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文心雕龙·练字》之阐释
作者：梁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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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认为古代的文章家都是通晓文字学的，他对“小学”重要性的认识可作为对刘勰上述言论的最好注释：“观相如作《凡将篇》，子云作《训纂篇》，皆《史篇》之体，小学精梁也。足证古代文章家皆明字学。”[11]“西汉文人，若扬、马之流，咸能洞明字学，（故相如作《凡将篇》，而子云亦作《方言》。故选词遣字，亦能通其词也。）非浅学所能窥。（故必待后儒之训释也。）”[12]
用字宜明训诂，宜须精通文字训诂之专书。刘勰高度评价了《尔雅》《仓颉》在学习文字训诂时的作用。《练字》：“夫《尔雅》者，孔徒之所纂，而《诗》、《书》之襟带也；《仓颉》者，李斯之所辑，而史籀之遗体也。《雅》以渊源诂训，《颉》以苑囿奇文，异体相资，如左右肩股，该旧而知新，亦可以属文。”提出借助《尔雅》研究字义，与汇总字形的《仓颉篇》相互为用，如左右肩股相辅相成，互相配合，了解文字发展的新趋势，因为字义的解释古今有所不同，字义的取舍也随着时代的不同而不同，正如《练字》云：“若夫义训古今，兴废殊用。”
（二）避奇难，求畅达
西汉文人的辞赋，多铺叙宫台楼阁、山川苑囿，喜用奇难僻字，刘勰《练字》篇列举从汉到晋对文字的使用情况说明用字应该明晓字体古今兴废之变，使语言表达更明晰畅达。“前汉小学，率多玮字，非独制异，乃共晓难也”(《练字》)，刘勰指出汉代司马相如、扬雄等作家的作品里往往有许多奇异的字并非为了标新立异，是因为当时的作家都通晓难字；魏代作文，情况发生了变化，用字有了一定的规范，“及魏代缀藻，则字有常检”（《练字》）；到晋代用字，大都用简易的字，“自晋来用字，率从简易”（《练字》）；其原因很简单，即“时并习易，人谁取难”（《练字》）。刘勰指出此期用字时在字形、字义两个方面尽量选取今义今音而避免古义古音、生字僻字难字，否则三个人不识的字，就要被称为“字妖”了 。
从事文学创作时有意用奇僻之字，并非真懂得用字之道，也非深谙为文之道。刘勰主张用字应该注意大多数读者的接受水平，《练字》篇强调用字难易取舍的标准是“时并易习”，用“世所通晓”之字，废“时所共废”的字，在《练字》的“赞”中，刘勰重申“字靡易流，文阻难运”的观点，即用字平易则文章易于流传，用字艰深则文章艰涩不流畅。文章的语言之美和作者学识的渊博不在用乖僻之字，遣词用字，以自然瑰丽为佳，被淘汰的字，最好忌用。刘勰的这个观点与沈约的“三易说”接近。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文章篇》引：“沈隐侯曰：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事二也，易读事三也。”从颜之推引沈约文可知，其“易识字”应该指的是在字形上、字义上容易的字，即通用的字，这在文字的运用上是较为进步的观点，也是精熟文理、洞明世情之见解。司马迁《史记》的语言平易简洁而富有艺术表现力，把经籍中佶屈聱牙之文字用汉代书面语所替代，堪称后世文章之楷模，正如范文澜先生高度赞赏的：“太史公撰史，凡用《尚书》之文，必以训诂字代之，诚千古文章之准绳矣。”[13]
刘勰在《练字》篇中又从汉字尤其是从秦篆到汉隶在发展中，笔画的不断省减是为了易写、易识说明作文用奇难之字是不可取的。《练字》篇的“赞”曰：“篆隶相熔”，是说汉字从仓颉初造，至史籀之大篆，秦汉李斯书同文的小篆，直到汉以后的今文字隶书，都是彼此相因而又不断演变的结果。所以，刘勰称：“及李斯删籀而秦篆兴，程邈造隶而古文废。” 汉字是“或颇省改……以趣约易”（许慎《说文叙》），逐渐完善简化自己的构形体系。
另外，刘勰从汉字特殊性造成经典在传写过程中的种种错误，批评了文士用字盲目爱奇的弊病。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汉字，其数量、形体、字体、读音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练字》赞称其为：“古今殊迹，妍媸异分。”《练字》云“经典隐暧，方册纷纶；简蠹帛裂，三写易字，或以音讹，或以文变”。由于经典著作深奥难懂，简册文字纷乱，再加上年代久远，文字往往由于音近和形近而发生错误。葛洪《抱朴子·遐览》曾举例曰“故谚曰：书三写，‘鱼’成‘鲁’，‘虚’成‘虎’”，指出文献经多次传抄极易导致讹错。刘勰《练字》篇特举“于穆不似”“三豕渡河”“别风淮雨”“列风淫雨”为例，列举因为音近和形近的错误导致文士沿讹习奇之弊如下：
音近：《练字》：“子思弟子，‘于穆不似’，音讹之异也 。”子思的弟子将“于穆不巳”说成“于穆不似”，是“巳”与“似”古音相近而误。《诗经·周颂·维天之命》有“于穆不巳”。孔颖达《毛诗正义》引郑谱解释子思的弟子出错的缘由：“孟仲子者，子思弟子。”《毛诗正义》：“《谱》云‘子思论诗：“于穆不巳。”仲子曰：“于穆不似。” ’此传虽引仲子之言，而文无不似之义，盖取其说而不从其读。”
形近之一：《练字》云：“晋之史记，‘三豕渡河’，文变之谬也。”刘勰指出把“己亥渡河”写成“三豕渡河”是由于形近产生的谬误。此例《吕氏春秋·察传》有较详细地记载：“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
形近之二：《练字》：“《尚书大传》有‘别风淮雨’，《帝王世纪》云‘列风淫雨’。‘别’‘列’‘淮’‘淫’，字似潜移。‘淫’‘列’义当而不奇，‘淮’‘别’理乖而新异 。”《帝王世纪》有“列风淫雨”一词，《尚书大传·周书》：“越裳以三象重九译而献白雉，……其使请曰：‘吾受命吾国之黄皁曰：久矣，天之无别风淮雨，意者中国有圣人乎？’”《尚书大传》讹作“别风淮雨”，“别”和“列”，“淮”河“淫”，因字形相象而导致抄错，应为“列风淫雨”，“别风淮雨”是传抄错误；《练字》云“傅毅制诔，已用‘淮雨’，元长作序，亦用‘别风’”，刘勰在《练字》中举傅毅和王融为例，说明尽管是音近、形近之误，但文人出于“讹新”“诡巧”的心理，往往以讹传讹。《古文苑》载傅毅《靖王兴诔》“白日幽光，淮雨杳冥”。傅毅把“淫雨”写为“淮雨”；南朝齐王融，字元长，作《曲水诗序》把“列风”用作“别风”（但刘勰举此例已无从查考）。
所以，刘勰指出文士应当避免爱奇之心，“练字”必先正文字，使文章力避晦涩，而又能锤字精炼。《练字》篇主张“若依义弃奇，则可与正文字矣”，这样文章才能有“声画昭精，墨采腾奋”的效果。
（三）重形体，求和谐
《练字》篇也探讨了文字形体在文章中的美学标准。因为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其形体本身可产生视觉美，修辞学因此视为汉字的字形修辞的依据，这也是汉语修辞民族性的一大特点。后代学者对刘勰《练字》篇关于字形的择练问题有不同的诠解，陈望道《修辞学发凡》把“字形修辞”称为“辞的形貌”，就是以《文心雕龙·练字》相关内容为依据加以说明，从而给汉字字形修辞以一席之地。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将《练字》篇字形修辞四忌诠释为“这是刘勰论消极修辞应注意的四条要件”[15]。日本学者户田浩晓注意到字形修辞是具有鲜明的中国民族特色的修辞方式之一，并对于《文心雕龙·练字》篇关注字形修辞给予高度的评价，“在中国的修辞学中，字形的美的效果对文章来说，从面上成了语（文字）配列的巧拙问题。作为《文心雕龙·练字篇》中心的，实际上就是在这一意义上的字形论，而且，只有这一字形论在文学形式上关系到批评尺度的时候，中国一种独特的客观的批评尺度才有可能建立，《练字》篇就是这种文学批评的尝试。”[16]
刘勰在此提出了汉字字形的美学标准，即形体的和谐与匀称。字形构造有简单的和复杂的，所以字形排列起来有美丑之别（“字形单复，妍媸异体”《练字》），“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讽诵则绩在宫商，临文则能归字形矣”（《练字》），作者内心的声音以语言表达，而语言又寄托其形体于字，讽诵之功绩在于文章声韵的平仄清浊，而临文的美观与否在于字形的匀称、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