友，事先她都没告诉赵琴。临走的时候才跟赵琴打了个招呼。赵琴对古长书说：“我们每天都在一起，她就没讲过，真是说走就走了，看来她调动就是顺利。”
古长书说：“她这人很内向的。没办成的事，不好张扬的。万一办不成落人笑话。”
赵琴只觉得左小莉是个城府很深的人，心里装得住事。学校老师们闹调动大家都是对好朋友讲的，左小莉却能守口如瓶。
古长书在救灾受伤后，恢复得也很好。年轻人的骨头长得快。到了九月中旬，全省组织抗洪救灾英模演讲团，到省内重点高校和企事业单位巡回演讲，古长书名列其中。演讲稿是他自己写的，讲述了他在整个抗洪救灾过程中的所作所为，重点还是在舍己救人方面。因为这方面的事迹最感人，情感含量丰富，有话可说。他觉得上级的安排很好，既能出名，也能锻炼口才。最后几次他纯粹不用讲稿了，口若悬河，一泻千里。讲到精彩处，台下几百眼睛同时为他落泪。古长书计算过，如果每人掉一克眼泪，一天下来，眼泪也要以公斤来计算的。那全是他感动下来的。在外省市，每天白天，他都会用手机给左小莉打一次电话。说说外面的情况。
一入秋，县委就筹备党代会，一个重要新闻传开：县委刘书记调到市委当副市长了。同时调走的还有一个副县长。有政治敏感的干部们都非常清楚：贺建军要接任县委书记的重担。
古长书进入政治命运的转型期。他成了县上的红人，各种会议他都要参加，党代会的筹备工作他也参加了。
就在党代会召开前夕，贺建军找他谈话了。让他做好思想准备，可能要提拔他当副县长。这对他来说是太突然了。他原想，这一届团委书记干满，换个好部门就不错了，比如到财政局、房产局当个局长什么的。在他的想像中，提拔干部不少是送礼送出来的。他没有给谁送过礼，提拔起来就只能靠实干了。这也足见贺建军的清正廉洁，唯才是举。就在谈话的第二天，市委组织部来人考察了。他不担心考察能否过关，因为他在县委大院里，他没有什么劣迹，只有动人的事迹传播着，全是光彩夺目的一面。大家也都认为他绝对是颗从政的好苗子。
2.副县长的任命
党代会如期举行。贺建军当选为县委书记。不久，县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对古长书的任命。让他当副县长。一般说来，副县长的任命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只有在非常情况下才是上级任命的办法。古长书走了一条捷径，轻轻松松上路了。一切都归功于他舍己救人的英雄壮举。奉献了一条腿，当个副县长也是应该的。他从不怀疑自己的能力，提拔他当副省长他都觉得合适。兴奋之余，他给妻子左小莉打了电话，告诉了这一情况，左小莉说：“祝贺你。大小也是个县团级了，你得好好干。不能让贺书记失望，也不能让群众失望。”左小莉说毕，就把电话挂了。古长书拿着电话愣了半天，觉得那不是妻子说的话，像一个严厉而语重心长的长辈。
古长书对他的办公室充满留恋。装修得太好了，这里成就了他的事业，实现了他的梦想，他有点依依不舍。可人大的任命一下来，他就得做好到任的准备了。他开始收拾办公室。
顾晓你笑笑，说：“我看你就别动你的办公桌了吧，以后成了大人物，我们这个办公室就作为你的陈列室。”
古长书说：“你是咒我呢，还是骂我呢？我看就要赶快找个男人管管。”
顾晓你说：“找个男人又能管我什么？”
古长书点支烟，把向外的窗户打开半边，说：“管你身子，管你嘴。”
顾晓你一笑，坐下来，说：“这是管不住的。许多男人都想管住女人，结果都变成了梦想。”
古长书说：“照你这么说，这几年，我当你的领导，也许我从来就没管住你。”
顾晓你说：“冤枉啊。我什么时候对你不是俯首帖耳呀。”
这时早已到了下班时间，其他人都走了。就只剩下他们两人。顾晓你舍不得他走，就要好好跟他聊聊。正是新老交替的时候，古长书已经任命为副县长了，团县委的书记人选还没最后确定下来。副书记顾晓你只是确定为临时负责人。她能否当上团委书记，关键就在这段时间了。顾晓你知道，自己是没有什么突出表现，除了会写散文之外，什么都不会。虽说团委书记不是看笔杆子，但也重要。许多领导都是通过写文章提拔起来的，爱好文学成为他们奠定政治基础的第一道基石，因为把它看成了个人才能的一部分。团委书记的任命，主要在县委，可古长书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他可以举荐，也好在县委领导们面前旁敲侧击打边鼓。所以，顾晓你明白一点，搞好跟古长书的关系至关重要。尽管他们两人以前的关系也不错，工作上也能很好的配合。可那是正常时期，现在是非常时期。非常时期得非常处理。古长书看出了她的心思。但他不说。还是顾晓你开口了。顾晓你吞吞吐吐地说：“我想问你一件事。”
古长书说：“你说吧，这么严肃干什么？”
顾晓你说：“团委书记的人选确定下来了吗？你知不知道一些内幕？”
古长书说：“据我所知目前还没定下来。你多年轻呀，二十多岁的人。有的是机会。”
顾晓你说：“你跟贺书记关系不错。跟他老婆又是同学，你给咱美言几句嘛。好歹些年咱们还在一起合作得还算愉快。这点情份总还有吧。”
古长书颇感为难地说：“贺建军现在是书记了，我反而不象以前那样好说话了。再说我人微言轻，不方便呀。”
顾晓你竖起了柳叶眉，一脸娇艳的样子。她向古长书走近了一步，说：“哎，你可以直接向他推荐啊？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再说，你现在身份也不一样了，是副县长，说话就更有份量了。”
“那可不一定。不过，”古长书看了看她的眼睛，她眸子里闪动着一种狡黠与清洌，也有一些期待和向往。古长书说：“那好吧，我瞅机会试试。不能保证起作用。再说，这人事的问题不是他一人说了算。是集体决定。”
顾晓你见他松口了，高兴得跳起来，一把抓紧他的手，说：“真是谢谢你。成不成我都感谢你。”
“还没办呢，谢什么！”古长书说。
古长书站起来，走出了办公椅，坐到对面的沙发上去。开玩笑说：“我给你出个主意，现在不是有人搞性贿赂嘛。你要提拔，就去跟领导睡一觉呀。”
“你污辱我！”顾晓你生气了，伸手就去打他。古长书身子一闪，没打着。顾晓你就站在他前面生气，阴着脸，低着头，一动不动。她还是姑娘。她觉得这个玩笑开得太过分了。过分得让她无法接受。不过，她喜欢的人说出来也就能接受了。
两人聊到半夜，然后一前一后地出去了。此时晴空朗朗，月色撩人。他们去一家小店吃了宵夜，各自回家了。古长书回味了一路，觉得好笑。他从顾晓你身上可以看出，在凡在行政机关工作的干部，没有多少人是愿意自甘寂寞的。当官，永远对他们具有诱惑力。不过，古长书觉得顾晓你还是显得嫩稚了些，当团委书记也能当，但能否好个书记就难说了。所以他不想急于向贺建军举荐顾晓你，不能让贺建军怀疑他们之间关系很深，同时还有个对组织负责的问题。这事太急于求成就会弄巧成拙。但如果贺建军找他主动谈到团委书记人选时，他会不失时机地把顾晓你抬出来的。
3.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
古长书到县政府上任了，分管工业口，包括乡镇企业、电力等部门。大明县是个农业县，也是个穷县，工业基础薄弱，以前曾经兴起过大办企业的狂潮，结果办起来的都陆续垮了。现在尚存的几个企业都朝不保夕，县上最大的棉纺厂垮掉后，女工们都做按摩小姐去了。有点相貌和水平的女孩，把傍大款当作专门课题来研究，并付诸实践，据说还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对面这种现状，古长书一直觉得这是很悲哀的现实。这是一届政府的悲哀，也是领导同志的悲哀。反过来，古长书也寻思，为什么棉纺厂的女工没有县级领导的女儿？他们的女儿会到那些地方去吗？只要混个大专中专，就一定能到党政机关。即使到企业去，也是作为过度的，事后也要把她们弄到一个端铁饭碗的部门。这也就是意味着，在这个小小的县城里，特权几乎无处不在。普通老百姓，永远是生活中的弱者。也许，这种现象这不是哪一届政府造成的，可每一届政府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样的条件下，历届主管工业的副县长日子都不好过，要钱没钱，要权没权，每天都在跑贷款，跑项目。古长书给自己确定了一个原则，不求有大功，但求无大过。但务必要有所作为。他本来就是从市工业局下来的，妻子左小莉已经调到市一中，好好干两年，他就可以设法往市委或市政府调了。以前，个别县级领导什么成绩都没有，不是照样提拔重用了吗？这条路别人能走，他也能走。但是，政界的路有多种走法，他不想走这种靠运气提拔的路，更不想走靠拉关系提拔的路，毕竟这是不光彩的。他希望自己在官场上活得人模人样的。
古长书不是没志气的人，绝不想在副县长的岗位上白混饭吃。他想干一点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好坏对得起县长这个称号，这是对自己的交待，也是对组织的交待。他仔细想过，一个县衙门，要任命一批一批的县长，如果大家都在这个岗位上混日子，老百姓需要办的事情没人办，那也真是对不起他们。那么，要这些官又有什么用？县长是父母官，不比别人。一个县长混日子，就有一片百姓过苦日子。所好的是，古长书在大学时学的就是经济，经营实践他也有过。现在让他主管工业，也算是专业对口。上任后的第一件事，除了看书学习，便是到各工厂企业去走走，了解情况，摸清家底。还得与那些厂长经理们交朋友，否则他们不理你这个新手。他们喜欢表现上点头哈腰，背后说你是个混蛋。一个领导最难受的就是让下属看不起。古长书严格地管着自己的嘴，不乱讲话，不乱表态，谨小慎微。他要把底子摸清了，把企业存在问题的症结找到了，然后才有发言权。他象个老中医，先是慢慢地望闻问切，最后一步才是开处方。
毕竟当了几年的团委书记，也在深大集团做过黄骏的总裁助理，古长书的工作思路是清晰的，甚至有些老练。面对企业的种种问题，也更能激发他的个人智慧，也更能激发他的想象力。他工作时也有个好处，投入起来就不要命。他连续在各企业泡了两个月，只是节假日才回到市里看看左小莉和孩子。左小莉还是以前那个样子，没有那种“远而亲”的感觉，也不为丈夫当了副县长而自豪。她一如既往地心静如水。古长书就不一样，眉飞色舞地谈他的工作，他的打算。左小莉听后只是淡淡一笑，似乎对他的工作并不感兴趣。有次古长书说：“我跟你说话呢，你到底听没听呀？”左小莉说：“我又不是县长，不是县委书记，你对我说这些干什么？”古长书就不再说了。回到县里后，又一头扎进工作中去。当初他是跟厂长经理们交朋友，慢慢他就变了，开始跟普通工人交朋友。他发现，跟那些企业领导交朋友，根本了解不到真实情况，水份太多，虚假的东西太多。从工人口中了解的情况就不一样。比如那些亏损企业，产品都不错，市场销路也好，为什么老是亏损？吃亏了的，送亏了的。一个县办油脂厂，年产值两千万，生产的食用油产品打到了省外，可每年要亏损一百多万。后来导致生产越多，亏损越多瀂而县级部门的相关人员一到厂里，厂里都要请他们大吃大喝，走时每人还要送一桶油，附近的餐馆全靠这个厂养活的。每年这方面的开支高达几十万。古长书想过，眼下整顿企业不能贪多，贪多嚼不烂。能够把油脂厂等十来个县办企业搞好，他就没有白当这个副县长。经过反复研究论证，古长书就决定从油脂厂开刀了，然后全面铺开。他将自己的县委县政府做了汇报。贺建军全力支持他的方案，给他打气说：“你大胆地干。出了问题我县委给你顶着。有人骂你告你，我也给你顶着！”
古长书说：“那我也有条件才行。”
贺建军说：“什么条件？”
古长书说：“你得给我政策。给我权力。”
贺建军笑笑，说：“只要你能把企业搞好，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
4.干大事的人
之后，在县委常委会上，贺建军专门就古长书整顿企业的事向各位常委提出了要求。县里财政拿不出钱来，可人是有的。只要古长书需要人员帮助，各领导各单位要无条件的提供。
有县委书记贺建军撑腰，古长书的胆子就大了。就开始了步步为营，稳扎稳打。
古长书力求寻思着整顿企业的措施来。他首先让审计局抽调全部人员，对全县重点企业的财务状况进行全面审计。这得与主管财政的常务副县长罗庆协商，因为罗庆主管审计，他不点头支持，审计局就不动。审计局人员不够用，罗庆又说服财政局长，从财政局抽调了几十名干部下去协助。这一审计问题就出来了，每个企业都查出了大笔非生产性支出。县上下去的人包小姐的费用都报销了。厂长经理们大都盖着小洋房，富得流油，而厂里却严重亏损。一些厂子全是亲戚朋友把着重要部门，拼命做假帐，虚报亏损。有的企业招聘会计师，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会做帐”，其实就是会做假帐。他们甚至认为不会做假帐的会计就不是好会计。市场经济制度下的企业首先是法制化和正规化，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么？简直是无法无天！
古长书把情况向贺建军和县长汇报了。贺建军说，这要动大手术，你来捉刀。于是马上召开常委会。在常委会上汇报时，古长书很激动，气愤得骂人了。他说：“这些吃里扒外的狗东西，要统统免了才对！留一个都是祸害！那些弄虚作假的领导和财务人员，都是一伙混蛋。可他们是高明的混蛋。所以我们的措施，必须比这些混蛋更高明！”
常委们都觉得，这个年纪轻轻的古长书的确不可小看。在县级领导中，古长书学历是最高的，是研究生。但他不是常委，他参加常委会属于列席。以前，从来没有人敢在常委会上说话带脏字，可古长书敢。有人认为他放肆，年轻气盛。可贺建军看出来了，古长书心里是一腔热血，有着对事业的忠诚，满怀着让企业走出低谷的热望。
常委会后，古长书采取了重大措施，对有严重问题的财务人员一律清除。县办重点企业的主管会计师全部由县财政局统一管理调配使用，并由财政局统一发放工资。古长书这一招很绝，因为财务人员不由所在企业发工资了，减少了直接的利益关系，就可以大胆地工作，就可以顶住厂长经理们乱用钱的压力。审计出来的问题资金，回收的部分一律上缴国库。对严重贪污挪用公款、且经营不善的厂长经理全部更换，交纪委或反贪局处理问题。一时没有合适的厂长人选，由县工业局，乡镇企业局等相关部门的领导下去兼职。以前企业负责人有了问题，大都是平级调动。这次不再延续惯例了，凡是更换下来的厂长一律不得平级调动。免了就是平头老百姓了。但古长书也不搞“一刀切”，坚持有一种人是不能免职的，他们有问题，喜欢小恩小惠，同时他们又确实有能力把企业搞好的人。这种人继续任用。他公开包容企业领导的这些毛病。同时，古长书在县级机关单位发布安民告示，凡是以后到企业去办事的，一律不许搞任何形式的“拿、卡、要”。
古长书搞得轰轰烈烈，也招来了一片骂声。那些免了的，个人利益受到伤害的厂长经理们，都对古长书怀恨在心。不过他们也只能暗中骂他，毕竟得到实惠的工人还是欢迎他的。有些免职的厂长是县委领导的亲戚，他们也只能背后吹吹冷风。因为贺建军在会上说过，“任何常委都不能为免职的厂长经理说情。谁要是说情，我就抓一个典型出来。”这样，从政治环境上为古长书的整顿工作奠定了基础。
古长书在企业整治上绝招迭出，招招出新，再次成了县上的风云人物。省市各级传媒又云集起来，采访他整顿企业的种种方略。在这期间，到年底，他所抓的十个县办重点企业中，全县工业总产值比上一年提高了两个百分点，县办企业第一次实现盈利一千八万元，这在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这个数字，在别的地方，听起来小得可笑，小得可怜。但在这个贫困县来讲却是一个奇迹，一个神话。神话是古长书创造的，他不懂企业，硬是把神话创造出来了。市政府把他的做法当作经验在全市推广。在总结经验时，古长书在会上说：“其实我毫无绝招。企业存在的这些问题，历届分管企业的领导都一清二楚，社会上的人也一清二楚，甚至比我了解的还清楚。但为什么连年亏损？原因很简单，领导们顾虑太多，怕得罪人，怕骑虎难下，怕不好收场，所以下不了手。这一次，县委书记贺建军同志多次给我撑腰打气，没有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仅靠我一个人的能力是无法完成这项艰巨任务的。我只是充当了一个割去毒瘤的刽子手而已。有人说我下了毒手，我承认我下了毒手。下毒手的时候我就把乌纱帽放在一边了。等着给我摘掉。”
古长书的话赢得了市委市政府领导的一片掌声。他讲得很朴实，把个人成绩说得恰到好处，没有夸大，把贺建军书记的支持也充分表现出来了。更重要的是，他突出了他工作上的个人风格：大刀阔斧，奋勇直前，敢想敢干。这种品格是任何上级领导都很赏识的。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在古长书的措施中，其中有一条就是极具独创性的，为了避免会计作弊，企业财务人员一律由财政局发工资，就不是轻易能做到的。
古长书又掀起了第二轮名誉冲击波，几乎就在这同时，市团委给他发了一张《全省十大杰出青年评选申报表》，他当之无愧地进入了预选名单。不用操心最终的选定结果，团省委对他的情况了如指掌。古长书的声誉越来越大了，影响力越来越强了，威信也越来越高了。搞企业的人都很佩服他的铁腕手段。他的高明与果决让人刮目相看。一个重要的连锁反应是，以前银行不敢向这些企业贷款，怕出现坏帐。每回搞点周转资金，企业都得向银行喊爹叫娘地说尽好话。现在情况变了，银行敢放款了，他们把宝押在古长书身上，觉得古长书是个干大事的人，有能力把企业搞好。有了流动资金，企业的日子也就从此好过了。
5.道路坦坦荡荡
随着声名日隆，威信提高，古长书的工作也越来越顺手了。他明显感觉到，仕途的道路坦坦荡荡，铺满鲜花，他比以前任何时期都谨慎得多。他一再告诫自己不能在生活细节问题上出任何差错。这期间他很少跟赵琴联系。有时，下班跟贺建军一道回去，贺建军就说：“反正你一个人，就在我家随便吃一点吧。”古长书没有拒绝书记的邀请，就进了贺书记的屋子。吃饭的时候，他极力保持着正常的状态，不多看赵琴，不跟赵琴多讲话。他倒是害怕赵琴的眼睛，她的眼睛里始终有一道灼人的光芒，趁人不注意的时候，深情地瞥他一眼，只有古长书清楚里面的情感含义。之后，再遇到跟贺建军同时下班时，他尽量找借口避免同行。
由于工作太忙，古长书好久没见到顾晓你了。那天正下班回家，顾晓你打电话说：“县长，忙什么呢？”古长书说：“正在路上。你什么时候想到我了？”顾晓你说：“晚上有空吗？我想找你聊聊。”古长书说：“那好，我在家里等你。”
这天晚上古长书带了几份文件在家里，一边看文件一边等待顾晓你。中央台的《焦点访谈》节目播完，就响起了敲门声，他起身连忙去开门。谁进来的竟是常务副县长罗庆。这太出乎意料了。古长书顿时脸色一沉，连忙又转为一副笑脸，说：“怎么是你？贵人驾到，怎么不提前打个招呼？”罗庆说：“不欢迎啊？”古长书说：“哪里哪里，请都请不来的。”罗庆没有换鞋，就直接进来了，在客厅里入座。罗庆说，他到楼下找中学校长谈点事，顺便上来看看古长书。古长书住六楼，校长住四楼，所以他就没提前打招呼。如果不在家，也不算跑冤枉路。
作为常务副县长，罗庆是县政府的实权人物。他是县委常委，是说话管用的人。古长书平时有些看不起他，嫌他平庸，又不能不看重他，在古长书的心目中，县上只有两个人才是最重要的，一是县委书记贺建军，二是县长。古长书分管的工业口，他就只向他们俩汇报，其他如常务副书记、常务副县长，他是从来不单独向他们汇报工作的。表面上很尊重他们，心理上不屑一顾。可现在罗庆来了，他也得十分礼貌地接待他。拿出最好的茶和最好的烟。
罗庆比古长书大十多岁，快五十岁的人了。在古长书面前是老大哥。他很欣赏古长书的个人才能以及他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以前，在古长书几次大的行动中，罗庆是全力支持他的。凡是古长书提出的条件都能满足。比如搞企业财务审计时，审计局的人手不够用，罗庆硬是从财政局抽调了二十名懂财务的骨干下去配合审计。财政局长是个牛球，不是主管领导的话，他有一百个理由不听。更别说刚刚上任的古长书了。这些，古长书都是心知肚明的。
罗庆话多，有点象个长辈，很关心古长书的生活。他从生活起居谈到工业生产，从干部制度谈到领导任用，没完没了地谈。古长书不能不听，不能不回答。他心里想着顾晓你，他希望顾晓你失约了才好。如果现在来了，让罗庆碰上了怎么办？他想打电话告诉她今晚不行了，也不方便打电话。电话机就放在罗庆背后的桌子上。他想用手机打，那就更有点掩耳盗铃，不打自招了。他就只好耐着性子，冷一句热一句地跟罗庆对话。
闹钟敲响了整点的声音，罗庆抬头看了一下，十点钟了。罗庆站起来，说走就要走，古长书说坐一会儿吧，罗庆你也早点休息，别太累了。说罢就往外走，古长书跟在后面准备给他开门，罗庆却已经把门打开了。就在打开门的那一瞬间，险情出现了。门口进来一个黑影，是顾晓你。顾晓你热情洋溢地说：“你在迎接我呀！”
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太令人恐惧了。罗庆顿时懵了，一个劲地往后退，摆脱了顾晓你的手。都怪他走得不是时候，顾晓你也来得不是时候。顾晓你走到古长书门前正要敲门，门却突然开了。她以为开门的是古长书，没看清面孔，之后她才发现是罗庆。顾晓你惊讶地说：“罗叔叔，怎么是你？我走错门了。”
古长书觉得又气又好笑。他也来了个脑筋急转弯，对顾晓你说：“那你就将错就错，进来坐一会儿吧。”
顾晓你就闪身进来了。她脸虽红，但并不十分紧张。罗庆跟她的父亲是好朋友，毕竟是长辈，遇到这种尴尬事情，即使有所怀疑，他也不会乱说的。
倒是罗庆不好意思，他看看顾晓你，又看看古长书，对顾晓你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也是经常走错门的。你坐坐吧，我先走了。”说罢，罗庆就咚咚咚地踩着鼓点下楼了。
6.没什么了不起的
顾晓你和古长书连忙进门把门关上。顾晓你看着古长书，咯咯大笑起来。她是笑刚才的事情。她这一笑，古长书反而害怕了。古长书说：“幸好你没说想我，要是说想我了，那就坏了。他不会乱说吧？”顾晓你说：“怎么会呢？他跟我爸爸交情很深的。”古长书说：“我是说，他会怀疑我们有什么吧？”顾晓你说：“怀疑有什么？怀疑也只怀疑在心里。他不是那种随便乱说的人。他是常务副县长，这方面的修养是很到家的。”
顾晓你今晚穿得一身新潮，看上去楚楚动人。她冲古长书嫣然一笑，就坐在古长书对面的沙发上了。顾晓你说：“上任这么久了，也不打个电话给我？”
古长书说：“我忙啊。连你托付的事也没有机会跟贺书记说。”
顾晓你说：“我正想问你呢，团委书记的人选定下来没有？”
古长书说：“我真的不知道。我又不是常委，怎么会知道呢？”
顾晓你说：“你们几个县长们在一起时，不谈论这种事？”
古长书说：“县长们在一起有几件事情是不能谈论的。一是女人，二是对上级领导的评价，三是干部任命。这些问题都很敏感。老百姓就不一样了，他们尽可以乱说乱骂。”
古长书有点心不在焉，刚才的事破坏了他的心情。顾晓你急于求成，又提到了提拔的事。她说：“你一定要尽快找机会向贺书记讲一下我。我要是当了团委书记，对你也有好处呀。”古长书说：“我是要帮忙的。可你也不能太急。”
古长书确实不想急于找贺建军说这事。至于原因，除了说话不方便外，关键是这事与他分管的工作无关。在县级部门中，团委说起来重要，其实是最不重要的部门，也是最难开展工作的部门。要做出成绩非常困难。不象抓经济，效益摆在那儿，数字就是最好的证明。团委工作的弹性太大了，很难找出新路子，很难上台阶。如果顾晓你不能胜任的话，那么团委的工作就很难有起色了。从这个方面讲，古长书还是从大局考虑的。可顾晓你的要求他也不能拒绝，想当官不是错误。他还是想在适当的时候向贺建军提一提她，推荐一下。古长书对她说：“现在你是临时负责团委工作，这期间你要拼命地干事。干出成绩了，书记自然就是你的了。也许县委就是要利用这段时间考验你的能力和工作态度。”
顾晓你很迷茫地说：“可问题在于，有的人干出了成绩也没提，没干出成绩的倒提了。”
古长书说：“你不能和他们比，别把心态比坏了。如果跟中国比国家大小，那么那些小国就解体算了；如果跟比尔盖茨比财富，那么百万富翁都要羞死；如果跟总统比职权，那么省长市长都别当了；如果跟郭沫若比学问，现在许多教授学者都是小学生。所以我劝你不要比，活自己的，只要活得是自己就行了。”
顾晓你呵呵一笑，觉得古长书说得也有道理。可她还是坚持说：“那些什么都不干也提拔的，他们不是活得好好的吗？当官还是当得有滋有味的。”
古长书突然一板面孔，说：“好吧，那你就跟他们比吧。告诉你顾晓你，哪怕你不是共产党员，不是团委副书记，你也是凭良心做事，对得起那份工资呀！你吃的穿的都是纳税人的汗水！”
顾晓你看出古长书生气了，她也生气了，说：“你这么凶干什么？我们不是在聊天吗？这么认真。”
古长书说：“我就讨厌那种不干正事，成天只想组织提拔的人！”
这个长期被父母娇惯的女孩哪里听过这种话。顾晓你气得要哭了。起身出门，一甩长发，咬牙切齿地说：“古长书，告诉你，没人这样训过我。你不就是个副县长么？没什么了不起的！”然后一遛烟跑了。
7.陈局长
顾晓你跑了，古长书半天没醒过神来。想想也是自己的不对，对朋友太认真了。哪怕是再好的朋友，你那样说，人家也要多心的。可他的用意的确是好的，顾晓你年轻，应当在自己的岗位上好好干。对她要求严格一点也是有好处的。古长书个性如此，他不想做那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人，直来直去惯了。一不小心就冒犯了顾晓你。
古长书第二天就想给顾晓你解释一下，可想想还是不解释了，有些问题要留着她自己去琢磨。结果第五天的时候，顾晓你却打电话来了，说：“县长大人，那天我跑了，你生气了吧？”
古长书说：“你以为我是谁，我是你呀。没那么容易多心。”
顾晓你说：“那天我确实生气了。不过，很快就消气了。”
古长书说：“为什么这么快就消气了？”
顾晓你说：“你就那个德性！有时说话就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古长书说：“现在不生气了就行。”
顾晓你嘻嘻地笑起来。
金安市工业局的陈局长来县里，他是古长书过去的老领导，也是现任领导，虽说管不着古长书的职位，但旧情依然，古长书当然得热情接待。官场人物的接待方式基本上是约定俗成的规矩，领导来了就用同级的领导陪同，这似乎是一种不言而喻的政治待遇。下午，古长书特意给请贺建军打电话，问他有没有时间，陪陪陈局长，为陈局长接风，贺建军没有推辞。饭毕之后，他们开始谈工作，陈局长对贺建军说：“非常感谢你对工业生产的支持，你也用了古长书这样一个得力的人。他天生就是抓工业的料。如果每个县都象你们大明县这样，全市的工业生产就不用愁了。”
贺建军说：“关键是他了，我是幕后支持者。具体事情都是他做。”
贺建军所说的“他”就是指古长书。古长书说：“贺书记这话就太谦虚了。县委的支持就是我的强大后盾。其实工业生产上的问题症结大家都知道，历任主管工业的领导都知道，就看谁能真正向那些问题开刀。你是县委书记，你说要给工业做手术，我就开刀了。你不说做手术，我就不敢动手的。”
古长书这样表述，既是说的实话，也是好话。古长书知道，贺建军逢人就讲他的成绩，那就不是一般的肯定了，是对他充分的信任和褒扬。这个份量他是清楚的。
贺建军认为，一个县工业振兴的任务，经过了好多届县长。第一届抓发展，铺摊子，把基础工业搞起来了，然后就提拔调走了。接下来的几届都维护不下去，企业烂的烂，垮的垮。生存下来的由于管理不善，也朝不保夕。这几年，年年都在叫喊振兴工作，口号一年比一年响，企业一年比一年烂得快。古长书是半年时间，快刀斩乱麻，结果就扭转了亏损局面。所以，说到底，是领导的责任心问题，是敢不敢下手的问题。陈局长连连称是。
贺建军对古长书说：“你不仅做了，而且做得好。当初让你管工业是没错的。”
陈局长说：“你们大明县以前是最落后的，现在成了全市工业生产的标兵了。看来用人用顺了，就一顺百顺。”
“大明县的经济工作，主要力量就放在工业农业上，县委不支持谁支持？”贺建军说：“还希望你当局长的多多支持。”
陈局长说：“我就不是支持了，是自己份内的事。”
贺建军吃完饭就离开了，可古长书还得继续陪下去。到了宾馆，两人就正式谈工作了。古长书说，上次在市里的超市里，看到卖着外地的山野菜，如蕨菜，香椿等等。他买了几袋子，还很好吃的。咱们大明县是典型的秦巴山地，这两样东西最多，而且是真正的绿色食品，自家守着这么多宝藏没有开发，却掏腰包要买别人的吃。本来就穷，还要给发达地区掏钱，这种资金的逆向流动，是经济落后的典型表现。所以，他想在大明县搞一个山野菜开发项目，投资规模很小，但资源丰富，加工成本很低，还给农民寻找了一条致富途径。他没有占领全国市场的野心，至少能让本地人吃上本地的山野菜，在金安市内把市场占稳就行了。
8.统治者共有心态
古长书是个说干就干的人，不喜欢把事情放在嘴上。他在跟陈局长谈话时，只是给他放个风，陈局长一走，他就把这个想法给县委书记贺建军汇报了，贺建军对他的想法很赞同。从办事程序上讲，主管工业的副县长只管大局，管不到具体事务上。但古长书做事扎实，他怕别人做不好，还自己亲自起草了一份可行性论证报告，然后交给县工业局，让工业局拿出具体实施方案。有人不理解，说这事儿没有科技含量，要搞就搞有前途有亮点的项目。
古长书对他们说：“我们这个穷地方，没资金也没技术搞什么高科技产品，好高骛远的事咱们不干，干就干伸手就能抓钱的项目。什么叫前途，什么叫亮点？我们这是靠山吃山，能让老百姓拿到钱，能安排一些失业职工，就是前途，就是亮点。我不考虑什么科技含量。搞别的我们不行，搞土特产品我们总行吧？”
几句话就把那人说得哑口无言。但使更多的人却理解了古长书，觉得他办事扎实，是个真正能为民众利益着想的人。至少有十多年来，在各级领导干部的讲话中，都异口同声地提到了工业项目的科技含量问题，有的讲得非常动听，为大明县的未来描绘了一幅幅壮丽图景，一届一届班子过去了，也没见到什么科技含量高的项目出现。有一届政府还专门从县城郊区划地，圈定了一块高科技园区和新兴开发区，请来当时的副省长搞了隆重的奠基仪式，并投入了三百万前期启动资金，风风火火闹了半年时间，就不了了之了。后来农民把那地方利用起来，做了养猪场，那个“奠基”的水泥牌子，平躺在养猪场的大门上，由猪们进出时踩蹋。下雨天气，水泥板又硬又滑，猪们走在上面时，总会在那里摔跤。只有猪脚踩在“奠基”二字上时，才不会摔倒。因为那字是凹下去的，有些发毛，猪蹄子便能打滑。为了确保猪们的安全，老板找来铁钻和锤子，把那水泥牌子敲击得大坑小眼，面目全非，大猪小猪走在上面就四平八稳了，才算彻底解决了问题。古长书第一次去养猪场时，看到门前块躺着的牌子就想笑，他觉得那些领导们太急于求成了，太需要政绩了，而那脑子似乎也跟猪脑子差不多。
古长书就一头扎进了这个新项目中。从主管工业以来，他总是不断地总结自己，已经摸清了基本的工作思路，你只要把全盘管好，不要出乱子，保持稳定，然后就把精力放心大胆地投入到其他工作中去。当副县长的人，大大小小杂七杂八的事都有，如果光是浮在上面，永远有做不完的杂事，永远有忙不完的应酬。有人成天到晚都叫累，也确实是累，就是看不到累的结果，因为本来就忙着没有结果的事。比如一个接一个地陪同上级领导，一个接一个地倾听下级汇报，那就是没完没了的了。古长书活得明白，也是个明白人，他得做具体的事情。他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工作重点，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主攻目标，这样他的工作就做到了忙而不乱，优质高效。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山野菜项目在艰难中启动了。从选址，到资金落实，再加工机械，古长书都得一一盯住。有时一连几天都呆在企业里，不回县政府去，也不回家去。困了就在企业里睡觉，闲了就在那里想想问题，写写经济文章。到了周末，古长书就回金安市的家了。
古长书每当忙完了工作，便要回到父亲那里去看看。父亲一个人住着，他回去了，父亲就把他当客人对待。古长书当副县长后，父亲好象年轻了许多，以前也是成天打麻将，但每天不超过半天。现在有时整天都在桌子上了，甚至还玩通宵。古长书跟父亲没多少说话，陪他坐一会儿，再混一顿饭吃，然后就回家了。
古长书回到中学那三室一厅的房子时，一看左右都是空荡荡的，了无生机，这时候就感觉到了一个人的孤独。古长书睡觉有个习惯，在家里时他睡床铺的外边，左小莉和儿子睡床铺的里面。左小莉调走之后，他就一直把里面那块地方空着，自己守着原先那块老地方，从来不会侵占到左小莉原先的地盘上去。看到那空落的一片，他就想起了左小莉。晚间闲暇的时候，顾晓你便来陪他聊天。
两人是极好的朋友，喜欢在一起呆着。古长书那种大哥哥一般的严厉，顾晓你也领教了。虽说上一回都有点不高兴，但毕竟还是好朋友。顾晓你又偏偏喜欢听古长书说话，古长书也乐意天南海北地侃。他说希特勒尼采提出过两种道德观，一种是强者和超人的道德，另一种是弱者的道德。甚至在一个人身上，在一个灵魂内部，也存在着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奴隶道德是女性的，是它是软弱和服从的道德。主人道德是男性的，是统治的道德。但男性统治者在他心爱的女人的面前，这种道德意识会转化。比如，希特勒在跟吉莉小姐的风流生活中，他就乐意让吉莉小姐折腾他，他甘愿充当一种卑下的屈从的角色。希特勒在跟米勒小姐一起时，他就喜欢米勒小姐用脚踢他，他从中享受被虐待的快乐。作为一代独裁者和暴君，希特勒代表了许多统治者共有心态，一方面希望统治他人，并对他人从政治上施虐。另一方面，内心也存在受虐的心态。这东西每个人身上都有，只有强弱之分。
9.贴骨贴肉
顾晓你听后大惑不解，说你怎么会知道这些？古长书说，这也是学问。两人就在床上卧谈。顾晓你是读中文的，却没看过古长书那么多书。古长书是政治经济什么书都看，肚子里还是装了许多东西的。顾晓你就自愧不如，觉得他这人聪明过头。顾晓你说，难怪大学时同学们给她取的外号叫“顾笨笨”。古长书说，“顾笨笨这名字还不错，是一种昵称。孙中山的外号才难听呢。”
顾晓你说：“孙中山的外号叫什么？”
古长书说：“叫孙大炮。”
顾晓你说：“这是真的？”
古长书说：“当然是真的，革命领袖的外号是不能胡说的。”
顾晓你满脸就笑开了花，觉得古长书这人太有意思了，居然知道孙中山的外号叫孙大炮。顾晓你拍拍古长书的脸颊说：“你真是个可爱的孩子！”
古长书是直奔政治前途的人物，并不想跟顾晓你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为了与她们保持距离，古长书必须采取限制自己的做法，他想，让家里多一双眼睛，他就受到了管束。于是，几天后把老父亲接到了家里，一是有时间可以陪陪老人，二是老人可以每天给他做饭。开头几天倒也不错，每天晚上回家，父亲早把饭做好了，古长书一回家就可以吃到热乎乎的饭菜。吃了饭，聊一阵天，然后古长书看书写文章，父亲就看电视，两人各在一个房间，互不干扰。可这并不是父亲的生活方式，父亲喜欢跟老人在一起，没事了就打打麻将，散散步。实际上，早晨古长书一上班，父亲就出门回到原来的住处去了，约他的老友打麻将。麻将打到下午三四点钟，父亲再到古长书那里做饭，晚上也就在那里睡觉。时间长了，牌友们就不行，因为大多数人喜欢晚上打麻将，即使白天打，也希望打的时间长一点，才能过足瘾。于是，父亲就把老牌友叫到古长书家里摆开了战场。
有一天，古长书下乡回来，父亲正和几个老人在家里打麻将，屋子里烟雾弥漫，弄得又脏又乱。古长书当然不会生气，而是很客气地接待了他们，一一跟他们打招呼，还恭恭敬敬地给他们递上香烟。这几个长辈，以前都是国家干部，父亲拾破烂那阵子，他们家里的酒瓶子全是白送给了父亲的，古长书本人也从他们家拿过不少酒瓶。这一点旧恩，古长书是永远记得的。即使没有这层关系，他也会对父亲的朋友们非常尊重。古长书坐在父亲后面看了一会儿，感觉有些疲倦，就进洗澡间了。古长书洗澡后睡了一觉醒来，他们还在打。时间已到凌晨一点。见古长书都睡醒了，他们说肚子饿了，不打了。古长书见家里没吃的，便把他们请到街头夜市去吃了顿夜宵。打了整整天牌，末了还由副县长陪同他们吃夜宵，老人们觉得很光彩，父亲也觉得儿子给他撑足了面子。
可自此之后，父亲就刹不住车了，隔三差五地要请伙伴们来到古长书这里打麻将，古长书上班，家里没人干扰，房间又宽敞，又安静，是理想的玩牌场所。次数过于频繁了，古长书就有些不悦，不是别的，主要是屋子里搞得太脏。老人家们撒尿慢慢滴，一不小心都流在马桶外面了，马桶周围是一圈圈发黑的污渍，厕所弄得臭不可闻。烟头，卫生纸到处都是。客厅里都有味道了。每回见古长书回家后，父亲就有点紧张，然后不声不响地走进厕所，专心收拾干净。
有天，古长书说，“爸，以后不要经常让他们来打牌了。这样不好。你收拾起来也不方便。你想打牌了，可以出去打。”父亲一听就不高兴了，说：“不就是让老伙计们玩玩么？我还要在克制自己的。依着我的德性，要天天打才是。我反正没什么事干。”古长书说：“成天这样坐着，你也得考虑身体吧。别把身体坐坏了。”父亲说：“我知道了，明天我就走。我也免得给你做饭了。”古长书连忙给父亲陪笑，说：“爸，你别多心啊。我可是没让你走。”
第二天，古长书下班回家后，发现父亲真走了。古长书顾不得吃饭，连忙跑到父亲那里，父亲又在自己屋子里与几个老头开始了新的战斗。古长书说：“爸，你没生气吧。”父亲说：“生你的气？没空。要说打麻将，我这里比你那里好。”古长书见父亲锅里有些剩饭，在微波炉里热一下，就一边吃饭一边在麻将桌旁边吃起来。古长书并不真想在父亲这里吃饭的，只是为了图父亲高兴。古长书知道，做父亲的，在儿子那里随便吃，他就会感到快乐无比。终归是自己的儿子，到底还是贴骨贴肉的。
10.权力的奇妙快感
次年开春的时候，常务副县长罗庆就调走了，到金安市纪委当副书记，罗庆算是提了一级，正处了。罗庆调走，下面就有了许多议论，说他在常务副县长的位子上也捞足了钱，该动身了，再不动身就要出问题了。罗庆管过工业和交通能源，当常务之后管人事和财政，实权一直把握在手中，那些乡镇领导想调回县城要找他，副职要提拔成正职的要找他，矿产开采要找他，据说都要送钱的。所以他一调动，各种说法都出来了。古长书也多次听到过这些说法，当初他也相信，到后来，有些传说越来越离谱，他就不太相信了。古长书从他的耳朵里听到的，哪个领导都有一些谣言的，只是他没听到过他自己的谣言。他想，他自己也许也有谣言，只是他本人听不到罢了。
罗庆调走，古长书就接替了常务副县长的职务。不管怎么说，古长书只当了一年副县长，就提拔为常务县长了，进常委了，这是一个比较快的进步。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其他县委领导，都明白古长书这个常务提得比较硬气，是他实实在在干出来的。古长书认识省政府领导，他也认识市委领导，可他从来没有为自己提拔的问题找过他们。所以他自己也觉得骨头很硬，是挺着腰杆当官，弯下腰背做事的那种人。对于常务副县长这份工作，他当然能够胜任。在新班子重新分工的会议上，他提出，除了接管原先常务副县长所承担的人事、财政等工作外，他还继续把工业这一块管着。因为这一块他最熟悉，而且有他正在搞的项目，如果换一个领导，且不说他对工业生产的熟悉程度，单凭摸清情况，就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有些持续性很强的工作就是频繁地更换领导搞坏了的。贺建军书记对县政府的最新分工也很满意，他说古长书就是块抓工业的料，让他继续把工业管着是有好处的。
一宣布古长书当常务副县长，古长书的办公室就从来没有安静过。大家都是来向他表示祝贺的，也有人赤裸裸拎着礼物上门了。而更多的是带着一个信封，说是要意思意思。古长书一再拒绝，可他们却执意要送不可。给他送礼的，都是各部局的领导，也有一些乡镇的正副职。但凡烟酒之类，古长书都收下了，如果拒绝就会伤人家面子。对那些送信封的人就不一样了。等到送礼的人一走，古长书就在信封上写上送礼人的名字，然后收进抽屉紧锁起来。有天晚上，古长书就收了三个信封。他打开那些信封看看，里面都是钱，从几百元到两三千元不等。越看这些，古长书越觉得可怕。
古长书自己都觉得奇怪，他当团委书记的时候，没人给他送礼，那时别人要是送他一条好烟一瓶好酒，他都会乐意收下，并为此而高兴，感受到作领导的种种好处。可是，即使这样，一年下来也难得有人送他几次烟酒。没人送的时候，他甚至暗暗希望有人送。现在情况大变了，这么多的人要送礼给他了，他又突然不敢收了，而且他对送礼者有种特别的恐惧感。他明白，送他烟酒的一些人，大都平时是些朋友，确实为他当了常务副县长而高兴，那祝贺便真心实意的，烟酒寄托着他们朴素的情感。而送钱的那些人，平时接触本来就很少，没什么友情，这时候送他钱，不是看在友情上，而是看在他的职务上。那是有所求的，他们把他的职务看成了可以发掘的再生性政治资源。古长书当然不愿成为别人手中的一个棋子。
古长书认真研究过一些能人腐败者。他们首先是能人，其次才是腐败分子。他们往往很有能力，能干事，有权力，别人既然仰慕他们的才能，也倾倒于他们的权力，于是就给他们送礼行贿。腐败分子倒台的时候，就是他们政治命运终结的时候。还有一些庸人领导，他们手中有权，身上有职务，但没有个人能力，既不能为国家办事，也不能为个人办事，下面的人看不起他们，你再权高位重，也没人把你放在眼里，当然也就没人给他送礼了。这也属于窝囊的领导窝囊的官。大明县以前有个副县长就是这种人，工作上没主意，政治上没头脑，下级也不把他当人看。一遇到喝酒的场合，别人就想把他往醉里灌，然后就从他嘴里掏话，让他讲到外地出差时找小姐的事，引起哄堂大笑。这位副县长的日子过得很紧张，嘴上抽的烟都是三五块钱一包的，家里喝的酒都是十多块钱一瓶的。据说此君就非常廉洁，可并不是他本身要廉洁，更不是政治觉悟高，而是无可奈何的清贫。如果有人送他一条中华烟，他会高兴半天。如果过年时送他儿子一百元压岁钱，他也会高兴得眉开眼笑。古长书认为，有人看着权力给你送礼，至少能证明权力的价值；因仰慕你而送礼，说明人格的价值；是朋友而送礼，能说明友情的价值。如果谁都不送你一点什么，说明你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那就是官场的废物，它比腐败的本身更可悲可叹。所以，当古长书看到那些信封的时候，尽管他很惶恐，但心里还是美滋滋的，可以从中体味出权力在运行过程中的奇妙快感。
11.真正的绿色食品
怎么处理这些钱？古长书颇费了一番踌躇。他没有告诉左小莉，女人对财富有种天生的向往，怕她不懂事拿着用了。左小莉平时偷偷搞点家教，就是为了补贴家用。如果告诉她有人送钱上门，她也许就求之不得了。古长书也没告诉顾晓你，怕她说你不要给我。他当然更不敢告诉贺建军了，怕他说你上台就收钱呀。左思右想，他让政府办公室给他买了个保险柜，把他收到的那些信封统统保存起来。他想看个究竟，当一任常务副县长到底能收多少钱。如果说权力能量化，能折合成现金的话，他就能得知一个县长价值几何了。
权力变大了，职位变高了，古长书的生活与工作的模式也变了。没当常委时，他能够非常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清闲下来就好好写文章，一当常委就不一样了，时刻都有人找他，他被莫名其妙地包围和纠缠着，好象总有一根看不见的绳子拉着他，许多时间都耗费在务虚上了。他希望尽快从这里面抽身出来。所以，当他亲手所抓的山野菜第一批产品出来不久，古长书就一头扎进了推销工作中。他就是要把这个企业扶上马送一程，他觉得只有这样才是扎扎实实的干事情。
古长书从来不象别的领导那样，八字还没一撇，就勾画出一幅宏伟蓝图，大会小会讲得天花乱坠，然后便是灰心，再然后便是失望。伟大目标制定之日，就是生产计划破产之时。古长书喜欢给自己定最低目标，一步步往前走，走到哪儿是哪儿。抓山野菜，当初只想在本地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可产品一出来，很快就在本地超市铺开了，上架后反应不俗。于是他就打起了大算盘，把山野菜往外面推。深圳是他最初闯荡过的地方，他以前的老板黄骏就还那里做公司。他带着厂长和推销科长，随身托运了两吨山野菜，直下深圳了。
古长书到深圳是下午三点，黄骏自己开着车到车站去接他们。因为古长书托运了两吨山野菜，黄骏安排专人在货运室提货。黄骏接待古长书的方式很特别，也很热情，他提前安排好了下榻宾馆，提前预订了酒席。他手下的人早已在桌上等候他们了。
一进餐厅，黄骏拉着古长书的手，对他下面的部门经理说：“你们看看，这是我同学，以前是我的助手，给我打工的人，现在已是常务副县长了。在我手下，能干好事情的人很多。可同样的事情让古长书干，他不仅能干好，而且能干得与众不同。”
几句话把古长书说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大家都站起来要给古长书敬酒，他被一种前所未有的热情包围着。但古长书非常明白黄骏的用意，黄骏是个聪明人，一方面他是要给足古长书的面子，一方面他要趁机教训一下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同时也显示他自己的重要。他就是要让他们看看，给他打工的人是有出息的。让他们好好干事，都会有出息。
黄骏能喝酒，但他几乎不喝白酒的。这天例外，为了陪古长书，他喝了许多。古长书也破例喝了半斤。酒劲一上来，话就多了。古长书胀红着脸说：“既然你叫我朋友，我也把你当作朋友，那就说件朋友的事。我带了两吨山野菜产品，一吨是要做广告宣传，全部送出去。一吨是作为商品，要卖钱的。你帮我打进哪家超市去。”
黄骏此时兴致勃勃，一巴掌打在桌上，酒杯都晃动了。黄骏说：“超市我自己有一个。你那吨作广告的山野菜送我，那吨卖钱的山野菜我买了。你搞的产品我是放心的。万一你那东西不好吃，以后我不进你的货就行了，咱们就是一锤子买卖。如果你搞的确实好，以后我就源源不断地从你那里进货就行了。”
古长书见黄骏这样说，他就要一口咬死。古长书说：“那就这样一言为定了。咱们的山野菜就交给你了。”
两人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古长书是贫困地区的，他开发的产品只要能在深圳落脚，卖得出去，对他来说就是喜出望外，就说明这东西是大有希望的。厂里刚刚起步，没钱在传媒上打广告，只有用产品宣传，这当然是最廉价的广告了。而黄骏也有一本帐，自家办有超市，山里的东西只要加工好一点，卫生方面能过关，本来又是真正的绿色食品，在深圳这地方，是不愁买不出去的。两吨山野菜，他只付一吨的钱，当然是赚钱了。人情与经济利益就达到了高度一致。
第二天，在黄骏的超市里，就打出了醒目的广告牌：“本店独家经营来自西北地区的真正的绿色食品——正宗山野菜，让利销售。”
当古长书带着厂长和销售科长到黄骏的超市逛悠时，看到这一幕非常震惊，他感慨他们的工作效率。一夜功夫，产品打上了条形码，录入了计算机，走上了货架，直接与消费者见面了。古长书还注意到了，那种小袋包装的山野菜，每袋只有两百克，在大明县和金安市的售价是一块五角钱一袋，而在黄骏的超市就变成了两块五。古长书卖给黄骏的价格是每袋一块钱。这样，黄骏每袋就能赚一块五，属于暴利了。
大明县深山里的东西突然摆到了大都市的货架上，古长书确实有些兴奋。趁着一些顾客拿着他们的产品挑挑拣拣的时候，古长书对他的部下说，我们每人也买十袋吧。于是他们每人就买了十袋。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凑个人气。古长书非常清楚顾客的心理，当他们对某件新商品的可信度产生疑窦时，他们往往依赖于其他顾客的购物倾向。
12.把蛋糕做大
古长书把他们购买的山野菜拿到宾馆里统一收起来，然后就带着厂长和销售科长在深圳到处游览。玩了两天，古长书对他们说：“你们再去给我买五十袋回来，记住，要分多次购买。最好一次只买四五袋。我在深圳还有些朋友，要送人的。”厂长说：“何必这样呢？我们直接从超市免费提一部分就行了。反正我们送了他们一吨。这样就能省现钱了。”古长书说：“叫你去你就去。不要问缘由。”
两人就去了，分十次买了五十袋回来。晚上，古长书就把买回来的山野菜送给了在深圳打工的老乡。古长书知道，一次送他们几十袋，其实他们自己吃不了那么多的，也是送朋友。朋友送朋友，影响就慢慢扩大了。
第五天，古长书他们就准备打道回府了。临行前的两个小时，黄骏匆匆忙忙赶到宾馆，为他们送行。黄骏说：“你们这几天玩得怎么样？我是太忙了，没有时间陪你们玩。简直不好意思。”古长书说：“你已经帮大忙了。别说不好意思的话。”黄骏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超市把山野菜上架五天，卖了二百多袋。平均每天卖出四十多袋，在一万多种商品中，你一种商品每天能卖四十多袋，虽说数量不大，但也算是畅销了。”
古长书说：“那是你广告做得好。也是正好赶上了绿色食品这股浪潮。”
这回厂长和销售科长才明白古长书当时让他们购买山野菜的用意何在。他就是要通过这种办法增加销售量，同时也让他们的产品给黄骏一个良好的印象。
黄骏说：“你们这个厂需要投资吗？如果在几十万元之内，我倒是可以试试的。我可以帮你们把蛋糕做大。”
古长书说：“这要问厂长了。我欢迎你去我们那里投资。”
黄骏说：“我是觉得这个产品有前途。一旦深圳这个市场打开了，接下来便是广州市场，小规模生产可能就满足不了需要的。”
古长书入情入理地说：“那你也要好好考察一下再说。不要盲目投资。你如果把钱投下去了，你又不能赚钱，我会过意不去的。如果确实这是个好项目，有钱不去赚，那也可惜。所以我建议你抽空到我们那里去实地考察一下，做到心中有底。对于你这种大老板来讲，投资这么一点钱，也只是闹着玩玩而已。”
黄骏说：“那好，有空我就到你们那里去一下。”
古长书在深圳玩得开心，公事也办得漂亮而圆满，现在该打道回府了。他的下属跟他一块儿出去，见识了古长书在外面的能力，觉得很开眼界，也学到了一些办事的方法。回到大明县后，古长书把到深圳推销山野菜的情况详细向县长和贺建军书记做了汇报。贺建军对他的工作也很满意，做常务副县长的人，能亲自出马推销产品，这才是真正的服务型政府的领导。
但古长书是个追求完美的人，不管大事小事，他都要把它做得光芒四射。他不会轻易让深圳之行就这样过去了。他回家跟左小莉团聚了两天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积极跟黄骏联系，说他把深圳之行的全部情况都向县委汇报了，县委县政府非常感谢他对贫困地区经济工作的支持，同时也真诚地欢迎他有空到大明县来旅游观光。这话就说得黄骏心花怒放了。但古长书绝对不提请他投资的事。他觉得在山野菜这个小项目上让他来投资，太小了，似乎有点不值得。他只是欢迎他来玩，联络感情，增强友谊。在频繁地跟黄骏联系的同时，古长书让宣传部的人找到《金安日报》要闻版记者，让他做个新闻，标题他都拟好了，叫做《大明县山野菜打入深圳市场受亲睐》，他还要求一定要在头版头条发表。
古长书是非常注重经济新闻本身的广告效应的。这条新闻如愿以偿地在《金安日报》头版头条见报后，果然不出所料，引起了强烈反应。在金安市内一些超市销售山野菜产品的商家，都纷纷把那张报纸张贴在商店门口，顾客进门先要瞅一眼报纸。而售货员则说得言之凿凿：“大明县的山野菜连深圳市民都喜欢，还有什么好说的？”
紧接着省报也发了消息，只是标题摇身一变，成了《质量过得硬 野菜进深圳》。做新闻的明显把调子拔高了，加了个副标题“大明县山野菜占领深圳市场”，正文里特别强调了，“常务副县长古长书亲自出马推销产品”。本来是进入深圳市场，但一改成“占领深圳市场”，那意义就不一般了。反正人们是相信省报的，谁也不会跑到深圳去做一番市场调查。古长书看后大笑，自己做的事情自己不敢夸大，别人替他夸大了。省报的影响自然要比市报大得多了，新闻发表第二天，古长书就接到市工业局陈局长的电话，开口就说：“长书，你干得真漂亮啊！”古长书说得多谦虚：“都是跟你学的。”陈局长说：“我没教过你这些呀！”
13.常委扩大会
古长书赶上了绿色食品的浪潮，又沾上了新闻的光，山野菜的生意日渐红火起来。农民有了一个新的经济来源，县里有了一个拿得出手的企业，还解决了几十名下岗工人再就业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项目只是一个乡镇企业，县里没出一分钱，但古长书亲自抓了，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省市的领导下来检查工作，顺便要看看企业状况，山野菜就成了招待他们的食品，也成了馈赠他们的礼物。县直机关到上面办事，也拿他们的产品出去，说是本地特产。贺建军当着市委书记汪洋的面说：“我们这山野菜是古长书牌的。”
在县里，古长书的知名度远远比贺建军和县长要大得多。虽说他只是个常务副县长，但他有抗洪救灾工作中舍己救人的英雄事迹，有全省十大杰出青年的称号，有在全国各地留下了英雄报告团的声音，有各种媒体的陆续报道。前些年知名度的厚重积累，现在知名度的持续叠加，使他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风光人物。省里市里下来的领导，来了都要问：古长书在吗？那是一定要让他陪同吃饭的。即使不陪吃，也要见见面，聊上几句，看看到底是何许人也。所以，古长书在县里的人气骤旺，几乎谁见了他都要热情地走上来打个招呼，哪怕是县政府天天见面的人都这样。在别人看来，下面有什么事情要汇报，向古长书汇报跟县委书记和县长汇报是一样的，他在他们心目中有足够的份量。甚？跟古长书主管的工作没什么关系的事，下面部门也乐意向古长书说说。仅仅是跟他说说，好象也有说服力，甚至还有一些荣耀。在县直机关，干部们也相信，有的工作别的领导抓不好，但让古长书一上手就会抓好的。表面上他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他却偏偏具有这种特殊能耐。
人气太旺也给古长书带来了压力。他在众人的目光中被抬高了许多，他在众人的心中被抬高了许多，他明显感觉到有点功高盖主了。对于从政的人来讲，这就犯了大忌。尽管你是常务副县长，是县委常委，但毕竟还是副职。上面还有两重天，一是县委书记贺建军，二是周县长，你不过是他们的助手而已。想到这些，古长书就有点胆寒和后怕。贺建军他倒是了解的，是个直肠子，也是非常欣赏他的。再说贺建军是县委一把手，不会对他的工作带来不利。古长书真正担心的是周县长。周县长平时哼哼啊啊的，成天腆着肚子到处讲话，平时见人一脸笑，摸不准他的脾气。特别是那双眼睛深不可测。古长书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会给他带来政治上的威胁。如果做县长的感觉到这种威胁的存在，那么他就可能采取不正当手段给古长书的政治前途造成障碍。所以，古长书尽管在外面干得风风火火，但回到县政府机关，就得谨小慎微地做人，千万不能让周县长觉得他很猖狂，很得意。
不久县委开常委扩大会，会上听取了城建局长李兵汇报县城违章建筑的问题。事情是由李兵向人大常委会述职引起的，人大认为李兵的述职报告在违章建筑问题上含糊其词，接着，县人大对县城建设进行了视察，发现违章建筑存在不少问题。人大请示县委，认为违章建筑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于是就召开常委扩大会，让李兵做专题汇报。
14.临阵脱逃
大明县城刁民多，这些人都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关系，一些不自觉的人利用他们有后台，在建房时总想多占一点地方，违章建筑就慢慢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了。大明县城是座山城，整个县城随着山势顺坡而建，房屋高高低低，错落无序，人口在不断膨胀，地皮就很紧张了。从外面打工回来的人，手上捏着大把钞票，首先就在县城买个房子，以从形式上确定自己城里人的身份，然后再设法弄个城镇户口，就成为真正的城里人了。地皮一紧张，那些本来有房屋的人就要设法推倒旧房建新房。他们一旦重新建造，就要想方设法扩大一点面积，于是许多临街的房子都充满了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马路上的人行道成了唐僧肉，通常是它们啃咬的目标，因此街道被越挤得象猪大肠，时宽时窄，时粗时细，给城内交通带来了许多不便，由此也酿成了多起交通事故。十多年前，当这股风抬头时，县政府曾下过决心进行违章建筑治理，对它们实施强行拆除，也产生过一些作用。可是后来，一个外号叫“天不怕”的人在建房时，在主街道上占用了一米宽的地方，形成了一个更可怕的交通瓶颈。“天不怕”的叔叔当时是公安局副局长，一方面是靠这个面子撑腰，另一方面此人胆大包天，蛮横无理，任何人去跟他做工作，他都置若罔闻。非但不予拆除，还扬言“如果再来，老子就要打断他的腿。”他的房子里随时都放着斧头，砍刀之类的凶器。
天不怕的嚣张是具有代表性的，出了这种猫怕老鼠的事，说到底还是政府办事不力。最初，县城建设这一块由城建局和城关镇政府联合管理，可乱搭乱建屡禁不止，城关镇镇长唐山提到这事就头痛。贺建军和古长书都听到过一个笑话，说，现任的大明县政府的周县长在城关镇当镇长时，城关镇政府不许商贩在政府门前摆摊售货，工作人员出门都没路可走了，因此便下了禁令，严禁在政府门前摆摊售货。有个商贩就找到了“天不怕”，天不怕冲进周县长的办公室，威风凛凛地往他面前一站，一声巨吼：“周长治，你今天要给我说清楚！为什么不许在政府门前摆摊设点！”周长治吓得脸都青了，打着哆嗦说：“那不是我的主意，不是我的主意。”旁边的人看见，周长治说着，尿都吓出来了。因为是夏天，穿着短裤，尿就顺着大腿往下淌。后来，城关镇是坚决不管城建这项工作了，硬是把它推给了县城建局，说是一家独管方便开展工作。为“天不怕”的违章建筑一事，当时的城建局局长罗庆和法院的工作人员都先后雄心勃勃地去过，无一例外都被他举刀吓走了。天都不怕，还怕什么呢？每回去做工作，天不怕举刀一喝，他们就不敢前进一步。于是便没人再去了，不敢去了。房子可以不拆，但生命是不能丢掉的。
后来罗庆当了副县长，自然是分管城建这块。面对这个恶人，当时县政府的领导曾召开会议，决定拿他开刀，下决心要把这个毒瘤割掉。书记和县长都异口同声地说，要排除一切阻力和干扰，采取果断措施，强行拆除“天不怕”的违章建筑。具体工作由县城建局，县法院，县公安局三家联合负责。可事情一定下来，不出三天，就有人出面说情。说情者是虽说回去了，干扰就可以排除了，可执行具体任务的法院和公安局的干警们却感到为难了。人家“天不怕”的叔叔是公安局副局长，尽管他也支持拆除，可真拆除了，咱们面子上也过不去，往后脸往哪儿搁？再说，“天不怕”在县城亲戚朋友多，开了几家商店，家里又有钱，在县城算是有些势力的人，爷爷那辈人里还有人在台湾，那年台胞探亲回来时，县政府领导专门接见过柱着拐棍的老先生，老先生在县里也有几十万的投资，也算是对家乡这个“根”的贡献。恶人，台属，地方势力，种种原因综合起来，如果拆除了“天不怕”的房子，得罪的可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那将伤害一片人的感情，僧面佛面一锅煮了。县直机关的工作人员，大都是县城本地的人，人口密，地方小，沾亲带故的多，低头不见抬头见，以后怎么做人？怎么见人？这些都是要考虑的。拆除违章建筑又是由多家组成联合执法队，在几家单位里，如果有一家单位当缩头乌龟，其他单位就左顾右盼了，谁也不愿意当开路先锋。尽管说得声势浩大，最后还是一再拖，不了了之。“天不怕”的四层小洋楼便成了违章建筑的世纪典范，依然屹立在那里岿然不动，一楼门面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与其说它是违章建筑的标本，不如说它是政府无能的见证。
因为“天不怕”的违章建筑没有拆除，善良百姓都跟着他比照。本来要遏制下去的违章建筑又重新抬头了。他们不跟别人比，只跟“天不怕”比。人家说了，人不能太善良，以前那些胆小怕事的老百姓有了违章建筑，说政府让拆除就自动拆除了。可遇到“天不怕”这种人，有势力，有关系，还有不要命的硬功夫，你政府就奈何不了他？几年下来，类似的违章建筑就越来越多，越来越乱。他们在建造的时候就把话说在前头了：谁有胆量拆除“天不怕”的房子，哪怕只动他一块砖瓦，我们就跟着自动拆除。这也就说明政府还有点能耐。
现在，上任两年的城建局局长李兵想做点事情，把清理违章建筑的事提到议事日程上了。李兵是前任常务副县长罗庆一手提拔起来的。罗庆在城建局当局长时，李兵是股长。罗庆当副县长时，李兵就提拔为副局长了。罗庆当常务，李兵就当了局长。古长书没跟他打过交道，只晓得他比较温吞。清理违章建筑，本来属于政府系列的事，可事情非同小可，涉及面大，就只好拿到县委常委会上来研究。必须要确定一个基本方案，定下一个基本调子，还要成立一个班子，协调动作，统一指挥。讨论到中途，贺建军突然说，周县长昨天已经向我请假了，他的胆结石又犯了，老是疼痛，这次要把它切除，准备下周到省城去做手术。可是，他不能因为有病就打退堂鼓，他还要带病坚持工作，还得在这事上冲锋陷阵才行。所以，成立违章建筑拆除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周长治同志还得当这个组长，副组长就让古长书同志担任。周县长不在家时，就由古长书负责全权指挥。古长书没想到要把这个艰巨任务压在他肩上。当初在小范围讨论这事时，贺建军就隐约说过，周县长身体不适，但总指挥还得当下去，古长书就感觉到不对劲。古长书暗暗猜想，周县长可能在这事上耍滑头了，直接向贺建军请假了。他的胆结石的确有好多年了，一直是保守治疗，痛起来就非常难受。他肚子又大，身上肉厚，用手捂着都找不到感觉。可为什么早不做手术，迟不做手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去做手术？当然，他请假也有充分的理由。可眼下主帅离岗，又挂着主帅的名义，表面上是勇挑重担，实际上是临阵脱逃，把具体工作推给了古长书。
15.还是你想得周到
古长书心里憋了一股气。他觉得周县长的如意算盘打得真不错，这事的后果是明摆着的。如果这事得罪了人，搞得不可收拾，古长书就是直接责任人。如果这事有了功劳，便是周县长的荣耀。这也太耍滑头了。古长书才不会吃他这一套。他看了一眼周长治本人，对常委们说：“周县长身体不好，我晓得的，那病也不能再拖了。可是，”古长书说：“搞违章建筑是个大事，也是个难啃的骨头。如果他住院，我们在工作中时刻要请示他，那也很不方便，也影响他的治疗效果。所以我建议，能否把这事推迟进行？等周县长病好了再说？”
周县长说：“病不能拖，违章建筑也不能再拖了。以前没搞好，就是因为拖的原因。问题都是拖出来的。这次非要有个结果才行。我可以带病工作嘛！”
古长书笑着对周县长说：“可是你不在，我担心能不能搞好呀。我是希望你病好之后亲自坐镇指挥，把这场硬仗打下来。”
贺建军明白，现在的焦点就集中在古长书和周长治之间。贺建军看看周长治，又看看古长书，说：“还有一个方案，大家看怎么样。周县长安心去治病，古县长来担任总指挥。整个拆除违章建筑的工作由古长书全权负责。”
古长书要的就是这个结果。他宁可接受严峻的考验，也不愿让周长治只挂虚名，不能让他占着茅坑不拉屎。要么就全权负责，要么就纯粹不沾边。想耍滑头没那么容易。别看周长治平时说得字正腔圆，那都是嘴上功夫。从某种意义上讲，县城的违章建筑早在十年前周长治当城关镇镇长时就抬头了，问题就是从那时日积月累起来的。你早干什么去了？想到这些古长书就有些生气。不过，他还是很谦逊地说：“我来担任这个总指挥，是不是有些名不正言不顺？”
周县长马上发出声音了：“我非常赞同贺书记的意见。由古长书同志任总指挥。”
贺建军说：“古县长，那你就别推辞了吧。”
古长书不好再说什么了。周县长的妙算已经给他戳穿了，古长书也想绝了，他来当个总指挥也行，功过是非他一人独揽了。即使出了天大的问题，也由他一人扛着。
接下来就研究领导小组的组成人员了，照例是城建局和公检法多家的头头联合组成一个领导小组。然后是研究必须履行的法律程序，包括行政诉讼，法院判决等等。这些程序，早在前几年都履行过了，现在也只是重复以前的工作。公检法三家的领导都在场，各自表明态度，回去照办就行了。还要经费，财政局长表示：“你们拿个预算出来，需要多少给多少。”这些事务性的工作没什么复杂的，真正复杂的是具体执行上的困难。
会议结束的时候，贺建军讲了几句慷慨激昂的话：“各位，这次拆除违章建筑，我们要把它当成一场硬仗一场恶仗来打，不许任何人拖后腿，不许任何人说情，不许任何人当旁观者。如果领导中有营私舞弊、优亲厚友的行为，我就要对他就地免职——大家听好了，这可不是说着玩的。在这件事情上，不免几个干部是不行的。我说句话大家可能不爱听，经济腐败是个人腐败，政治腐败是集团腐败，政府软弱无能是最大的腐败！我相信，只要拔掉钉子户，后面那些就好办了。所以，既要讲政策，也要讲策略，更要讲智慧。既不能违法，也不能软弱。出了任何问题，都有县委县政府顶着。具体怎么操作，古县长，你们下去研究，拿出一个比较科学的方案来。”
古长书披着一身细汗散会了。出门的时候，周县长拍拍他的肩膀说：“长书，我过几天就到省城了，有什么问题及时向我通报。这次你就辛苦了。你要准备吃苦头。”
古长书说：“你就安心治病吧。有什么问题我会向你汇报的。”古长书又问：“你需要不需要办公室派人？派两个人侍候吧，一个人很不方便的。”
周县长说：“我看就一个人算了。单位预算本来就紧张，人去多了，开支就大了。”
古长书管着政府办公室，权责都是清楚的。他怕周县长本人不好意思开口带上随同人员，便说：“你治病要紧。该节省的要节省，该开支的必须要开支。一个县长要做手术，连医疗费都要节省，算什么事？”
周县长的大肚子抽了抽，满意地说：“还是你想得周到。”
16.领头羊
这时候的古长书就显得特别细腻了，几十分钟前刚刚戳穿了周县长的某些伎俩，现在又在治病的事情上如此关照他，古长书要让他真正感到被人关怀的温暖。随后，古长书就到了政府办公室，对主任说，周县长要去治病，你准备足够的手术费用，派两个办事细心的后勤人员随同服务。主任一脸不解地说，他提前怎么没说这事？古长书说，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他一人出去住院，躺在病床上想喝水都没人端，那怎么行？主任噢噢答应着，说是一定会安排好的。
古长书明白，总指挥的担子压在他身上，这对他来说，是一次智慧的考验，也是对他能力的一次考验。所以大家都拭目以待。其实，清理违章建筑这类棘手的事，早在古长书在当团委书记时心里就有谱了。在他看来这并不是一件难事。他心里有的是高招，只是从来没有对别人讲过。想从政的人大抵都这样的，没轮到自己出力的时候，即使装了满肚子金点子，也要秘不示人，权当自己是个傻瓜。如果说，在商界金点子就是金钱的话，那么在政界，金点子就是前途和命运。说得好了，金点子就是金点子；说得不好了，金点子就是馊主意。这关乎前途和命运的秘诀就得守口如瓶了。所以，古长书的金点子一直沉睡到现在才从智慧库里苏醒过来，派上用场。
古长书不失时机地召开了清理违章建筑领导小组会议。他布置了三项任务：第一，尽快履行拆除违章建筑的法律程序，确定和公布强制执行的名单，张贴出去，并送达当事人手中，给他们晓之以理，也算是发出了第一个信号。第二项任务是，通过广播电视和宣传车等多种形式，进行广泛宣传，造成声势。每天高音喇叭连续播送县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关于依法拆除违章建筑的决议》，这是一个根据国家相关法规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也是这次的执法依据。还确定要起草一个宣传材料，口气要硬，手段要硬，决不姑息迁就。古长书就是要通过宣传攻势给当事人造成心理压力。第三是从外地组建一支专门拆除建筑的队伍，大约四十人左右，最好是民工，要能够吃苦耐劳，连续作战。
还有什么高招？其他领导成员都等待着。检察长，公安局长，法院院长，司法局长和城建局长都比古长书年纪大，他们就是要看看这位声名显赫的年轻副县长如何带领他们攻下这座顽固的堡垒，历届政府积攒下来的问题能够在他手上得到根治吗？公检法司这些人，他们都是善于从自身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如果说付出巨大的代价来完成拆除任务，那也是不值得的。可以预想：大家的三亲六戚都在一个县城住着，一场违章建筑拆除之后，都面临着八面树敌的尴尬局面。轻者，你将永远面对一双双仇恨的目光。你既然可以六亲不认，往后就是六亲不认你了。重者，你将受到个人和家庭生命财产的严重威胁，那些不法之徒什么坏事都能做出来的。可是，县委书记贺建军讲得很严厉，要当成一场硬仗和恶仗来打，如果消极应付，那就有撤职罢官的可能。所以他们也只能表现出一副积极的态度，硬着头皮往前冲。
几项任务布置下去，各自分头落实去了。
这天晚上，贺建军专门把古长书叫到他家，让赵琴烧了几个下酒菜，两人边吃边聊。喝酒不是目的，聊天也不是目的，贺建军是要听听古长书心里的所思所想。既然要让他谈，古长书当然就有自己的想法。古长书说：“从城建的遗留问题，可以看出我们干部身上存在的许多问题。首先，我们的干部的软骨病，怕硬的，压不住歪风邪气，导致了恶势力的上升。所以使违章建筑愈演愈烈。其次，我们的干部有精神贫血症，缺乏真正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也缺乏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如果我们真正思想统一，意志顽强的话，这些违章建筑都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也不会有现在这么严重。”
贺建军说：“你说得对。对待问题，干部们睁只眼闭只眼的太多了。他们宁可在问题前面装糊涂，装傻瓜，也不愿意把问题暴露出来，切实解决。”
古长书说：“可这也要一步一步来，不能急的。干部作风是要引导的，民风也是要引导的。”
两人聊得快活，赵琴也过来了，举起杯子说：“长书，我也陪你喝几杯。”
古长书又跟赵琴喝了几杯，和贺建军一直聊到十一点多，古长书才回家休息。临走时，古长书对贺建军说，明天回家看老婆孩子去了，可能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回来。工作上的事，你放心好了。贺建军说：“不放心的话，就不会让你当领头羊。”
17.执法的新路子
第二天早晨，古长书就走了。他干什么去了呢？他确实回家了。不过，他不是探亲，不是休闲，而是想静一静，酝酿他的下一步行动计划。一切谋划好了，古长书找到市政法委书记，汇报了大明县准备全面清理违章建筑的事。由于人际关系复杂，当地警力严重不足。而且大家都在一个县城，沾亲带故的太多了，许多人实在撕不开这张脸，所以顾虑重重。即使依靠他们的力量能够完成这项任务，但会造成许多隐患。我们是在法律框架内办事，可法律也有个科学运用的问题。如果法律用得不好，尽管是依法办事，照样会弄得矛盾缠身。古长书提出，请求其他县提供一百名公安干警和一百名武警战士，协助大明县违章建筑清理工作。古长书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叫做“异地执法”，让本地的公安干警回避一下，得罪人的事叫其他县的公安干警来做，效果就好了。但此事非同一般，需要市政法委出面组织协调，才能调动警力。政法委书记也是个开明的人，觉得“异地执法”这个概念很新颖，很有创造性，是可以试一试的。特别是对于小地方来说，出门就是熟人，“异地执法”可以摆脱许多羁绊和情面困扰，可以避免许多可能发生的矛盾，更有利于开展工作。再说，古长书在全市都是声名大振的人，他提出的合理化建议本来就不一般，更容易引起重视。于是，第二天政法委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进行专门研究，把任务落实到各县公安局。
古长书的工作瘾很大，时刻燃烧着火辣辣的激情。“异地执法”的设想通过政法委定下来之后，古长书就回到了大明县，以县政府的名义预订了整整一个宾馆，供外县来的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使用。还租用了一家私人旅馆，供拆除队的五十个外地民工使用。前期工作做好了，古长书才向贺建军如数家珍地汇报情况。贺建军一听，好生喜悦，拍着古长书的肩膀说：“我早就知道你有高招的。果不其然！”古长书说：“有你县委书记撑腰打气，我还怕什么？如果我真怕了，既是对自己的不信任，也是对你的不信任。”
古长书做这些工作，领导小组的其他成员都是蒙在鼓里的。前些日子按兵不动，谁都不知道他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在他们看来，古长书一直按兵不动，也没召开会议反复研究，以为他脑子装满浆糊，没什么主张了，或者说他没能力拿出一个最佳方案来。古长书在这期间单独行动，一切都是为了保密。他知道的，别看他们是什么院长局长检察长，他们就喜欢向家人或好友透露机密，并以知道这些机密为荣。不是他们有恶意，而是长期养成的不良习惯。说到底，他们的政治素质就这样子，没办法。直到“异地执法”方案确定下来了，古长书才召集领导小组的全体成员通报情况，古长书在讲话时奔腾着一股排山倒海的强大力量，仿佛全身的每个细腻都在燃烧，他强调指出：“拆除违章建筑，既不是搞形象工程，也不是搞经商办企业，而是市政建设中的一项最基础的工作。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大张旗鼓地宣传动员，拆除违章建筑的呼声也越来越大，但我们的具体行动方案是要保密的。面对一些刁民，恶人，我们必须来它个措手不及！要让市民们看到，我们的政府是有能力的，是说话算数的，是代表大多数老百姓的根本利益的！”
那些年龄篔古长书大的法院院长，公安局长，检察长等在各个重要部门称雄的“长”字号领导们，这回真正见识了古长书的真功夫了。这小子真是名不虚传，脑子是活络的，够用的，也是贮满了智慧的。他们反映说，单位里听说要拆除违章建筑，手下一些干警又担心了，说得罪人的时候到了。这下好了，用不着我们自己动手了，也就用不着他们去得罪人了。他们还举例说，那年一个老公安抓了一个打架斗殴的小伙子，拘留了半个月。他们在同一幢楼上住着。不久，老公安的儿子车祸身亡，全家人都在悲痛之中。他家在处理后事时，那小伙子家里却在办家庭舞会，载歌载舞一个通宵。见面时还说风凉话：“你们家里也出事呀！那是因为你平时下手太毒了！”还有一个治安股长，在“严打”的时候抓了几个人，他父亲去世后，刚刚入土三天，就被人把坟墓炸毁了，墓地的周围全是棺材和尸骨的碎片。公安局当作一个重大恶性案件查处，要出出这口恶气，但没有任何线索，便成了大明县有史以来最大的悬案。这位股长发誓不再干公安了，因为太丢人了。人们说宁可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在这个小地方，小人君子都不能得罪。地方小了，视野就那么大，君子也会变成小人。说到这些，他们就很感慨，本来是依法办事，但别人却要翻脸。古长书说：“本乡本土的人，我知道这种情况的。我之所以要这样做，也是为了减少矛盾，保护干部。同时也是为了探索一种执法的新路子。”
18.违章建筑
现在轮到古长书检查工作了，看看上次会议布置下去的任务落实到位没有。三十万元拆除经费已经全额到帐，宣传工作正进行得有声有色，来势凶猛。一百多家需要拆除的违章建筑名单已经发送到户，规定限期二十天内自行拆除，否则强制执行。古长书带着领导小组的成员们下去调查走访，大多数居民普遍反映清理违章建筑是件好事，可这么多年来都是说在嘴上，事到临头又不见动静了，希望这回政府动真格的。否则，到处乱搭建，整个县城的建设都处于无序状态了，看起来乱糟糟的，市镇建设怎么能搞上去？说这些话的，都是没有违章的。而那些违章的则说，时间都这么长了，有十多年了，快成建筑文物了，不拆除也不碍事。以后管严格一点，不再违章就行了。何苦伤害老百姓的感情呢？有的说得更直接了，你们有本事拆除了“天不怕”的房子，我们就自动拆除，不要政府多讲。可政府也不能欺软怕硬，要动刀子，就先从有财有势的人身上动刀。而有的市民则冷嘲热讽地说，拆除就太可惜了，当作文物古迹保护起来，今后还能卖门票供人参观呢。
古长书听到这话非常心痛，仿佛在县长们的脸上打了一耳光。这就是政府无能造成的后果。一届政府，如果连最基础的工作都做不好，还妄谈什么为老百姓谋福祉？这岂不是欺人之谈吗？其实，许多群众的意见也很明显，并没有故意嘲笑政府的意思，矛头是直指“天不怕”的。古长书一行人走访了半天时间，了解了一些民情民意，回到指挥部的临时办公室开会，古长书说：“看来他们都搭了‘天不怕’的车。只要把天不怕的房子拆除了，其他违章建筑就迎刃而解了，我就要让他们知道，大明县有个天不怕，大明县还有一个不怕‘天不怕’的人！”
城建局长李兵试探性地问古长书：“天不怕的房子是四层楼，总面积七百多平方米，下面是超市，是全部拆除还是部分拆除？”
古长书听了这话，真不知他这城建局长是怎么当的，他连拆除部分要划清界限都不知道，该拆除的部分都划着红线，而且在检查都看到了，明明白白摆在那儿，他居然视而不见，这局长就当得太官僚主义了，也难怪县城的违章建筑越来越多。遇到这样的昏官，没有不出问题的。古长书说：“当然是部分拆除，只拆除它的违章部分。它违章占用了多少，就切除多少，而且不能破坏房子的主体结构。拆除之后，他还可以把那一？墙壁砌起来，修补复原。这样他的损失就少了。所以只能用民工用手工拆除，不能用机械施工的，以免引起房子主体的损伤。”
李兵恍然大悟：“原来这样啊！”
古长书说：“我们既要严格执法，又不能过火，真正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有人性。”
李兵叹口气，无不惋惜地说：“简直不敢想像，那么漂亮的楼房，从正面切除一米，那该是什么样子！”
古长书说：“那不只是切除一米，而是切除一米多，要把重新修补所用砖块的地方考虑进去。”
李兵说：“是否还要考虑一点补偿费？”
古长书一听，就知道有人私下找过他了，这位城建局长能力不强，关系却复杂。不知他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反正他想探听古长书的口风。古长书有些火气了，说：“你这是什么话！他违法了，我们是依法行政，还要给他补偿费？那不是国家掏钱让他们违法吗？天下哪有这种怪事？”
李兵尴尬地一笑，低了声音说：“我也只是随便问问。”
古长书平时跟城建局长李兵接触不多，第一次发现李兵有些昏头昏脑。快到五十岁的人了，在城建局干了二十多年，可对自己手上的工作并不熟悉，亏他居然有这种胆量，敢提出要清理违章建筑。好在局里有一批得力的业务人员，把违章建筑的情况弄得清清楚楚。李兵只管照着他们提供的资料念就行了，并不要他多费神。所以他这局长倒也好当。在领导小组，李兵也只是占一个成员的名额，具体工作都让其他人揽了。他这领导小组成员就更好当了。古长书觉得，李兵这种人当官就是很有福气，只需立个肉桩人身就行了。
清理违章建筑的宣传工作正如火如荼，指挥部的工作也在密锣紧鼓地进行。二十天的限期自行拆除的规定时间越来越近了，时间一天天过去，竟无一家违章者自动拆除，大家似乎都在等待观望。县城居民议论纷纷，说这次又闹了半个月，可能又要黄了。现在的政府做事么，习惯于雷声大，雨点小。还有一些居民猜测，莫不是县委县政府领导想敛财了，于是就想了这个高招，专门放出一些风声，好让那些违章者送礼行贿，这也是一条财路。就跟有的领导一年过两次生日，想收钱了就住院，要么就考察一次干部。这都是敛财聚财的好办法，形式不同，却异曲同工。
只剩下最后五天了，强制执行已进入了倒计时。到限期拆除期限的前一天，从外地调来的一百名公安干警，一百名武警部队的战士，还有五十名从外地组织的民工，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大明县城，他们先在宾馆进行一天时间表的休整。第二天早晨，县城实行交通管制，除执法车辆外，一律不许任何车辆通行。一百名公安干警，一百名武警战士，和五十名拆除队的专业人员，全体集合列队，喊着军令，迈着整齐的步伐穿街而过，威风凛凛地开进了县政府大礼堂。后面紧跟着扛着长枪短炮的省市县记者，走一路拍一路。县城波澜骤起，居民们被这前所未有的异样景象惊呆了，有种神兵天降的感觉，他们不明白是是有反恐行动？还是军事演习？
县政府大礼堂，五大班子负责人都在台上就座。因为面对着军人和公安，县委书记贺建军这天用心整理了自己的情绪与着装，显得特别气宇轩昂，满脸都透着红润和刚毅，看上去八面威风。他用豁亮的嗓门儿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经济建设的高度，分析了违章建筑的危害性，强调了这次拆除违章建筑大行动的艰巨性、重要性和必要性。古长书也到了风光时刻，他宣读了相关纪律和注意事项，公布了行动路线，特别强调指出：“如有行凶闹事，阻挠拆除，无理取闹者，轻者行政拘留，重者依法惩办。决不能心慈手软，姑息迁就。”但是，古长书还是把发令枪交给了贺建军，他知道，政治与权威的荣耀是要大家分享的，这也体现了一种合作精神和政治作风。最后，贺建军站起来，大声宣布：“我宣布：大明县拆除违章建筑大行动现在开始！出发！”
整个队伍直奔“天不怕”家，他的房子座落在县城的主街道上，四层楼虽说不高，但看上去就气势不凡，装璜得很是考究。瞬息之间，二百人就将房屋包围了。里面一层是公安，外面一层是武警，街道上都占满了。五十个人的拆除队伍带着工具上了楼顶，开始砰砰咚咚地敲砸砖块。一楼的商场有几个顾客，见这样子很自觉地走了出来。然后，几十名公安干警站到了商场里面，组成了两层人墙。
“天不怕”这时才知道大事不妙。他提着菜刀从大门走出来，企图暴力抗法。他凶神恶煞般地边走边骂：“妈的，老子今天跟你们拚了！”未等他接近，就被公安下了他手上的？刀，铐起来了，抓进了停靠在边上的警车，一路呼啸，拉到县外审理去了。街道上的围观者都看到了这一幕，有的受到惊吓，有的则感叹：这回政府动真格的了！
“天不怕”的家人在里面又哭又闹，后来不哭了，女人们开始用各种脏话谩骂。公安人员不断制止，但他们依然骂个不停。有人企图扑上来与公安人员撕打，又被制止了。“天不怕”的老婆似乎继承了“天不怕”的勇气，当面向警察吐口水，警察们一劝再劝，一忍再忍，最后还是忍受不住了，索性不劝了，一个公安局副局长大声说：“我们可是文明执法的，你再闹事，我们就不客气了！”“天不怕”老婆又吐了一口，辱骂道：“文明你妈个X！”这位副局长真火了，一声令下：“给我抓起来，带走！”两个警察冲上去，带走了“天不怕”的老婆，拉到外县拘留去了。
整整用了七个小时，五十个拆除队员忙了一天，才将“天不怕”的违章建筑拆除了，他楼房向人行道延伸出来的那部分被活生生地切割下来，变成了一块一块的砖头和飞扬的尘土。切除那一米多之后，他的楼房与整个街道的房屋就整齐划一了，钜齿一般的墙体侧面面对着大街，象一部大书摆在面前，谁都可以阅读和分析。从正面看上去，整个楼房就变成了若干个方格子，家具，被褥，商品，包括客厅里的吊灯，全都裸露在外面了。虽说非常丑陋，但里面的豪华装修依稀可见。
19.“天不怕”
拔掉了钉子户，攻克了堡垒，满城都是一片惊呼，几乎大明县的每个角落都在议论这事，他们说政府就要象个政府的样子，这样才真象个政府的样子。如果早些年这样做，县城的建设肯定比现在好多了，城市也比现在漂亮多了，毛病就出在政府的软弱无能上。如果做其他事情也象这回这样来硬的，大明县的发展就更快了。县城一直是沉默而平淡的，现在，除了极少数违章建筑的当事人外，许多善良百姓莫名其妙地兴奋着，不少人脸上都鲜花怒放。
这天晚上，县委县政府为警察们和武警部队的战士们举行首战告捷的庆功会，大家累了一天，要让他们好好喝点酒，解解乏。贺建军和古长书喜气洋洋，分别端着一杯白酒挨个地碰杯。古长书说：解决了“天不怕”这个大头，其余的就不在话下了，咱们要改变策略，一是继续加强宣传，鼓励他们自行拆除。二是从明天起，要兵分十路，每二十五人为一个小组，各个击破，齐头并进。
古长书在回家的路上想到了父亲。他有好长时间没有看望老人家了。于是转身改道，往父亲家里去了。在走到家门口时，古长书打了个电话，没人接听。他心里一急，怕父亲出什么事，于是心急火燎地往家里赶。开门之后，父亲正在看电视，父亲说：“你回来了？全县都在议论你，我都不敢出门了！”
原来父亲真的不敢出门了。父亲下午有散步的习惯，害怕有人报复他，他就龟缩在家里闭门不出，几个喜欢跟他打麻将的老头也不敢跟他玩了。所以，古长书打电话，他也不知道是谁的电话，不敢接。平时是自己做饭，这天下午也没去买菜，只在家里泡了一包方便面。见古长书回来，也倒开心，只要儿子没事就好。古长书看出了老人的顾虑，对父亲说：“你就到我那里去住吧，把这个房子锁起来。免得你一个人担惊受怕。”
父亲说：“又要让我去给你做饭？我们生活习惯不一样，搞不到一起去的。”
古长书说：“做饭的事并不重要，问题是你一个人在家里，我也放心不下。思
在古长书的劝说下，父亲又跟古长书一道来到古长书家里了。儿子干了惊天动地的事情，虽说老百姓喜欢，但父亲的心情是紧缩的，并不舒展。父亲忧心忡忡地问他：“他们会报复你吗？”
古长书说：“你放心好了。没那么大的胆子！”
父亲说：“我就是担心有人跟你过不去。”
古长书嘴里虽这样说，只是为了安慰父亲，不能让老人家担心。但他心里还是提防着的。“天不怕”那种人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他不能处于毫不设防的状态。可父亲喜欢跟老头们一起打麻将混时光，一个人呆在家里闭门不出也不行。便给父亲交待，这期间，你也别到外面打麻将了，万一想玩玩，你可以白天让他们来这里陪陪你，但不要超过下午五点钟。你也不要做饭，我每天带些现成菜回来，凑合凑合就行了。父亲一听儿子给他放宽政策了，马上就眉开眼笑了，保证似的说，这个办法不错，你下班回来前我们就收场，我就把屋子收拾干净了。你不会闻到满屋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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