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稼轩《摸鱼儿．晚春》的诠释历程
作者：朱丽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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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史的追寻及文本分析
从梁启超开始，伴随着学术思想的转型，对稼轩此阕的诠释也进入了“现代”的旅程。梁启超阐释此阕则有其独到的异于前人的“发现”：他对此阕的编年建立于否定南宋谢叠山的推论之基础之上，梁启超纠正谢叠山之“稼轩中年被劾”的错误曰：“先生被劾之多，当在湖南江西帅任中，赋此词时犹未也。叠山殆追述而未详考耳。”（35）而梁氏将此阕编年为孝宗淳熙六年(一一七九)，稼轩四十岁： “宋人说部好傅会，此段却似可信。孝宗好文词，且具赏鉴力，观其改俞国宝之《风人松》(见《武林旧事》)，评赵彦端之《谒金门》(见《贵耳集》)可见。则其爱读此词，读而不悦，亦意中事。词意诚近怨望——‘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语几露骨矣。先生两年来，由江陵帅、隆兴帅转任漕司，虽非左迁，然先生本功名之士，惟专阃庶足展其骥足，碌碌钱谷，当非所乐。此次去湖北任，谓当有新除，然仍移漕湖南，殊乖本望，故曰‘准拟佳期又误’也。本年《论盗贼札子》有云：‘臣孤危一身久矣，荷陛下保全，事有可为，杀身不顾。’又云：‘但臣生平则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顾恐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则‘蛾眉曾有人妒’，亦是实情。盖归正北人，骤跻通显，已不为南士所喜，而先生以磊落英拔之姿，好谈天下大略，遇事敢负责任，此与南朝士大夫泄沓柔靡之风习，尤不相容。前此两任帅府，皆不能久于其任，或即缘此。诗以怨，怨固宜矣。然移漕未久，旋即帅潭，且在职六七年，谮言屡闻，而天眷不潜，岂寿皇读此词后，感其朴忠，怜其孤危，特加赏拔调护耶?固读《鹤林玉露》，辄广其意。”（36）梁 启超将此阕的文本意义与其生平职位的升迁降沉联系起来，并推断，孝宗“感其朴忠”而升调稼轩从湖北至湖南，言之凿凿，论证到位。吴则虞在注此阕下有引用朱熹之言进一步补充梁启超所说：“朱子《庚子应诏封事》亦有云：‘下则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无耻者，文武橐分，各入其门。所喜择调阴为引援，擢置清显；所恶则密行訾毁，公肆排挤，使天下之忠臣贤士，深忧永叹，不乐其生。’据朱子此言，则此词寄慨者深矣，又岂徒一人之仕进而已。”（37）吴则虞从梁启超那里受到启发，对此阕的阐释又深入一层：“首韵‘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二句，写出南宋国势危弱，已似残春暮景，禁不起再有几番风雨。以全盘形势，笼罩全篇。”“以下写惜春，留春，怨春，宛转曲折，层层不尽。”结韵三句“咒尽当日权奸，只图偷安半壁，荧惑朝廷，惟知媚敌求和，装点太平”。“后阕从国势衰弱、君臣苟安，而折到自己之受压抑。”首韵即“《楚辞》‘初既与予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之感伤郁抑。次韵‘蛾眉曾有人妒’一句，即《楚辞》‘众女嫉予之蛾眉兮，谣诼谓予以善淫’之悲愤怨恨。稼轩任湖南诸州按抚时上疏曾云及‘不为众人所容’，二年之后，台臣王蔺劾其‘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可见谗言之来，已有风闻。‘蛾眉曾有人妒’，似有所指。三韵‘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二句，言纵有相如赋而不能悟主……此句与前阕怨春不语相应，说明胸中有无限说不出之苦闷。”四韵“后句唤起权奸，纵有半壁湖山之乐，亦如玉环、飞燕，得幸岂能长久!五韵‘闲愁最苦’四字句一韵，总结自己胸中之愤懑郁抑”。结韵“申说自己忧国之苦，但写‘斜阳’、‘烟柳’，极目一片惨淡迷离之景，这自然令人想到当日国势危殆、不绝如缕之形势”。吴氏逐句逐韵对此阕作了全面阐释。从梁启超到吴则虞，诠释已经步人从整体到字句的更为细密的旅程。
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为此阕编年于“淳熙六年(一一七九)”，同于梁启超，但他对此阕的诠释却与异于梁启超，他说，此年稼轩从湖北转运副使调任湖南，离鄂州赴长沙。鄂州向为冲要之地，南宋大军驻此，北上可窥中原。稼轩移官湖南，对国事的忧伤和心系中原、身在江南之恨融入伤春别怨之中。而稼轩友人赵善括时正知鄂州，赵氏《摸鱼儿·和辛幼安韵》：“天涯劳苦，望故国江山，东风吹泪，渺渺在何处?”（38）道出了稼轩词中那欲言又止的故国之思。邓广铭的诠释更具有史的意味。
陈洵释此阕曰：“‘佳期’二字，是全篇点睛。时稼轩南归十八年矣，《应问》三篇，《美芹十论》，以讲和方定议，不行。佳期之误，谁误之乎?读公词，为之三叹，寓幽咽怨断于浑灏流转中，此境亦惟公有之，他人不能为也。”（39）
梁启超《饮冰室评词》评欧阳修《蝶恋花·谁道闲情抛掷久》：“稼轩《摸鱼儿》起处从此脱胎。”又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曰：
凡文学家多半寄物托兴，我们读好的作品原不必逐句比附他的身世和事实。但稼轩这几首有点不同，他与时事有关，是很看得出来，大概都是恢复中原的希望已经断绝，发出来的感慨。《摸鱼儿》里头“长门”、“蛾眉”等句，的确是对于宋高宗不肯奉迎二帝下诛心之论，所以《鹤林玉露》批评他，说“斜阳烟柳”之句，在汉唐时定当买祸。又说：“高宗看见这词，很不高兴，但终不肯加罪，可谓盛德。”诗人最喜欢讲怨而不怒，像稼轩这词，算是怨而怒了。（40）
梁启超于此也对此阕之产生作“本事”的追寻，异与前人的是他认为“长门”、“蛾眉”表达对高宗的怨愤。
三、“诗骚”的解读
不遇的士人“每每沉抑下僚，志不获展”，“于是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声歌之末，以舒其怫郁感慨之怀”（41），因而《离骚》便成为放逐文学的源头。夏承焘即以屈原的放逐诠释此阕，认为稼轩此时之处境“和屈原反对昏庸的贵族统治者的心情是相近似的。‘蛾眉曾有人妒’几句，也同《离骚》一样：‘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予以善淫。’从个人的遭遇说起，而他的背景是全社会的”。（42）夏先生进一步分析：“上片从大局亟亟(以风雨落花作比)，说到自己力不从心(像蛛网留春)；下片从自己遭忌(蛾眉被妒)、小人得志 (燕、环歌舞)，说到国势危蹙；以之比附《离骚》，岂不就是‘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的心情吗?”夏先生总论道曰：“这首词用美人香草的字面，而内容却是国族之忧，可以说是遥接《梦辞》的传统的。”（43）至于稼轩此词之风雨伤春倾诉忧国之情怀的婉约手法，夏先生从稼轩为“归正人”的身份追寻他不能大声疾呼的原因，认为以词为恢复、为抗战而呐喊的词人不在少数，像张孝祥之《六州歌头》、张元干之《贺新郎》、陈亮《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皆为激昂慷慨之作，其爱国之情可并比稼轩，然皆南方人，故南方人的身份使他们之关注国势的经济之怀可以在词中直接倾吐，而勿须婉转道之，辛稼轩则不同，他身份是南渡的归正军人，是武将。此种身份地位决定了他于词中议论国事则不能像张孝祥等文士那样地尽情挥洒、一吐为快，而是必须考虑所议论的“分寸”和“尺度”。他写国事关怀、民族忧愤之作亦有“谁道投鞭飞渡，忆昔鸣髓血污，风雨佛狸愁”(《水调歌头》)、“起望衣冠神州路，白日销残战骨”(《贺新郎》)的慷慨之作，然而，这里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即稼轩于其豪放词中，凡涉及到与朝廷当权者的冲突，或表达对议和的愤懑与不满之情时，稼轩的笔锋则会发生逆转，由向外的呼号变为向内的迂回而委婉的表述。“怒发冲冠”的岳飞被剥夺兵权之后，他的内心压抑、内心凄苦也从“八千里路云和月”的飞奔中潜气内转为“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小重山》)的自我低诉。因而夏先生认为，稼轩之《摸鱼儿》词亦“当作如是观”。夏先生用八个字形容稼轩此词：“肝肠如火，色笑如花。”“热烈的情感和内容，而以缠绵婉约的语调表达出来，这是他不得已之情，却依然能使词的境界达于极峰。”朱德才亦认同夏承焘之说：“貌似伤春宫怨，实承《离骚》美人香草比兴手法，将身世之感和忧国之情一并写入其中。”（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