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2期
形骸尔何有 生死谁所戚
作者：蒋文燕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海阔故事汇
在汉赋发展史上，张衡的创作非常具有传承与开拓的转折意义。他既是“大赋之极轨”——《二京赋》的创造者，也是抒情小赋——《归田赋》的开拓者，又是哲理赋——《骷髅赋》的肇始者。集汉赋各种体式的创作于一身，这充分表明了张衡的才情以及他在汉赋发展史中的地位。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却相对忽略了对《骷髅赋》的深入研究，其实赋中短短的四百余字正为我们提供了探寻张衡晚年思想状况之津梁。
根据孙文青《张衡著述年表》的推测，《骷髅赋》大约作于汉顺帝永和二年(公元一三七年)的秋末，和张衡著名的《四愁诗》作于同一年。其云：“平子《骷髅赋》乃假庄周‘冬水之凝，何如春冰之消；荣位在身，不亦轻于尘毛’之念，以表现其消极思想；是直由郁郁不得志而进于出世之界矣。”其又曰：”盖亦因民乱生愁，因愁生厌；因厌而思归，因思归而上书乞骸骨之意也。”据《后汉书·张衡传》的记载，张衡当时正出任河间相，“视事(出任河间相)三年，上书乞骸骨，征拜尚书。”“乞骸骨”之时是顺帝永和三年，张衡时年六十一岁，一年之后他就撒手人寰。所以说孙文青的推测颇符合张衡晚年的情况。而张衡出任河间相之前的五年，是在汉顺帝身边担任侍中一职。侍中在汉代为宫内近侍官，伺应在皇帝左右，因此得以参议枢密。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此时的汉家王朝在宦官与外戚的专权争斗中早已江河日下、风雨飘摇。张衡虽仍是竭忠尽职、毕力补缀，但一人之功不敌众宦之谗，《后汉书·张衡传》记云：“后迁侍中，帝引在帷幄，讽议左右。尝问衡天下所疾恶者。宦官惧其毁已，皆共目之。衡乃诡对而出。阉竖恐终为其患，遂共谗之。衡常思图身
之事，以为吉凶倚伏，幽微难明，乃作《思玄赋》，以宣寄情志。”恪尽职守与苟—臣安身之间的矛盾和苦闷由此可见一斑，而张衡最终选择的是屈势以求生，这种情势甚至一直持续到他出任河间相。《后汉书》本传载，张衡所辅助的“国王(刘政)骄兵，不遵典宪；又多豪右，共为不轨”。虽然张衡“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上下肃然，称为政理”，但这并没有减少他内心的苦痛与彷徨，再加上迟暮之年羁留他乡，更平添了一份凄凉之感。相应的佐证还有《文选》卷二十九《四愁诗》序云：“时天下渐弊，郁郁不得志，为《四愁诗》，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雾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可见无论是《骷髅赋》还是《四愁诗》，都是张衡晚年一片悲凉心境的真实写照。
一般来说，大家都认为《骷髅赋》取材于《庄子·至乐》篇，但是细读之下，我们发现《骷髅赋》中浓厚的道家思想与庄子的思想尚有不同。也许可以这样说，《庄子·至乐》为《骷髅赋》提供了基本的骨骼，而张衡则是用自己的心情与才情铺衍出文章的血脉。在《庄子·至乐》篇中，其主旨是描绘“死之说”：
夜半，骷髅见梦曰：“子之谈者似辩士。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则无此矣。子欲闻死之说乎?”庄子曰：“然。”骷髅曰：“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纵)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骷髅深蹙额曰：“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
这实际上是借骷髅之口写出人生在世的拘累和劳苦。而张衡《骷髅赋》也说：“死为休息，生为役劳。……荣位在身，不亦轻于尘毛。”可见他主要是从《庄子·至乐》篇这一段话中获得灵感的。但通观《至乐》全文，我们可以发现，庄子眼中的“至乐”实为“无乐”。在他看来，人之生死本是气的聚合和流散，犹如昼夜的转换与四季的更替，纯属自然现象。既然生死都不足以引领人的欢乐与忧愁，所以人们只能顺应这一自然变化。而达此境界的人就是所谓的“真人”，因为“古之真人，不知悦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人不距；惰然而往，修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大宗师》)。这样说来，《庄子·至乐》中所描绘的“死之说”与《大宗师》中“不知悦生，不知恶死”的“真人”境界不是相互矛盾吗?其实不然，我们认为《至乐》中“死之说”立论的背后，是凡常人贪生怕死的情绪与念头，所以其立论的本意是为了消除人们内心对死亡的恐惧，提升人们对死亡的认识，追求生死同一的理想境界。而那些能做到清心寂神、离形去智、忘却生死、顺应自然的“真人”，“其心志，其容寂，其颡頯；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大宗师》)。我们可以试想，这是怎样的一种境地：“他的内心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容颜淡漠安闲，面额质朴庄严；他时而冷肃如秋，时而温暖如春；他的喜怒哀乐如同春夏秋冬的嬗递，情怀心智与外物合宜相称，而且犹如汪洋恣肆的大海，无边无极、不知其坻。”
相形之下，张衡《骷髅赋》之主旨虽然与道家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却与庄子的思想仍有一段距离，二者在境界上也并非合辙一致。在《骷髅赋》中，面对张平子欲为其复命还生的问询，化名“庄周”的骷髅对曰：
死为休息，生为役劳。冬水之凝，何如春冰之消?荣位在身，不亦轻于尘毛?飞锋曜景，秉尺持刀，巢许所耻，伯成所逃。况我已化，与道逍遥。离朱不能见，子野不能听。尧舜不能赏，桀纣不能刑。虎豹不能害，剑戟不能伤。与阴阳同其流，与元气合其朴。以造化为父母，以天地为床褥。以雷电为鼓扇，以日月为灯烛。以云汉为川池，以星宿为珠玉。合体自然，无情无欲。澄之不清，浑之不浊。不行而至，不疾而速。这才真正是在抒写“死之说”，其中充满了对死亡世界的向往之情!那是一个坚冰消融于涣涣春水之中的自由世界，那是一个没有刀光剑影、风霜雪雨严相逼的清白世界，那是一个无声无形、无赏无罚、无害无伤、无情无欲的逍遥世界。正是因为自由、清白和逍遥，没有勾心斗角，没有阿谀谄媚，所以这个世界的境界开阔、气魄宏大，人们的精神可以得到真正的解脱。作者对此心向往之!然而张衡真的解脱了吗?其实他所高举标扬的这番来世的逍遥自在之中，我们可以深深地体会到弥漫于今生的那种彷徨与凄凉。实际上，骷髅所说的，恰恰是张衡所向’往的精神上的彻底解脱；而张衡所悲哀的，正是他清醒地认识到活人不可能获得这种精神解脱。因此当骷髅“言卒响绝，神光除灭”，张衡“用命仆夫，假之以缟巾，衾之以玄尘，为之伤涕，酬于路滨”。骷髅关于生死荣辱的一番话，说到了张衡的痛处，使他伤感而落泪。而张衡所祭奠不仅仅是使其顿悟的骷髅，更是自己无力改变的生活。所以我们认为， 《骷髅赋》中“死之说”立论的背后是“生之恶”，这与《庄子·至乐》中顺应自然、生死同一的“死之说”是两种境界。前面我们说过，常人对于生命的态度是贪生怕死，那么为什么在张衡的晚年，他不是紧紧抓住最后一点生命的火焰，而是如此“恶生”?这当然和其人生经历、个性学养有着密切的关系。
据《后汉书》本传载，张衡“少善属文，游于三辅，因人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艺。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所以从青年时期起他就具备良好的儒家修养和德行，而且性情比较内向沉静，“常从容淡静，不好交接俗人”，又淡泊功名，自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第一次“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起，张衡多次不应外戚大将军邓骘之请，“大将军邓骘奇其才，累召不应”。不应朝廷权贵之召，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可见在其内秀的气质中自有一股坚韧的力量。研究界一般认为，和帝、安帝、顺帝时代是东汉社会的衰落时期，而出生于汉章帝建初三年(公元七八年)，卒于汉顺帝永和四年(公元一三九年)的张衡在其成年后则完整地经历了这一时期。而且，张衡曾先后两次共计十三年担任太史令一职，钩沉古史，参验现世，他定会比一般人更生出几分对世事的感慨。这一点在张衡的其他作品中亦有反映。比如，在顺帝永建五年(公元一三O年)张衡任太史令时，他目睹政事渐损，权移于下，因上《陈事疏》，其中认为“愿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旧，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若恩从上下，事依礼制，礼制修则奢僭息，事合宜则无凶咎” (《后汉书·张衡传》)，主张以礼制约束宦官的权力。而创作于顺帝阳嘉四年(公元一三五年)的《思玄赋》则是借用大量史事来讽刺现实，比如：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