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革命意识与个性思想的并立与抵牾
作者：秦林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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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对革命者活动和工人痛苦生活的描写，既是丁玲在“写什么”问题上贯彻左联要求的结果，也是丁玲革命意识在这一作品中的集中体现。与《一天》一样，在左联时期创作的其他许多作品中，丁玲的革命意识也常常是通过对这类题材的描写而表现出来的。如在《田家冲》《水》《奔》等农村题材小说中，作者既描写了农村的经济破产和农民生活的无着，也写出了农民在革命者引导下的觉醒，或在残酷现实教育下的自发反抗。在《消息》《夜会》等都市题材作品中，丁玲更写出了工人的觉悟：他们自行组织集会，宣传抗日救国；甚至连老婆子们也自发联络，为抗日军缝制旗帜。在这些作品中，丁玲不但抓取了左联执行委员会所提出的“那些最能完成目前新任务的题材”，而且在这类题材的表现上也自觉灌注了文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斗争服务的革命意识，是“从无产阶级的观点，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来描写”1的。可见，《一天》中丁玲对革命题材的选择及其革命意识的灌注，在她这一系列同类题材作品中是很有代表性的。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一天》在描写革命题材、传达革命意识的同时，还借国民性题材表现了自己强烈的个性思想。如果说前者是“用大众做主人”、也是“替大众说话”的话，那么，后者虽同样“用大众做主人”、目的却是“替自己说话”的。在《一天》中，丁玲在“革命”叙事的框架中嵌入了自己的启蒙话语，使革命意识与个性思想并立其间、相互抵牾，从而极大地增强了这篇作品内部的张力，使之在意蕴上显得异常地复杂含混。个性思想的发挥，使作品在革命叙事的框架里传达作者的革命意识的同时，又背离了“革命”叙事的要求，而复归了“五四”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传统。
《一天》中的中心线索是陆祥为了开展通信运动而走访工人。沿着这条线索，作品写了通信运动本身和陆祥所见工人生活之不幸，这是作者革命意识最重要的载体和表现。但是，当以陆祥为视点、以他的走访过程为线索展开对“众人”（即工人群体及其家属）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积习的描写时，作品却具有了非常鲜明的个性主义特征和启蒙色彩。其中所隐含的叙事模式，正是“五四”启蒙文学中常见的先觉者与不觉醒者的关系模式。
作品写道，陆祥原先约定的对象都不愿接受采访。他后来去找蔡包子，却又遭到蔡母的粗暴拦阻。她的理由是：“我守了十年寡，只这一个儿子，他要跟你们跑了，我怎么得了？那不是些好事情，我懂得。”这一“理由”显示出来的是她的自私和愚昧。他去工人宿舍找小胡子时，又被一汉子（其身份应该是“工人”）讹为小偷。当那汉子“已经知道他是冤枉了，可是他不放他”，原因在于他要“借这机会使大家乐一乐”。为了给自己和那些围观的“众人”取乐，那汉子毫无理由地逼他“叩一个头”。在不能脱身的情况下，他只得“含着屈辱的心”，深深地向他们鞠下躬去；而“众人”们也就在“哄笑”中获得了满足。通过这一“戏弄”情节，作者揭露了汉子的无聊、残忍心理以及“众人”的“看客”心理。
在作品所写的上述情节中，陆祥扮演的是一个“先觉者”的角色，而在他走访时与之发生上述关系的诸人则都是“不觉醒者”——他们是精神上、心理上负有国民性痼疾的一伙。“先觉者”不为愚昧民众理解，并遭致他们嘲弄，这是“五四”启蒙文学经常出现的。与“五四”启蒙文学一样，丁玲在审美评价上表现出了鲜明的爱憎。作品写道：“一些愚顽的脸，轮流在他眼前映过，没有一丝可爱的意念在他心中，他起着一种反感，他挣着，想离开这里”；“他气得只想笑，他看着这些可怜的无知的一群”……当丁玲以陆祥为视点，对陆祥的心理做这样的描写、对“愚顽的”、“可怜的无知的一群”做这样的叙述时，她无疑把同情与敬重献给了陆祥，而对那“无知的一群”所施予的情感则显然是怜悯与愤激。
这篇作品在表现鲜明的情感评价时，还进而表现了丁玲对启蒙者/被启蒙者、或知识者/大众关系的理性思考。在作品中，陆祥和他的指导者作家石平组成了启蒙者（“知识者”）的阵营；而蔡母、汉子、“无知的一群”等则构成了被启蒙者（“大众”）的群体。“我们是站在文化上的，我们给他们文学教养，我们要训练我们自己，要深入到他们里面……”——这是陆祥在遇到挫折时在“心上响起”的石平所说的一段话。在石平这段话的启发下，陆祥也意识到自己“应同情这些人，同情这种无知，应耐烦的来教导他们”。这两处所写到的“我们”与“他们”的关系，应该就是他们心目中（同时也是此时丁玲心目中）的启蒙者（“知识者”）与被启蒙者（“大众”）的关系：“我们”是“站在文化上的”，而“他们”则是“非文化的”（愚昧的）；“我们”要深入到他们里面，不是要转变“我们”自己，而是要“给他们文学教养”（“教导他们”），对他们进行启蒙。而陆祥最后决定“用文艺的体裁写出在这时期的一段困难的工作，而尤其应该表现出的，是一种在困难之中所应有的，不退缩、不幻灭的精神”，则显然关乎启蒙者的意志力问题。这也是“五四”觉醒的个人、“强大”的个人面对庸众的一种精神态度。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被启蒙者能否被唤醒、群众能否被动员的问题上，这篇作品的表现与“五四”启蒙文学相当一致，而远离了“革命”叙事的要求。即与丁玲自己所作的比本篇稍早发表的《田家冲》和稍后发表的《水》相比，《一天》也显得相当特异。《田家冲》作为一篇“首次反映革命知识分子和群众之间的关系”的作品，在结尾处以么妹一家（尤其是老农赵得胜）的觉醒，表现了农民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在《水》里，丁玲写出了农民革命觉悟的提高和革命行动的展开是个缓慢的、困难的和曲折的过程，但同时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全体的农民”最后终于“革命化起来”1）。但在《一天》里，作者则表现出对动员群众的忧虑和困惑，而没有展示出这些愚昧民众可以被唤醒、被动员的任何可能性。如果说有的话，那也只存在于“我们”的“忍耐，坚强，努力”之中；而且即便“我们”努力了，也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成功。这一忧虑和困惑，给本作抹上了悲凉的底色。这与“五四”启蒙文学对国民性终究能否被改变的忧虑和悲观，显然是一脉相承的。总之，《一天》中所蕴含的丁玲的情感评价、理性思考和悲凉底色，说明它在灵魂上、精神上已复归了“五四”启蒙文学的传统。
在左联时期丁玲的创作中，在以个性主义为武器对国民劣根性进行无情剖析方面，《一天》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篇。与《一天》一样，在此期创作的其他作品中，丁玲对国民的心理痼疾也做了相当深入的解剖。如《法网》一篇，也套有一个“革命”叙事的框架。它主要通过对两个工人家庭复杂纠葛的描写，不但反映了工人的失业和痛苦生活，而且还表现了工人的觉醒和团结意识的增强。作品写到了工人顾美泉和于阿小的先后失业，写到了顾美泉在残杀无辜的于阿小之妻后的忏悔和阿小对顾美泉的谅解。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小说矛头是批判整个经济和社会制度的结构……并热烈地呼吁工人们内部提高团结友爱的思想意识。”
但是，这篇作品在这个“革命”叙事的框架中也同样嵌入了启蒙话语。它以大部分的篇幅和曲折的情节，着重剖析了下层人物（包括工人）在一系列纠葛中所表现出来的狭隘愚昧心理，因而在特殊的社会语境中继续高举起了改造国民性的旗帜。作品中的顾美泉之妻阿翠为“积几个钱”给母亲寄去，给兵洗衣，却被说成抢了隔壁王婆婆的生意，遭到她的谩骂，导致流产。流产后，旁人幸灾乐祸，说“这是报应”。丈夫顾美泉为照顾她，在家陪她一天，请于阿小到账房请假。但阿小没有请假，致使顾美泉被开除。顾失业后，疯狂报复，残杀了于阿小无辜的妻子小玉子。于阿小报警，因顾美泉已逃，阿翠被捉，最后死在牢里。在这一系列情节中，作者深刻地揭露了自私、狭隘、少同情、好杀戮的国民劣根性，并触目惊心地展现了由此所造成的极其严重的后果。由于作品只有一个“革命”叙事的框架，而在具体描写上均置重于对国民心理积习的揭示，所以，其“思想”倾向在20世纪30年代就受到了左翼批评家的质疑。杨邨人指出，“这一篇作品论技巧是成功的，论思想就越出轨道了”1；而所谓“越轨”，显然是指其“越出了‘革命’叙事的轨道”，而向“五四”启蒙文学传统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