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善”的坚守与悲凉
作者：魏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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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在1980年12月的《关于〈寒夜〉》中说自己写《寒夜》“不是为了鞭挞汪文宣或者别的人，是控诉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这样，《寒夜》深深地让人们体会到了社会环境对人生和人性的制约、局限、压抑、摧残和扭曲。而另一方面，文学作品毕竟不是思想观念的传声筒，它以丰富具体的人物形象来表现作者的社会思想和人生看法，就必然要描写出复杂矛盾的人生和人性，因此，《寒夜》还会让读者深入到人生和人性的层面去思考人物的命运，去观照我们现实的人生和生命的本质。汪家的三个主要人物，各有各的“坚守”，但三个人的生活和命运却都免不了浓重的悲凉色彩。尤其是其中的汪文宣，更具悲剧性。如巴金所说的“好人得不到好报”（见1961年11月的《谈寒夜》）。汪文宣言行中突出的是他的“善”，也正因其“善”，他生命的悲凉味就更加浓重。这是因为他的“善”是一种被迫而为的“善”，无可奈何的“善”，这“善”的背后是巨大的矛盾和痛苦，是置人于生命深渊的“悲”。汪文宣对于“善”的坚守与悲凉，反映了黑暗的生存环境对人生命的压制和摧残，同时也流露出思想恶魔对人的扭曲和压迫，表现了人性的缺陷和悲剧。现在我们分析汪文宣等人物形象，绝不是在谴责其中的任何一人，而是想在感性地深入作品后，再来理性地观照其中描述的人生与人性，体悟《寒夜》蕴含的丰厚内涵和它对我们人生的映射与警示。
一、社会环境逼迫下的“善”
汪文宣之“善”，从根本上说是社会环境造成的。在这个以权压人、以势欺人的社会里，汪文宣一家的生活困苦不堪，树生不得不到银行里去当“花瓶”，从而加剧了婆媳间的纠纷，加重了汪文宣的家庭压力。汪文宣在这个山城里没有一个居高位或者有势力的亲戚朋友，他那校对员的小小位置还是靠了一位同乡的大力帮助得来的，而后那位同乡已离本省，“他的唯一的希望也失去了”。他每天兢兢业业地工作，却又胆战心惊地忍受着，唯恐因自己的一丝疏忽而丢掉了工作。即便病重，也不敢抬抬疲乏的头颅。他在心里抗议：“什么人都欺负我！难道我的生命就该被这些纠缠不清的文字消磨光吗？……”然而生活的艰难和无奈，迫使他温顺地服从着上级的命令，顺应着同事们的意思，哪怕是一次可有他也可无他的宴会，他也不敢不去。他成了个百般忍受默默顺从的懦夫， “为了生活，我只有忍受”成为他答复内心生命激情的一句常用语。为了生活，甚至他忍受到咳血时还要拼命校对，而那竟是一本歌功颂德的大著的校样，在那段歌颂人民生活如何改善的字句中间还留着他溅出的血迹。他愤怒地想要撕碎这载满谎话的纸张，终于却还是忍着看完了这本校样，并且还要遵从主任的命令，为那满纸荒唐的大著写一篇广告词，他痛苦地满脑子找寻些最高的赞颂词句。这里，小说尖锐地讽刺了时局和那些阿谀奉承的文人，突出了社会的黑暗和汪文宣这样的小人物生存的艰难处境。汪文宣之“善”是社会环境逼迫而成，他坚守“老好人”的思想和做法并非他的本性。生命在现实生活面前被扭曲了，却还在坚持着、挣扎着，其“善”之悲凉就充满了字里行间，弥漫向读者心里。
当代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主要代表弗洛姆认为：人们战胜焦虑和无能的三种策略之一是“自动舒适装置”。这种策略下，人会“放弃个体自我，成为自动装置的人，并认同他周围数千万的自动装置，不再孤独和焦虑”①。汪文宣在环境压力下也采取这种策略，却没有解除自己的孤独和焦虑，问题在于周围“装置”的不认同和鄙视，而汪文宣却还不得不服从于周围的“装置系统”，因此，被迫处于卑下境地的汪文宣，便表现出浓厚的“善”之悲凉感。于是，汪文宣的悲剧会引起人们对当时社会的愤怒和批判，进而上升为对所有非人性境遇的痛恨和否定，对人性境况的向往和追求。这些都成为读者心中回旋的光点。
二、新旧思想挤压中的“善”
汪文宣之“善”也是现代的和传统的思想伦理和道德观冲突所造成的，这与汪文宣本人的思想观念也有直接关系。“巴金的作品能够打动读者，与其探讨的道德问题有着因果关系，这不仅是巴金这代人所面临的难题，也仍然是后来人所面临的难题。”②固然，时代已行进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汪家的主要人物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时代新思想的影响，汪文宣和曾树生由自由恋爱而同居生活，连思想保守的汪母也不得不默认了。但是旧思想观念必然会潜在地影响到其中的每个人，因袭的熏染是不可能从本质上马上彻底清除完毕的。新思想和旧思想的意识必然冲突、缠绕，汪家的每一个人都在矛盾中苦苦挣扎，最终把压力都集中在汪文宣身上，使得人物之间或人物自身矛盾多多，压力重重。
一方面婆媳矛盾日益剧烈。汪母虽然不得不承认了儿媳，但她从心里轻视儿媳，认为曾树生不是明媒正娶来家的。尽管有些是争吵时说的话，却反映了汪母的思想观念，因为争吵时的话往往是平日思想意识的流露。因此，汪母就理直气壮地向曾树生宣告：“无论如何我总是宣的母亲，我总是你的长辈，我看不惯你这种女人，你给我滚！”另一方面依封建伦理道德看，儿媳要比婆婆地位低，儿子对母亲的照顾要高于儿媳。如果把母亲和妻子同当做爱的对象，那么儿子对母亲的亲爱之情理当多于妻子，儿子更多的感情只能给予母亲，不能施于妻子。所以，即使不考虑所谓的“寡妇情结”，处于封建伦理道德意识中的汪母，也绝不情愿看到儿子多施爱于妻子，何况是她本看不惯的一个“花瓶”。曾树生则是一个受到现代思潮影响的人，她追求活泼、快乐的生活，并不把交际应酬当做不可逾越的禁条，她赴宴、跳舞、满面春风，可是骨子里她又很在意婆婆的责骂。这样婆媳矛盾愈演愈烈。婆媳思想的冲突和各自的自私，加重了汪文宣的心理压力，使他只能守“善”。因碍于母亲的面子，汪文宣不敢帮树生说话；在母亲的目光下，他不敢在信里表示渴盼妻子的心情，反而表示妻子回来与否，他并不关心。这样，徒然增加了妻子与他的隔阂，事实与他的心愿越来越远。可是，当他与树生单独相处时，他又百般低头和哀求。这样，汪文宣在婆媳间委曲求全，两头求好，母亲说他“你脾气也太好了”，树生说他“你太老好”。而他永远在心里争辩着：“我不要做老好人！”却永远在当着“老好人”，坚守着他的“善”。如此的结果，却是婆媳争吵愈烈，树生最终远离了他。汪文宣在家庭里被迫“为善”，“善”却不但不能让他摆脱纠纷，反使他陷入更悲凉的心境。
另方面，汪文宣之“善”和他本人的思想观念有极大关系。他是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在他和曾树生的情感婚姻上，他有着现代自由平等的意识。他认为自己和曾树生是同居生活，曾树生有权利选择她的新生活。另方面，他又痴爱着树生，这其中自有真挚的爱情，但也反映了他无可奈何中挣扎的心迹。他能以现代思想平等地看待曾树生，他却不能在潜意识中平等地看待自己。其潜在的内因是因为传统的家庭婚姻观对他的影响。中国自古以来的封建观念中，认为男子是家庭的栋梁，婚姻上也要求男才女貌。男人若顶不起家庭的大梁，就会被人看不起，自己也会觉得低人一等。于是，家人要由男子来养活，家庭要由男人来支撑，女子可以靠丈夫养着，男子却绝不能靠女人生活。男子若失了养家糊口的能力，就会感到理不直气不壮，就可能自惭形秽，自卑自贱。汪文宣在家庭和婚姻中的“善”也深受这种意识的影响。当他身染沉疴还急于找事做时，母亲劝他不必急，他痛苦地分辩说：“我是个男人，总不能袖手吃饭啊。”在母亲面前，他要维护自己作为男子的面子。在他和树生的关系上，他总把自己放在卑下的地位，就貌相上来说，他认为树生“丰腴并且显得年轻而富于生命力”，自己却是“单薄瘦弱的身子，和一颠一簸的走路姿势，还有他那疲乏的精神，他觉得她同他相差的地方太多，他们不像是同一时代的人”。就经济上来说，曾树生供应着儿子小宣的学费，而自己在那“四磅奶油大蛋糕法币一千六百元”的白纸条前只能叹气，因为自己的全部财产也只有一千一百几十元，还要从中抽出公宴主任的份子钱一千元。而那个男人（陈主任）一定买得起来送给树生的。潜意识中，汪文宣加重了爱情的外部砝码，妒忌的火焰也燃不起他的激情，还自言自语地说：“她，她是天使啊。我不配她！”于是，他在树生面前说话愈加小心，唯恐惹她不高兴，甚至很感激树生对他的垂顾——“不管我多么不中用，她仍然对我好。这个好心的女人！”这种变了味的痴爱让汪文宣对树生的一切作为退让容忍，包括他病重期间，曾树生去赴陈主任的约，回来时他对她的声音依然是那么亲热，而没有抱怨。垂死之际，他还挣扎着给树生写信报平安。这种混杂着感激和自卑的痴爱，让汪文宣的“善”更加重了悲凉的色彩。这里流露出一种不是被别人强迫却是被环境和情势所压的“善”味，它虽然植根于人的真情，但是枝叶的畸形扭曲让人不忍目睹。新思想的影响让他理解了树生，旧观念的熏陶让他自轻自贱，他觉得自己“对不起每一个人。我应该受罚”。这种置于情又生于思想意识的“善”，让汪文宣自己在家庭困局中更加惨淡。他忍受着一切，磨损着身心，直到最终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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