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非典型复仇
作者：何小勇
其次，对人性的关怀引发出对人的生存状态和意义的思考。汪曾祺在阐述为什么选择用和解的结局来为复仇注解时提到“人应该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去走他自己的道路，而不应该让一种杀人的复仇思想去充斥一生”(18)。相对于同时代无限放大社会、民族和阶级的现实而言，这种思想体现了对既成的权力叙事和主题话语的某种叛逆性。余华作为先锋小说作家群的中坚之一理所当然地选择了一条颠覆的道路。
我们在谈论汪曾祺《复仇》这部作品中的旅行人时似乎忽略了另一个重要人物，即旅行人的复仇对象。可以说这个人更能体现汪曾祺的平和思绪，他的境遇大致和旅行人一样，手臂上也有仇人（旅行人的父亲）名字的刺青，不同的是他比旅行人更早看透了仇杀的“无意义”。旅行人最后放弃复仇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受到了这位仇人的感化，可以想象，若不是这位仇人过早放弃了复仇，可能旅行人早就被杀，旅行人最后的思想转变也正回应了这位仇人的超然心态。所谓“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调节，“他附身，拾起锤錾。和尚稍微往旁边挪过一点，给他腾出地方”。两个人共同投身于开凿一条通往绝壁的路。阮海阔不断用遗忘来推迟复仇时间的到来，而结果却是，虽非他亲自手刃仇人，但照样可以借别人之力让他们消失。就像《射雕英雄传》里的周伯通所说的一样，谁都逃脱不了死这种瘟疫，它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灭掉自己的对手。所以，可以静静地等待那时刻的到来，而不必为仇恨奔波劳碌。很明显这两部作品的作者都表达了一种干净纯洁的超然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以对抱残余生的裨益和知足常乐的感悟而被讴歌千年。即使是给人的发展以无限契机的现代社会，这份雍然从容也让豪气干云者倾慕心仪。何况，现代社会同时也带给人更多的由良知和利益、自制和诱惑的挣扎所产生的疲惫和焦虑。
作者简介：何小勇（１９８１－ ） ，广州暨南大学２００３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①转自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Ｐ１４５。
②王立：《新武侠：超越传统的复仇模式》，浙江学刊，１９９９年第２期。
③鲁迅：《坟•杂忆》。
④⑥(14)余华：《鲜血梅花》。
⑤转引自王立：《中西复仇文学主题比较》。
⑦参见周天游：《古代复仇面面观》，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９月，Ｐ４４－５０。
⑧⑨(10)(11)(12)汪曾祺：《复仇》。
(13)严格点说应该是十八年，因为从离家到第二次见到白雨潇他已经经历了三年的漂泊。此处若是作者有意为之，则可以理解为之前的三年寻找是无意义、无目的；机械、麻木的。
(15)洪子城：《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Ｐ３４４。
(16)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江苏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17)鲁迅：《野草•复仇》。
(18)杨鼎川：《关于汪曾祺４０年代创作的对话——汪曾祺访谈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