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期


凝眸乡土诗意与都市文明的心灵变奏

作者:何希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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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别注意到,田志文在剔车的三起三落中所经历的并不只是这一行为过程本身的曲折艰难,也不仅仅是对现代都市生活本质的精神自觉,而且更在于他的精神自觉推动了他对现代都市文明中的人性异化现象所作出的精神反弹,在这座城市里,除了老婆和女儿,田志文所认识的家庭之外的人就只有女儿的同学欣欣和她的爷爷,但欣欣的爷爷死了长达一个多月,竟然是“无声无息,一点动静都没有,一点消息都没听到”。一个生命的结束竟然没有在人们的心灵上激起一丝一纹的波澜。“每一个人只有对自己和自己的亲人有意义,对别人是无所谓的”,这就是都市生存规则下的人情和人性!据说现代殡葬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要疏离生者与死者关系,以淡化生者的痛苦。这无疑是一种更为科学和文明的举措,然而,在人类的情感体验中,人的死亡与人的诞生同等重大,方生意味着将死,方死也蕴含着将生,科学的举措终究不能代替情感的慰藉,从某种意义上讲,不关心死亡也就意味着不关心生存,意味着对生命的冷酷与残忍。因此,都市人甚少关心的人与人之间的精神联系问题和人的死亡问题就成了田志文“久久不能释怀”的问题,他从农村来到都市,心中还存留着乡土人情的美好记忆,农村人对生与死的同等眷怀与重视,农村人纯洁和谐的人际关系都更彰显出都市人情的冷漠苍白。经历了一次漫长的精神苦旅,田志文并没有完全被都市同化,他的灵魂深处还回旋着对人的美好天性的渴望与呼唤。读者不会忘记,就在田志文“想出了一个彻底了断的计划”要让这辆死车彻底消失的时候,他的想像力突然爆发了,他想像了一个漂亮的女孩子骑车上学遇到车祸或火灾死了,母亲把这辆自行车当作女儿的惟一纪念,好像车在女儿就在,车没了女儿也就没了似的,所以她才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丢失的车找回来。在田志文的想像中,这辆死车见证着一个正值花季的鲜活生命的灭顶之灾,也凝聚着一个母亲对亡女的神圣爱心和无尽思念,这是一个多么富有人性的想像啊!它让田志文感到自己“太自私了,太没人性了”。深刻的精神内省,强烈的灵魂震撼推进了田志文的人性升华,当他“再见到那辆车,他不再觉得别扭,反而感到有些神圣”。然而,个体性的精神自觉和人性提升终究抗拒不了整个现代都市人生的游戏规则,残酷的生存现实还是要击碎他的美好想像,他想像中的美好神圣至多不过是瞬间的闪现,都市里的人情人性已在他深度的精神体验中定格,他关于车主人的想像在绕了一圈后也就无可避免地要复归于荒诞与无聊的生存怪圈:“那辆车的主人成天价也很无聊,也很想找点乐子。”可见,在无聊中寻找乐趣已成为众多都市生命所共有的生存现实和精神体验,他们的生命之根已迷失在现代都市文明残酷的物质竞争的浅层空间,他们已无可避免地走上了精神人性的不归之途。
  
  我之所以要固执地将刘庆邦这三篇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流程来解读,是因为我强烈地意识到单篇解读极有可能出现的褊狭与公共性误读。在中外文学史上,乡村与都市的对立长期困扰着诗人作家们的灵魂,也始终吊住他们的胃口,成为他们长流不息的文学咏叹,佳篇绝唱,可谓风流千古。然而,由于历史的进程常常会与人类的伦理指向两相颉颃,现代文明的发展总是要让人们付出精神人性上的代价,而道德伦理的坚守又总是让人们忍食停滞落后的苦果,这就难免造成作家们在颂赞与批判之间或各执一端,或二元分裂,从而使他们在历史理性与道德感性之间陷入迷失与错乱。我们看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关于乡村与都市的文学表现大都着眼于对立,或仅指向于历史的发展进程,或仅固守于人性的纯洁与完美,罕有对二者作出和谐的诗意整合的作品。刘庆邦也在深度体验着乡村与都市的对立,他的小说也并没有完全超越中国文学表现对立的历史惯性。在《梅妞放羊》《幸福票》和《城市生活》这三个短篇中,刘庆邦的笔只要一触及到乡土,那就必然是山清水秀,人情绵长,一旦涉笔都市,那就免不了荒诞无聊,人性失真,这就难免让读者在单篇解读中走不出关于乡村与都市对立的体认,从而无视刘庆邦已然作出的历史性超越。我认为,从刘庆邦这三篇小说的总体审美倾向着眼,他对乡土诗意的沉醉实在甚于对都市文明的讴歌,他对人性完满的关注也明显甚于对历史进程的关注。然而,从他具体的生命关怀和曲折的心路历程来看,他并没有在历史理性与道德感性之间迷失,梅妞、孟银孩这些乡土生命正承受着文明滞后的困顿与重压,田志文这样的都市灵魂也正在寂寞、无聊、漂浮的人情沙漠中挣扎,乡村与都市各有优劣,各有短长,刘庆邦并没有在乡村与都市之间作决绝的二元评判,而是在热切而精诚的生命关怀中发生着复杂的心灵变奏。行文至此,我的耳畔骤然传来了闻一多先生的诗句:“太阳啊,生命之火的太阳!/但谁不知你是球东半的情热/同时又是球西半的智光。”4诗人当年身在异邦,心系家国,但他并没有在中西文化之间局促一隅,固执一端,而是站在一个富有超越性的精神高度,期望着“球东半的情热”与“球西半的智光”的和谐交融,这是何等博大的民族关怀与人类关怀!我认为,只要我们着眼于刘庆邦的整体性生命关怀和精神流程,我们就会真正感到他的审美期许中原本就不存在着乡土生命与都市灵魂的界限,他是多么希望在人性提升与历史发展之间找到一种互补互融之道,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性复归和诗意的栖居。
  1席勒《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载《古典文艺理论译丛》,1962年第2册。
  2席勒《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载《古典文艺理论译丛》,1962年第2册。
  3沈从文《〈边城〉题记》,《沈从文选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1页。
  4闻一多《太阳吟》,《闻一多诗文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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