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对语文教学中“文”“道”关系的再反思
作者：王建军
1）以“道”为主的阶段：从1904年语文独立设科—1976年十年动乱结束前。1904年，语文独立设科，我国的语文教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但由于学科体系尚未建立，特别是深受传统思想的束缚，语文学科并没有很大的改观。从《奏定学堂章程》规定的在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中学堂开设读经讲经和中国文学两门与语文有关的课程到袁世凯一次次大兴“读经”和“尊孔”，这个时期，儒家思想在语文教育乃至整个教育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语文教育没能走出儒家思想的束缚。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旧两派都以语文为重要阵地，进行思想政治斗争。导致语文教育专注精神或思想一面，忽略了技术的训练。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实行“党化教育方针”，使学校课程不违背党义，并能发扬党义和实施党的政策。抗日后，国民党更是注重对学生进行以信仰训练、德行训练、生活训练、服务训练为基本内容的教育，加强对学生思想的钳制。新中国语文教育探索的道路崎岖不平，从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到1976年十年动乱结束，语文教育的目的和任务一直在文道之间左右摇摆，其中语文教育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倾向比较明显，特别是在大跃进和十年动乱等特殊的历史时期，一大批优秀杰出的作家、作品被列为打倒对象，语文课本的选材范围被圈在极为狭窄的空间之内，教学内容自然成了“突出政治”的附庸了[11]。在这个阶段，语文中的“道”被无限放大，甚至淹没了“文”。
突出“道”，高扬思想政治教育而忽视基础知识教学是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然而，这种脱离“文”的“道”由于违背了语文教学的基本规律，往往不仅不能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甚至影响了正常思想教育效果的发挥；
2）以“文”为主的阶段：1976年动乱的结束—20世纪末。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语文教育受到了彻底的摧残。动乱结束后，1979年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组织了一次全面的教育大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学生的写作能力和基础知识掌握情况都非常不理想。刘国正在分析了当时中学语文水平的实际状况后指出：“我们今天正在从事的语文教学改革，应该以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为中心任务，培养他们有合格的阅读和写作的能力，以为掌握和发展文化科学知识的工具。”[11]刘国正的观点大致代表了当时社会的看法。在正确的语文教育观的指导下，语文教学进行了整体改革。教学大纲将培养学生识字、看书、写作等作为语文教学的目的和要求；课程设置按照扎扎实实打好基础，注意减轻学生课业负担，适当增加课外活动时间等三条原则不断进行调整；教学内容追求序列化；教学过程注重基础知识的传授和基本能力的训练。在这个阶段，由于强调基础知识教学符合了语文自身的规律，取得了明显的成果；
3)“文道”并重的阶段：2001年新课标的颁布至今。2001年，教育部颁布《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新课标在表述语文课程的性质与地位时指出：“语文是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这是首次提出人文性的概念，并将其与工具性一起作为语文学科的基本性质。在这样课程性质的定位下，语文教学不但注重学生基本知识的习得、基本能力的培养，也注重学生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教育。语文教学中的“道”放到了与“文”同样的位置，语文教学中实现了文道并重。
3语文教学中应该树立的文道观
对文道的不同理解就有不同的语文教学。我国历史上语文教学中出现的种种偏差，就在于对文道的涵义及关系没有准确的把握。笔者认为在语文教学中：文指语言文字教学；道指思想教育。语言文字教学包括知识教学和能力训练。其中，知识教学应该包括语文基础知识、运用语言文字的知识以及课文所包括的内容知识等三个方面；能力主要指的是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思想教育包括情感教育、美感教育、态度教育、价值观教育等。
1）语文教学应树立“文道统一”观。语文教育要完成两个任务：一个是教育赋予各个学科的共同的任务，另一个是语文学科独特的任务。赵楚寅在《传授语文知识是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一文中指出：“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这是各科教学的共同任务，各科还有它自己的特殊任务。”“语文科的基本任务应该是进行语文知识的传授。”[12]两者的关系是：“语文课的教育目的（道）必须在语文基本知识教养（文）的过程中来完成，语文课的教养目的，也必须在政治思想的指导下进行，如果政治思想教育脱离了语文基本知识教养，就会变成干巴巴的政治说教，语文基本知识的教养，如果脱离了政治思想教育的指导而雕虫篆刻，则成了蚀书的蠹鱼。”[13]撇开对文道内容的理解，它基本上正确反映了两者的关系：语文教育就是语言文字教育和思想教育相结合，文道的统一。只不过相比之下语文学科更具有思想教育的优势。从语言文字来看，我国语言文字有悠久的文化背景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语言文字都蕴涵着民族的文化、民族的历史、民族的观念、民族的思想感情和思维方式；从语文课文来看，课文以文学的样式形象生动的对学生进行教育，比较容易引起学生思想的共鸣，从而更容易受到教育。文浸透着道，道体现为文，文道不分。这为文道统一的进行语文教学提供了便利环境；
2）语文教育应树立以“文”为主的“文道统一”观。文道的统一，并不代表教学中两者分量的对等与均衡，两者应有主次之分。“把独特任务置于共同任务之下或者两者等同起来，显然是不妥当的。”[14]陈启天早在1920年就发表了对国文教学目的的独到见解，他认为国文教育有主、副目的之分，主目的又可以分为三桩：要能说普通言语；要能看现代应用文和略解粗浅美术文；要能做现代的应用文。副目的有二：启发思想，锻炼心力；要了解和应付人生和自然[15]。叶圣陶和朱自清两位也有共同的观点：国文教学固然要重视精神训练，但尤其要重视技术训练，即重视了解文字和运用的能力训练。国文教学，在选材的时候，能够不忽略教育意义也就足够了，把精神训练的一切责任都担在自己的肩上实在是不必的。前辈的思想对今天的语文教育仍然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历史上任何偏离语文教育主目的的教育都造成了语文教学水平的下降。历史的惨痛教训启示：任何时候都要紧紧扣住语言文字教学这个主要目的不放松。这里笔者引用1961年《文汇报》的社论中的一段文字作为论文的结尾：学生在语文课上学习的主要就是掌握和运用语言文字这个“手段”；学会这个“手段”，恰恰成了语文教学的重要目的；语言文字这个“形式”恰恰成了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16]。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7.
2李贞详.语文关系研究[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
3教育部.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