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非典型复仇

作者：何小勇

　　“父仇子报”，是血缘决定复仇意志神话的最集中体现，按照传统心理模式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也许没人会认同一个天然复仇者有仇不报的“不孝”行为。《春秋•公羊传》隐公十一年曰：“君弑，臣不讨逆，非臣也；不复仇，非子也。”更何况，父母亲的仇恨一直被认为是所有仇恨当中程度最深的，《礼记•檀弓上》有云：“子夏问于孔子曰：君父母之仇如何？夫子曰：寝 ，枕干，不仕，弗与天下共也。遇之市朝，不反兵而斗。”可见有仇不报是不会为中国传统观念所容的。《射雕英雄传》中的杨康，为了个人私心最终放弃了复仇并认贼作父，这一行为遭到了所有人的不齿，其“妻”为此痛心疾首地要和他断绝关系，江湖中所谓的正义之士们也纷纷声讨这个叛臣逆子，欲杀之而后快。这些都能说明有仇不报者定会遭到社会的唾弃和放逐，那么尽职守责的复仇者结局又如何呢？我们不妨从古今中外的复仇文学作品中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案例来分析，纵然不能面面俱到，但应该可以达到管窥的效果。最典型的复仇者如哈姆莱特，其复仇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可最后仍以悲剧收场，复仇任务的完结也标志了他生命的终结。以女性复仇为主题的第一部代表性作品当属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为了惩治丈夫的不忠，女主角在经历了心理的裂变之后竟杀死了爱子。作者在对其表示深切同情的同时又对她的现实生活结局产生了深刻的疑虑，最后只得采用了一个浪漫的虚构让她乘着龙车飞去。有人将中国汉代复仇者的结局作了一个详细的分类汇总，结果表明，除去少量遇赦的案例之外，大部分的复仇者都不得善终，他们或被处死，或自杀，或逃亡。^⑦回到现代文学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复仇者们也大多面临着“毁灭”的结局，如还未见到仇人面就不得不割下头颅的眉间尺；又如一心为复仇，最后只落得精神错乱自杀而死的仇虎等等。可见复仇的代价是沉重的，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撇开复仇带来的收益不谈，对复仇者来说那需要太多的勇气，需要付出太大的代价。
　　当然，复仇作为生者对死者的追慰及谋求正义的手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只是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复仇被人以一种固定心理模式接受并承载下来时，人们在关心复仇行动本身及结局之外，似乎更容易忽略复仇责任对复仇者的人生道路、人生结局及主观心理造成的影响。
　　复仇的方式可以灵活多变，但复仇者往往是固定不变的，大多数情况下，复仇者是以复仇工具的形式存在的，他们往往一出生便被规定好了人生的义务和责任。为复仇而复仇，不问自身存在的意义，不容思想中有“我”的因素存在是这些复仇者最大的悲哀。具体到我们分析的文本，旅行人及阮海阔作为独生子，根本容不得有半点推脱的余地，这对死者当然是一种最大的敬畏，但对于复仇者来说却极不公平。复仇者是否有能力担当重任？他们心中是否真的存在仇恨？他们内心深处是不是真想复仇？这些都值得打上大大的问号，那就更不用问复仇之后怎么办，复仇是否真的会让死者安宁之类的问题了。
　　汪曾祺《复仇》中的旅行人是个遗腹子，“他一生中没有叫过一声父亲。他没有听见过自己叫父亲的声音。父亲和仇人他一样想不出是什么样子”^⑧。因此在对父爱模糊对伤痛懵懂的同时也消解了对仇人的恨，他不停地设想：“有一天找到那个仇人，他只有一剑把他杀了。他说不出一句话。他跟他说什么呢？想不出，只有不说。有时候他更愿意自己被仇人杀了”^⑨，甚至“有时候他对仇人很有好感”^⑩。这里出现了一个反讽，既然仇恨已经烟消云散，按理说复仇的说辞也变得毫无意义了，但实际情况是旅行者仍在不停地查询着母亲刻在他手臂上的仇人的名字，并时时在为自己的复仇者角色做一个称职的注脚，“即使我一生找不到你，我这一生也是找你的了”⁽¹¹⁾。旅行者自己也为这句话的悲哀而悲哀了。到此时，复仇者已经完全异化成了一个复仇的工具，这一点就连他自己也意识到了，他抚摩着宝剑连声感叹：“剑呀，不是你属于我，我其实是属于你的。”⁽¹²⁾仿佛自己已经是一柄无法收回的离鞘剑，而作为工具的复仇之剑反倒成了支配他行为的一个有大脑的人，正是“复仇”之责导致了人的异化和自我的丧失，他能做的只是按照生下来就被规定好的义务去耗尽自己的青春及一生。
　　《鲜血梅花》对复仇者异化的命题又做出了另一个角度的隐蔽阐释。阮海阔的境遇有点像哈姆莱特，自身虚弱不堪可“倒霉的我却要担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面对“复仇”这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他似乎连询问“生存还是毁灭”的意识也消失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寻找。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在寻找仇人的道路上他总是有意无意或隐或显地在回避这个被强加的责任，这个漫不经心的寻找实际上是复仇者的自我放逐。在最后确信自己找到白雨潇后，阮海阔“低头沉吟了片刻，他依稀感到那种毫无目标的美妙漂泊行将结束。接下去他要寻找的将是十五年前⁽¹³⁾的杀父仇人。也就是将去寻找自己如何去死”⁽¹⁴⁾。这段话中有两点疑问值得我们深究。其一，本应是目标明确的寻找为什么会被演绎成了“毫无目标”的漂泊，而且还是“美丽的”？其二，阮海阔明白寻找仇人就意味着去寻死，明白自己不但不能完成复仇的遗嘱，而且还会搭上性命（也就是说他明白自己的行为会变得毫无意义），为什么还要寻找？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此时的复仇者已经丧失了自我。漫无目的的漂泊对他来说是最好的逃避借口，也只有在回避复仇责任的空当中他才能感觉到自己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而存在的，而一旦目标明朗起来，他便不得不又踏上自己极不情愿走的路，以自己的死亡来向复仇和母亲“献祭”。明白点说，此时的阮海阔连“复仇的工具”都算不上，而只能是告慰父母在天之灵的祭祀品。在这场宏大而无休止的罪与罚中，这些复仇者都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复仇的沉重负担最终造成了复仇者价值理想的失落和个人的异化。
　　
　　三、先锋精神的隔代呼应
　　
　　汪曾祺写于一九四四年的《复仇》其实是对发表于一九四一年同名小说的改写和重写，那时候的局势让人感到不安，人们已经预感到内战将是一场灾难，他自己曾坦言如果谁知道一九四四年左右那种事情，那种政治形势的话，应该不难理解他当时“复仇”的意思。通读全文我们可以发现，在呼唤一种和平宁静的政治环境背后还有佛家思想的支撑。余华写《鲜血梅花》的初衷更多的则是出于一种实验性目的，在他同时间发表的作品当中，“《鲜血梅花》《河边的错误》及《古典爱情》通常被看做是对于武侠、侦探、言情小说的戏拟作品，也参与了对于现实持续的经验的颠覆”⁽¹⁵⁾。虽然两部复仇作品从产生年代和创作初衷上都有所不同，但其共有的先锋特质是无法回避的。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认清一下先锋的界定，先锋“不是一个固有的和既成的静态模式，它是一个过程，一种在历史的相对稳定状态中的变异与前趋的不稳定因素。在内涵特征上，它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思想上的异质性，它表现在对既成的权力叙事和主题话语的某种叛逆性上；二是艺术上的前卫性，它表现在对已有文体规范和表达模式的破坏性和变异性上。而且这种变异还往往是以较为激进和集中的方式进行的”⁽¹⁶⁾。谈到复仇文学的先锋性就不能绕开鲁迅的《复仇》，两位仇人对立在广漠的旷野上，既不拥抱，也不杀戮，让围观的路人最终觉得无聊直至“干枯到失了生趣”，于是两位仇人“以死人的眼光，鉴赏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杀戮，而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¹⁷⁾。鲁迅复仇主题的先锋性在于他突破了思维定势中“复仇者／仇人”的框架，而将复仇的矛头指向麻木无聊的看客，从而引出对人深层劣性的讽刺和挖苦。而我们讨论的这两部作品的先锋性则集中在对亘古以来被人追寻甚至崇拜的复仇任务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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