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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眸乡土诗意与都市文明的心灵变奏
作者：何希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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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诱惑，孟银孩也并非没有过强烈的生理欲望冲动，他也并不怎么反感幸福票的“票”字里隐含着的“嫖”字，但当他清楚地知道“一张幸福票顶三百块钱”时，他就不得不权衡、掂量这三百块钱放在自己那个乡土农家的分量和意义。他首先算出了一张不过能供他销魂一刻的幸福票居然能与老婆在麦地上辛辛苦苦一年的收入等值；他进而想起出嫁了的妹妹在中秋节给年近八十的母亲用手巾包了十个鸡蛋，母亲不但“自己舍不得吃，也不让别人吃”，还说要“拿到街上卖了称盐”。最足以催人落泪的是，母亲因不慎摔碎了一个鸡蛋而又不敢承认，居然和自己的儿媳“闹得不可开交”，竟至于“一次次指天赌咒，咒赌得又大又难听”，当孙子揭开了真相之后，“母亲羞愧难当，哭得昏天黑地，两天不吃不喝，差点归了西”。孟银孩从这些刻骨铭心的家庭故事的沉痛回想中更掂量出一张幸福票的特殊价值：“他要是把幸福票换成了钱的话，够买一千个鸡蛋都不止。”更何况他孟银孩还有更多更为切实的生存压力和家庭责任：“女儿考进了县里的一所中专，每年的学费就得好几千”；“儿子眼看就到了说亲的年龄，如果房子翻盖不成，就没人给儿子提亲，儿子结不了婚就不会生孙子，就等于他家从此绝后了”，而翻盖房子“更需要一大笔钱”。听着这些似乎显得琐细而缺少趣味的回忆与换算以及那并不高远的生存目标，也许有些毫无乡土体验的读者会感到难以置信，甚至还要发出几声冷笑，但在我听来却是那样令人触目惊心，灵魂震颤。我和作家刘庆邦一样，都经历了由乡入城的生命嬗变，我们曾亲身体验了那温馨甜美的乡土人情，亲历了乡土劳作的苦涩与艰辛，也亲尝了乡土贫瘠带来的困顿与尴尬。今天，我们虽然已在都市里生活了若干个年头，我们的人生角色已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但我们与离开“湘西世界”的沈从文先生的精神体验一样，始终还是一个“乡下人”。我们至今还能够与生活在乡土上的亲人们进行着和谐的精神对话和较多的生命信息交流，在那至今还并不富裕的乡土上，也有我那年届八旬、曾多次把儿孙们孝敬的几个鸡蛋“拿到街上卖了称盐”的白发母亲，还有我的长年躬耕田园、已累得过早显老的兄嫂们，我的侄儿侄女们也因乡土的过于贫瘠而大多南北奔走，打工在外……读着刘庆邦这一幅幅真切动人的乡土人生画卷，我就觉得他是在写他的亲人们，也是在写我的亲人们，他在把这些亲人们写得无比鲜活感人的同时，也实现了对整个中国广袤乡土上的忠厚纯朴却又难免困顿尴尬的魂灵的传神写照。
孟银孩显然在回忆与换算中经历了一次灵魂的洗礼，他的生命底色无疑是更其浓重了。与此同时，他也有了极其明确的对抗诱惑的生存策略：“他怎会舍得轻易把几亩地的麦子和几千个鸡蛋扔到那个不见底的地方去呢!”“对比幸福票里所包含的小姐，他更看重幸福票的金钱价值”。有了这样坚执的信念，才有了他包装和密藏幸福票的特殊方式，才有了他任凭李顺堂的劝诱、撩拨、讹诈、催逼，始终不动其心，不改其志。当然，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坚定信念，“当李顺堂再次提到他的幸福票时，他口气有所松动，答应可以商量”，于是他又有了一场与李顺堂讨价还价的拉锯战。眼看着孟银孩将幸福票换成金钱的努力难以实现，小说又骤然涌起了一个波峰，“离春节有一个多月，窑主对窑工的奖励政策也有所调整，这月谁只要下够二十六个窑，就可以得到一张价值四百块钱的幸福票”。孟银孩尚未出手的幸福票一下子增值了，他快要熄灭的希望之火又熊熊燃烧起来。但希望的泡沫越是灿烂诱人，它的破裂带给人的幻灭就越是无可挽回。
如果说在面对李顺堂的引诱、撩拨之时，他孟银孩尚能凭着自己厚重的生命底色成功地护卫具有金钱价值的幸福票，那么，当一点红歌舞厅的小姐“小五红”到煤窑“送货上门”，收购幸福票的时候，孟银孩这片漂流在外的生命之叶就将要在本色与诱惑中经受更为痛苦艰难的挣扎，面对面的欲望诱惑给了他更为直接、更为强劲的灵肉撞击：孟银孩急于要将幸福票变换成金钱——“小五红”宽衣解怀引诱孟银孩消费幸福票；李顺堂欲火炽燃想要孟银孩拿出幸福票——众窑工创造条件怂恿孟银孩消费幸福票……孟银孩终于凭着一定要把幸福票换成金钱的坚定信念抵挡住了几个回合的诱惑和怂恿，但孟银孩毕竟是血肉之躯啊，正值壮年又长年在外的他怎么可能在如此强烈的欲望诱惑面前毫无生命的感应和灵肉的煎熬呢?我一点也不怀疑孟银孩抵挡欲望的真诚，但这抵挡的力量却不是来自灵魂深处对欲望的餍足与疏离，而是在现实生存环境的极度窘困和重压中更多地产生于人的理性层面的一种意志力量。所以我认为，孟银孩抵挡住了外来的欲望诱惑并不等于平息了灵魂深处的激烈躁动，相反，这种躁动会在理性的压抑中更有力度和强度。否则，当孟银孩打定主意要去托小五红把幸福票拿到窑上的账房把钱兑换出来，为什么还是怕自己管不住自己，而“找了一个背人的地方，把自己攒了好久的热东西做了出来”，而且还是“想着小五红的可人样子，念着小五红的名字做的”?既然他是带着把幸福票换成金钱这个单纯愿望到了一点红歌舞厅，为什么在小五红面前紧张得语无伦次，“装在裤兜的手指分泌出一层黏黏的东西，几乎把幸福票浸湿了”?毫无疑问，孟银孩是经历了一次次意志和欲望的搏斗，他用超乎常人的意志力控制了欲望这个“野兽”，保住了幸福票不被侵吞，但此时此刻的幸福票已经不是单纯的金钱可以抵偿的，它不仅浸透了孟银孩整整一个月窑下辛劳的血汗，更凝聚着孟银孩所付出的灵肉煎熬的巨大代价，更何况孟银孩控制了欲望的同时也控制住了幸福票金钱价值的实现?悲剧总是以不能满足人们对悲剧承受者的善良期待而彰显出它的残酷，孟银孩在走投无路之际，只得硬着头皮去见凶狠的窑主，奢望能把幸福票直接换成金钱。结局实是太可悲了，窑主不仅未能将孟银孩的愿望兑现，反而立即找了借口将原来的幸福票作废而换成了新的带红字的幸福票。孟银孩的全部努力转眼成空，但由于有了新的幸福票，他竟然还在执著一念地为它怎样出手而“感到犯愁和紧迫”。小说极其简洁的尾声使这个本已搅得读者心潮难平、灵魂难安的悲剧故事更加悲声难绝了：只要孟银孩痴心不死，便会悲无绝期、痛无尽时!
小小一张幸福票在刘庆邦的笔下演绎了多少生命的悲欢和灵魂的阵痛!也激荡着作家心底的几多浪涌、几多潮翻!幸福票不仅浓缩了乡土生命在欲望与金钱之中，在本色与诱惑之中的艰难抉择与痛苦挣扎的全部心灵历程，而且也映照着乡土生命在都市文明的阳光与阴影之下严峻的现实生存情境。
三、生命之根在都市文明中迷失
经历了乡土的沉醉与困惑，也经历了城乡结合部的灵魂阵痛，刘庆邦又把他的生命关怀引向了《城市生活》。读者尽可以把这篇小说看做是作家暂离乡土而转向都市人生体验的独立的审美表达，而我则宁愿将其视作刘庆邦的整体性生命关怀及其心路历程中又一个特殊的观照视角，所以，我的解读自始至终不会切断乡村与都市的联系。毋庸讳言，尽管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十余年来的强劲东风给都市和乡村都带来了极大的发展机遇，中华民族已然在世界经济的大舞台上毫无愧色地扮演了一个举世瞩目的重要角色，但这并不等于它消弭了都市和乡村生存环境的巨大差异，因此，它也就难以消解作家心中关于都市与乡村对立的长久记忆。乡土上的诗意自然与诗意人性令刘庆邦沉醉眷怀，乡土上的贫瘠与困顿也让刘庆邦眼中含泪，心底流血。既然刘庆邦有着如此深结于心的乡土之恋和乡土之忧，那么当他凝眸于都市的富足与繁华时，他是否会把曾令乡下人心驰神往的都市文明当做自己生命关怀的最佳参照和憧憬呢?
《城市生活》的主人公田志文“是从农村到城市来的”，他有知识、有才华。也有一份令人艳羡的工作，“他在一家报社的总编室上班”，他有一个安定幸福的三口之家，住在一座二十五层住宅楼的第十三层，“是这座楼上正儿八经的住户，住的是上层建筑，是楼房的主人，也是有身份的人”。他虽然既不显赫，也没有暴发，但绝对不会有乡下人时时都可能有的衣食之忧，他的女儿不会像梅妞那样连穿一件花布棉袄的梦想都破灭了，他也不会像孟银孩那样为了一张价值三四百元的幸福票经受从灵到肉的全面冲撞。……总之，物质的匮乏、经济的贫困给乡土生命造成的生存压力早已没有被城里人体验过了，现代文明的曙光总是最早照耀着都市，经济发展大潮中最早的受惠者也首先是都市人。然而，田志文在都市生活中真切的生命体验和丰富的精神实感告诉我们，他并不幸福。对此，刘庆邦没有对城市生活作全景式观照与整体性扫描的企图，也没有在宏观性俯视中作立体透视的兴趣，而是紧紧抓住一个与城市工薪族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自行车事件”作为叙述的基点，并以此开掘出一个看似平淡无奇却深入到了城市生活肌理和本质的叙述流程，从而引导读者穿透都市文明中灯红酒绿、车水马龙的繁华遮蔽而真正走进都市生命的精神深处，去体察他们的忧乐悲喜，去倾听他们的心灵诉说。
自行车作为城市工薪族最常用的交通工具，即使在汽车、摩托车已进入了一些寻常百姓家的今天，人们也还是更多地感到它的便利、实用。但在小说中，主人公田志文却为了自行车的存放伤透了脑筋，费尽了周折，一件附属于工作、生活的主旋律的小事，居然占据了田志文的大部分精神空间，不该成为“事件”的自行车存放却实实在在地成了一个事件，而且成了小说聚焦城市生活的中心事件，都市生活中的拥挤、逼仄、无聊即可略见一斑。
田志文下班骑车回到他所住的楼下，存放自行车的架子里早已放满了自行车，他的自行车竟然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为了不让自己的车“挨踹，受欺负”，他不得不煞费苦心地在车架子里搜寻余地 ，终于发现了一辆“没了车座”，“前后轮都没了气，车胎的胎皮瘪得贴着地皮”的“死车”居然占着活车的位置，从此，田志文为了将这辆“死车”从车架子里剔出去，竟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拉锯战，历经三起三落却永无了结。他一次比一次更为精心的谋划和更为秘密的行动都会给读者带来新的预料和新的期待，然而，那辆破烂不堪的死车又总是神差鬼使般地回到车架子里，且赫然占据着一个更好的位置。读了这个三起三落的故事，我们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荒诞无聊，但它似乎又蕴含着某种神秘的意味：它既在不断地挫伤着田志文“剔车”的锐气，同时又在不断地砥砺着他誓不罢休的执著；它既在不断地阻抑着读者的阅读兴致，同时又在不断地激发着读者探究追寻的好奇心……看来，剔车的故事已不是田志文的单向行为，而是一种双向逆反的推进，都市个体生命的生存行为已融入到整个都市复杂多维的生命格局和生存关系之中。《城市生活》绝不只是田志文的个人生活，也不是单纯的剔车事件所能涵容的。我们欣赏刘庆邦讲故事的才能，但倘若一味粘滞在他所讲的具体故事上，我们对都市生活的观照就必然是片面的、狭隘的。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刘庆邦所讲的故事是那样的富有弹性和张力，就像一团能吸收很多水分的海绵一样，田志文剔车的故事既富有层次感地揭示了主人公丰富的个体精神历程，又浓缩汇聚了多侧面的都市生活片影，使得我们对都市灵魂的窥视既有了纵向的深度，又有了横向的阔大视野。可以说，田志文的整个剔车进程都在彰显着作家对都市生命精神命运的深切关怀，都在强化着我们的整体性都市经验。
田志文的第一次剔车行动无非就是为了给自己的车找到一个存放的位置，在情绪体验上也不过因为死车占着活车的位置而感到不平，当看到被自己剔出去的死车正“与那几辆破烂车为伍”时，也只不过稍觉欣慰而已。但当那辆死车又奇迹般地回到架子中，且占据着比原来更好的位置时，“田志文的犟脾气也上来了”，至此，他才决意要把剔车当做一桩极其严肃正经的事情来做，剔车也才开始交融着他对都市生活的精神体验。也许田志文越是把这件事做得一本正经，我们就越觉得荒诞不经，但那辆死车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了车架子中，难道我们就不感到荒诞吗?可见，这不是田志文自身的荒诞，他是在一种无形的、深不可测的荒诞无聊的魔力调动下干着一件荒诞无聊的事情，他的精神已是不由自主了。所以，他的第二次剔车不仅有了时间上的延宕，也有了行动上的波折。作家就在这延宕与波折中深入地开掘主人公的精神世界，并将多侧面的都市人生镜像组织在田志文的剔车进程中。在这里，我们明白了田志文之所以把与无名车主的斗争当做一个“乐子”，就是因为他平日里的工作生活毫无乐趣：“他们办的报纸说是登新闻，其实登的东西都跟表扬稿差不多，没一点趣味”，而田志文还不得不忍受着这种没有趣味的人生，“他对这份工作早就厌倦了。可报社给他发工资，报纸等于是他的饭碗，他不捧着饭碗不行”。不仅如此，我们还在田志文的行为延宕中看到了高楼下扒垃圾的老人以及他们为了生存而展开的暗自竞争，甚至也对那代表着城市深部的地下室里的隐秘世界有了好奇而不解的一瞥。田志文的精神体验联结着这些都市生活画面，而这些画面又在不断地刺激着田志文的精神情绪。当那辆死车第二次又回到车架子上，奇迹开掘了他的想像空间：他想像出车主找车时十分着急生气的样子，他设想出车主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处在更年期的女人，他因此认为“死车的主人在和他较劲……”，田志文就这样在无聊中寻找乐趣，把剔车中的费劲劳神化作了精神上的至乐。我们还看到，作为一个成天与文字打交道的知识者，田志文始终还没有进入眼下城里人最为热衷的业余消遣方式，他不喜欢搓麻将，打扑克，下象棋，喝酒，“电视他也看不下去，认为没啥正经玩意儿”，他惟一“比较热衷的事情是拿老婆开整”，生活的单调、枯燥已将他逼到了一个狭窄的精神空间，但他也并没有因此而走进以欲望的宣泄来填补精神空虚的都市生活，如梦歌厅门前的热情诱惑，洗浴中心里的露骨煽动，这一切都营造出了都市生活的漂浮和无奈，它们是以生物性诱惑挑战着人的精神操守。田志文虽有过心灵的波动，但他最终还是无法走进都市生活的深层，“田志文在这个城市的生活是漂浮的，他没有深入进去。田志文的心是寂寞的心。城市是人多，但人多并不能改变他的寂寞，反而使他觉得更寂寞”。当一个人不知不觉地外化出自己的寂寞之时，也就是他的灵魂在寂寞中痛苦突围之时，此时，即使是一件在别人看来十分无聊的事情，只要有助于他的灵魂突围，他也可能为此而投入自己的全部精力。田志文第三次剔车行动是在较之前两次迥然不同的精神情绪体验中进行的，不用说，这一次行动是更为审慎细密了，读者都会认为死车这一回绝无重返故地的可能，田志文也在得意中歆享着精神的至乐，然而，谁也没有料到，“第二天他下班时，又在架子上看见了那辆车”。在执著的努力与接连的失败之间，田志文“不得不重新估量他的对手”，但这一次他没有着力于剔车，而是开始用心来研究人：“很想知道对手是哪一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此时此刻，田志文才深感这大千世界、滚滚红尘是那样的神秘莫测，陌生难辨，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芸芸众生虽然在物理空间上相互拥挤着、纠缠着，但在精神空间上却是各自封闭着、隔膜着，都是一个踽踽独行的灵魂。小说以田志文深度的个体精神体验为整个都市众生的生存状貌作了富有经典意义的写照：“拿银河系里的星星作比，你抬头即可望见无数星星在闪烁，可你连一颗星星都不认识，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