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2期

被强迫中止的生命之旅

作者：黄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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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四十多年前，波德莱尔在法国巴黎出版了他的诗集《恶之花》。诗人以他那尖刀般犀利的笔触，首先向他居住和生活的世界大都市巴黎的丑恶邪祟现象发难，第一次发了反抗传统的怪异之声。这无异于一枚重磅炸弹投向法国文坛，轰开了多年来一直平静的传统文学的水面，在法国乃至世界文学领域掀起了一股轩然大波。于是，一种新型的文学样式——象征主义文学诞生了，此后各种各样的新兴文学形式也接踵而至，从而引发了世界文学潮流的巨变，出现了表现主义、未来主义、幻想主义、达达主义、存在主义和荒诞派等等，这便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潮流的滥觞。
　　二十世纪，现代派文学又由欧洲波及拉美及亚非国家和区域，特别是上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现代派文学洪流荡涤到阿拉伯国家的时候，现代派文学已是日上中天了。然而，作为现代派分支的荒诞派文学却是方兴未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埃及出现了著名作家陶菲格·哈基姆创作的荒诞喜剧《爬树的人》和《人有其事》以及荒诞小说代表人物赛义德·舒尔巴吉的《十二点的列车》。
　　《十二点的列车》故事情节很简单，表现手法简洁明快，但在荒诞的背后，却隐藏着丰富而又深远的人文意蕴，这一意蕴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一是作品所指的社会意义，一是作品能指的生命意蕴。
　　小说写一对邂逅的男女青年，他们同乘一辆列车，都将在终点站下车。他们两个人分别都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麦斯欧德不到三十岁，是一个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的青年，他曾经教过书，后来成为一个农业工程师，现在他则辞职要去另一个地方。他乘这趟列车，为的是要到终点站所在的那个地方领取一份分给他的土地。他将在那儿耕耘播种，成家立业，干一番全新而有作为的事业。锦绣前程，以及一切美好的希望都在麦斯欧德眼前铺展开来，正像他本人所向往的那样，新土地上的生活“将是极其美好的，它将成为天堂的一部分”，“如果再有一位漂亮的妻子陪伴着”，更是好上加好，妙不可言。可以想象这未来的新土地上一定是阳光灿烂，风景亮丽，又充满希望的。肯定地说，麦斯欧德对自我设计的美好前程怀有无比的自信和有施必成的决心。而坐在麦斯欧德对面的年轻漂亮的女子叫纳吉娃，她的身世和日后的打算却令人感到伤心和沮丧。她是一个在新婚蜜月的日子遭受丈夫背叛的不幸女子，她由于太善良太纯真，所以才受了骗。她因此对人产生了深深的失望乃至绝望。她消极厌世，乘车逃离。现在同在这一列驶向终点的火车车厢内，同时对人生和社会涉世未深的一对年轻人，一个踌躇满志地要去开创自己的新生活，一个则是灰心丧气地到那荒无人烟的孤岛上去过与世隔绝的寂寞生活。他们面对面坐着，内心却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但是，他们都必须面对共同的现实世界。
　　麦斯欧德气喘吁吁地登上火车的最后一节车厢，穿过拥挤的过道，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空位子坐下来。他发现对面坐着的女子很漂亮，穿着人时，她和他一样买的都是终点站的票。从女子的目光来判断，他觉察出她对他是持欣赏态度的。起初，他只是想和她搭讪以消解行旅之孤寂，于沉闷无聊中寻一点刺激，于是就大口大口地抽烟以引起女子的注意，结果是因呛着了对方招来指责和冷遇。而最终促成他们彼此之间思想和感情交流的，却是因一件令车上每一位乘客十分害怕和震惊的偶发事件，两位年轻人为了缓和惊悸与恐怖的心理，需要交流和语言抚慰。
　　小说的情节主线基本上是传统的，表现手法却是荒诞的。荒诞性从火车发车一小时后，在第一站停车检票员检票时显现出来。有位旅客买的也是终点站的票，可是检票员硬说他的票已经到站了；旅客不相信这是真的，便向检票员解释；检票员不但不听，而且态度专横，粗暴野蛮，不讲道理。另一位旅伴想替这位乘客讨公道，结果他得到的却是威胁。那位乘客还没来得及自己下车，就被检票员叫来的几个乘警强行从车窗扔出车外。然后，火车在那个被遗弃的乘客凄惨的叫喊声中向前徐徐启动。列车上的检票员和几个乘警个个面孔阴鸷，冷酷无情。这一事件对在座的每一位旅客都引起了极其强烈的震撼，给他们心灵造成了极其强烈的撞击和刺痛。人们心里所受到的巨大伤害，形成了一道又宽又深的伤口，以致难以弥合。现在所有人共同担心的是这种情形会再一次出现，更有可能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严峻冷酷的现实告诉人们，这是一趟失去理智和正常秩序的列车，列车上每一位乘客的旅行随时会受到威胁，人的正常合法旅行会随时被强行中止。在这里，一切正常秩序合理要求都没有了保障。
　　当然，更骇人的情形还在后面。当麦斯欧德和纳吉娃两颗年轻的心灵刚刚呈现出沟通的希望，麦斯欧德因纳吉娃的美貌、善良和清纯而对其发生热烈的情爱；当他正设计着他们若一起为未来的新事业而奋斗，共同创造甜蜜的新生活时，可怕的厄运终于也落在了他们身上。凶神恶煞般的检票员过来查他们的票，那一张“就像勾人魂魄的死神阿兹拉依尔”的可憎的检票员的脸，“使姑娘心头一紧，三明治从她手里掉下来”，因为“她想起了前一站发生的事情”，她的担忧终于成为事实，检票员粗暴地宣布她的票到此为止。麦斯欧德不服，替她喊起来，然而他得到的是同样的威胁。麦斯欧德不忍心让纳吉娃一个人中途下车，就请求和她一块下去，却被推回座位，禁止下车，原因是他的票还未到站。未到站的人被强行地赶下了火车，想要陪着被赶下去的人一起下车却被粗暴地禁止下车。这是一种怎样荒诞不经的生活呢?生离死别和孤苦伶仃的遭遇不是个人原因，完全是由外部世界的荒谬无理而造成的，具有不可抵抗性。当纳吉娃在麦斯欧德的泪眼中消失后，火车又一次启动了。这时又过来一个更年轻的姑娘，坐在纳吉娃空出来的位子上。姑娘发现了麦斯欧德满面纵横的眼泪，让他照照自己“澄清”后的明亮的眼睛(这怎样能澄清得了呢)。就在这块镜面上，麦斯欧德惊骇地发现自己老了，头发全已变白，脸上爬满了皱纹。这时，车厢里几乎全空了，大部分乘客已经下车(当然都是被迫下车的)，而他们的票却都是“到终点的”，“都还没有作废”。
　　从表面情节与事态发展来看，如果单从政治与伦理道德观念出发，很容易得出如下结论：这趟列车是正在运行着的国家机器的象征，在这趟列车上一切秩序本来都是好好的，但代表这趟列车(也就是国家)意志的检票员和乘警由于他们的粗暴专横和蛮不讲理，把整个列车的秩序搞得混乱不堪。由此，给乘客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完全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把握自己的行为和命运，他们也根本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他们的行动与存在是被动的和被迫的，所有不幸的事件和可怕的厄运都会偶发式地突然降临到这些人的头上，他们被完全掌握在这一帮凶恶蛮横的检票员和乘警的掌心里。在这些不幸的事件和厄运面前，人们完全是防不胜防、无能为力的，既无法逃避，更无法抵抗，所以只能听之任之，任由摆布。可以认为，列车上的检票员和乘警正是国家机器的象征，他们的意志和话语正是统治者的意志和法律的体现。然而，如果对《十二点的列车》的理解仅限于这一层面，仅限于小说所指的社会意义，而未向人生的更深层去开掘和剖析，那么，就可能造成一知半解或误读。
　　抛开社会意义，从哲学的角度进行更深一层的探究，就会得到另外一种理解。固然，文学作品可以被当作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它是对现实生活曲折或折射式的反映。西方文艺理论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主张艺术模仿生活的观点，但文学作品毕竟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复制，它渗透着作者更多的主观意念、理想和对现实生活以及对人的生命状态的特殊理解。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文学流派异彩纷呈，思潮迭起，每一种思潮或流派都代表着不同作家对社会、对现实、对人的生命状态的特殊认识和不同理解，而体现在文学形式中，就有了这样那样的反映角度和表现手法。在波德莱尔的眼里，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病态和颓废的；在卡夫卡的眼里，人就像甲虫一样生活在地球上；在萨特的眼里，他人是地狱，存在是虚无的；在加缪的眼里，世界则是一片荒诞状态……荒诞派作品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根据正是来源于存在主义、尼采哲学和伯格森的直觉主义。舒尔巴吉的《十二点的列车》表现的内容也正如加缪所说的那样，列车上的这些人的生命存在完全是荒诞的，他们生活在一个荒诞的世界。 《十二点的列车》不仅表现手法是荒诞的，内容也是荒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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