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新名士的旧名士之路

作者：邱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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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2年8月，《创造季刊》第1卷2期发表了郁达夫《夕阳楼日记》。该文针对一本转译《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中的误译，进而批评当时新闻出版界乱译滥译外文书籍的错误倾向。这本无可厚非，然而文中一段议论则引来轩然大波：“我们中国的新闻杂志界的人物，都同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一样，身体虽然肥胖得很，胸中却一点儿学问也没有。有几个人将外国书坊的书目弄来，誊写几张，译来对去的瞎说一场，便算博学了。有几个人，跟了外国的新人物，跑来跑去的跑几次，把他们几个外国的粗浅的演说，糊糊涂涂的翻译翻译，便算新思想家了。”④
　　郁达夫是指责余家菊的误译，而胡适在1922年9月20日的《努力周报》上刊发的《骂人》编后记中说：“拿错误的译书来出版，和‘初出学堂的学生’拿浅薄无聊的创作来出版，同是一种不自觉的误人子弟！”该文无疑是对《夕阳楼日记》的回应。其中“浅薄无聊的创作”则是指郁达夫1921年10月出版的《沉沦》。其中的性描写和颓废的情绪正是当时文坛的大争议。“胡适帮忙误译者对于我们放了一次冷箭。当时我们对胡适倒并没有什么恶感，我们是‘ 异军苍头突起’，对于当时旧社会毫不妥协，而对于新起的‘不负责任的人们也不惜严厉的批评’。我们没有想到以‘开路先锋’自命的胡适竟然出以最不公平的态度而向我们侧击……但经他这一激刺，倒也值得感谢，使达夫产生了一篇名贵一时的历史小说，即以黄仲则为题材的《采石矶》。这篇东西的出现，使得那位轻敌的‘开路先锋’也确切的感觉到自己的冒昧了。”⑤郭沫若的讲述道出当时的写作状况，颇为真切。
　　以胡适当时的文坛地位，确是“名头大”的戴东原，而郁达夫彼时是位卑声弱的黄仲则；郁达夫把胡适《骂人》当作一种强弱势力的不平等而倔强地对抗，加以小说化的表现。这正是郁达夫在《历史小说论》中所谓的，小说家于生活中有所感触，却不便将心声直接吐露，此时“向历史上去找出与此相像的事实来，使它可以如实地表现出这一个实感，同时又可免掉种种现实的不便”⑥。这是阅读小说不能不了解的事实。故而小说中的“夫子自道”，不失为郁达夫当时心态一种翔实的“自我暴露”了。
　　对于郁达夫，从《沉沦》开始就没有停止过争议，对于《采石矶》也没有停止过争议。当时苏雪林就说“《采石矶》把黄仲则写得那样不堪，我不知替那死了的名士叫了多少苦！”并认为郁达夫是假装的名士。“中国名士谈吐之蕴藉风流高华俊逸，郁氏固不及。即笑谑时之轻倩幽默使受之者哭笑不得；或使酒骂座时那种满腹肮脏目空一切的磊落可爱态度又岂能在郁氏身上找出？他的说大话，毫无风致，只觉粗鄙可憎；他的发牢骚，也不过是些可笑的孩子气和女人气。他何尝够得上中国名士的资格，只不过是名士糟粕之糟粕而已！”⑦
　　对于郁达夫固然各有看法，他那极端的自我暴露本已决定他不会得到所有人的热爱。但是郁达夫坚持自己，正如黄仲则，言我所欲言罢了。而郁达夫也确实带着一个名士的心情在体味曾经的名士黄仲则，但是时移世异，醇酒妇人山水园林的名士时代已经不复返，使酒骂座只能招来更多的白眼。读他的历史小说，还有他那些游记，感觉到他浸在古典的传统里太深。还有他的小说，那些缺乏情节却浓重地自我抒情的手法，这是一种诗话的小说创作意识。他是一位“并不缺乏时代感，但是他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意识”⑧。
　　从郁达夫到黄仲则，可以看到一位新名士对旧名士的道路体味得多么细致而又疏离。郁达夫不是黄仲则，“五四”的时代也不是乾嘉时代。说郁达夫之于黄仲则是“我比前贤路已宽”⑨，而当郁达夫还没有摆脱贫穷失业和事业以及爱情的困境时，比起黄仲则，路又宽在哪里呢？而后来郁达夫在抗战胜利之后却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南洋，正是用血证明其新名士之路，毕竟不是在制度下困厄的黄仲则，而是“深爱着祖国”的郁达夫。比之李白，黄仲则等前贤，这位新名士何愧之有！
　　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2007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赵红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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