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2期
解读“细节”
作者：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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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的结尾也有关于“狼”的描述：
“‘好!!!’从人丛里，便发出豺狼的嗥叫一般的声音来。”——由这看热闹的人的“豺狼的嗥叫”引起了阿Q的回忆：
这刹那中，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了。四年之前，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只饿狼，永是不近不远的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那时吓得几乎要死，幸而手里有一柄斫柴刀，才得仗这壮了胆，支持到未庄；可是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而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的皮肉以外的东西，永远不远不近的跟他走。
“皮肉以外的东西”是什么，是骨头，是灵魂，是思想。这里的“狼”应当是包含了双重的含义：既有写实的意义，那就是山中的野狼；同时也包含了象征的一面，那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命运”，是无形的“宿命”，是一种异己的力量，当然也可以说是封建社会和封建统治的象征。
综上所述，“狼”作为一个象征体，其象征意义应当是指统治阶级、封建礼教、封建思想等封建社会一切毒害人的肉体和灵魂的丑恶势力。
2．关于“吃人”的含义。
“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是《狂人日记》中的那一段振聋发聩的议论，作者借“狂人日记”表现了自己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的认识。
而“妹子被大哥吃了，母亲也知道，我可不得而知”。“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这是借“狂人”的眼睛观察现实，是血淋淋的控诉，是对中国吃人的残酷现实的写意性描绘，也是对封建社会“吃人”历史的形象注解。
3．关于“阿毛”的理解。
首先，“阿毛”是祥林嫂的儿子。恰如“宝儿”是单四嫂子的精神寄托一样(《明天》)，“阿毛”也是祥林嫂的希望，祥林嫂的未来。祥林嫂死了“阿毛”就绝望了，这又让我们联想到《明天》里的单四嫂子死了阿宝也就没有“明天”了。
第二，“阿毛”是一个孩子。从一般意义上讲，“孩子”象征着生命、希望、未来。“阿毛”是《祝福》中惟一的“孩子”，“阿毛”的死就不仅仅只是一个孩子的死，而是意味着“人”的死亡，意味着整个“鲁镇”没有希望和未来。恰如老舍的“茶馆”是一个社会的象征一样，鲁迅笔下的未庄和鲁镇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因此，可以说，“阿毛”的死是整个社会的悲剧命运的形象表现。——鲁迅的作品中很少写到孩子。《祝福》中的阿毛死了，《明天》中钓宝儿也死了。还有《药》中的华小栓和夏瑜是华家和夏家的孩子，也是华夏民族的“孩子”，但也都“死”了。 《故乡》中的活泼聪明、机灵敏捷的闰土出于“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的毒害而变得麻木不仁、愚昧迟钝。《社戏》中的一群孩子以及《故乡》中的宏儿是聪明淳朴、机灵活泼的，也是心地善良的，但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呢，也是令人担忧的。鲁迅小说中的这些“孩子”形象是很值得玩味的。
总而言之，《祝福》中“狼吃阿毛”的故事是一个具有深刻内蕴的“寓言”。
《黄鹂》：“我终于病了”
“我终于病了。”这是孙犁散文《黄鹂》 (高中《语文》第二册)第四自然段的第一句。如果我们把“终于”两个字删除，句子就变成了“我病了”。其中包含的只是淡淡的伤感之情，惋惜之情，痛苦之情。——关键是，作者写的是“我终于病了”。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终于”的意思和用法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表示经过种种变化或等待之后出现的情况”；二是“毕竟；终究”。
细细品味，我们可以发现，孙犁的这一句“我终于病了”的确是包含了非常丰富的“意味”，或者说它是包含了多种可能。
(1)我盼望着生病，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我为什么会盼望生病呢?其中的原因，又似乎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如果联系“黄鹂”的命运，或许也是因为没有适合自己的生存环境，没有自由的尤其是精神自由的生存空间。
(2)我一直坚强地坚持着，勇敢地抗拒着，默默地承受着，无言地忍耐着，但是，我实在是再也经受不住了，所以，我“终于”是“病”了。这里隐含着的是一个强者的“韧性斗争”的精神，以及最终归于“失败”的无可奈何和酸楚不已。
(3)我“毕竟”是“病”了，病人膏盲，不可救药，就像那被人玩弄的“黄鹂”，再也没有挣扎的力量和勇气，再也没有死灰复燃的希冀和梦想。隐含的意思似乎是“饶了我吧，宽恕我吧”。这是哀怜，是乞求，是悲悯。
当然，联系“历史”，孙犁在当时也确实“生病”了。——但是，我们不得不体会到，孙犁就像一只“病态”的“黄鹂”或者“猛虎”，这让人自然联想到“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我终于病了”所言之“病”绝对不仅仅只是身体的“病”，更重要的还是精神的“病”，是思想的“病”，是遭受种种有形和无形的打击和蹂躏而滋生的灵魂的病。作者以“我终于病了”所表达的是无限的难言的复杂情感：有哀伤，有孤寂，有失望，有愤懑。这就是“言外之意”，这就是“韵外之旨”。细心揣摩，就可以洞察出作者的情感世界多么丰富而细腻。
读到这里，再回过头来品味文章的副标题“病期琐事”，我们就会发现，副标题中的“病”与“我终于病了”一句中的“病”相呼应，其意义既有写实的一面，也有写虚的一面。从写实的一面看，一九五六年，孙犁突然遭受病魔袭击，头晕目眩，视力减退，体质衰弱。一九五九年，他到青岛疗养，第二年又南下太湖，作短暂游历。文章所写的是发生在这期间的与“黄鹂”有关的一些琐事(参见《融哲理于华章之中》王震亚，《名作欣赏》月刊 2004。2，P57)。从写虚的一面看，“如果说作者之病在于其身体的话，那么文中病友、中年人、老头儿的病则在于人性的麻木和善良的泯灭，这是一种比身体上的病更需要疗救的民族心理的疾患。”(参见《“黄鹂”的美丽是一种极致》钱虹，《名作欣赏》月刊2004．2， P55)当然，正如笔者上面的分析所言，实质上，孙犁的“病”也不仅仅只是身体的“病”，还隐含有不幸的遭遇，隐含着“不可言传”的命运，隐含了特定时代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潮流”对生命和艺术的戕害。“黄鹂”既是生命的象征，又是艺术的象征(注意文章的最后一段，这是全文的“归宿”所在)，《黄鹂》的主题是双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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