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犹斗的“困兽” 同声的反抗
作者：甄 蕾
在整个《简·爱》中，与伯莎较量的对手是十分明确的：一个是代表夫权的罗切斯特，一个是代表父权的梅森。斗争的方式也比较单一。而在中国，曹禺笔下的繁漪，显露出了浓浓的东方色彩。当然繁漪的反抗也是很顽强很激烈的，但斗争方式却与伯莎有所不同。《雷雨》中的繁漪，一开始的心里是灿烂的，没有明确的反抗意识，没有多心，没有提防。第一幕周朴园逼她喝药时，她仅仅表现出不愿意的神情，说“我不想喝”，然后请求周朴园让她留到晚上再喝，但终于还是在周朴园的强令硬逼下“咽下愤恨，一气喝下”。在这儿，繁漪的不愿顺从、不愿受人支配的心理还处于萌芽状态。在第二幕周朴园再次逼她喝药时，繁漪意识到了有点儿不对劲，则直说：“我没有病，我没有病，我告诉你，我没有病！”当周朴园又故伎重演，摆出男权统治者冷酷的权威的面孔直视繁漪告诫她“应当听话”时，繁漪的目光急剧聚焦，她拦截了周朴园的视线，一反常规、轻蔑地对他说：“你看你，你简直叫我想笑。你忘了你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人啦！”从这起，繁漪的反抗意识逐渐明晰，战斗的激情步步升级，斗争的锋芒日趋锐利。到了第四幕，战斗进入反攻阶段，繁漪主动向周朴园叫战，她报复性地说自己有神经病，用冷嘲热讽直击周朴园。当周朴园愠怒地命令她：“你上楼去，我要一个人在这儿歇一歇。”繁漪回绝道：“不，我要一个人在这儿歇一歇，我要你给我出去。”周朴园又用严肃的语气恐吓她、让她上楼去时，繁漪暴怒大喊：“不，不愿意。我告诉你，我不愿意！”至此，繁漪的反抗实现了质的飞跃：锋芒逼人，穷追不舍，以不可侵犯之态势向男性霸权显示了自己的独立意志。
繁漪的战争态势也和伯莎不同，她要分两条线作战，她在反抗夫权的同时还要对付一个叛徒。就是曾经与自己结为联盟，后来又抛弃了她的周萍。在这条战线上繁漪对周萍本质的逐渐认清和她与周萍的反复较量是伴随始终的。在与周萍的第一次交锋中，繁漪执着地向周萍表白她不后悔，说她“向来做事没有后悔过”，并恳求周萍对她负责任。而周萍企图用“这种字句不是在父亲这样——这样体面的家庭说的”来阻止繁漪时，繁漪立刻揭穿了周家的伪善：“你们祖父、叔祖，同你们的好父亲，偷偷做出许多可怕的事情，外面还是一副道德面孔，慈善家，社会上的好人物。”在繁漪的控诉下，连周萍也不得不承认“周家的空气满是罪恶”。周萍又用自己是“父亲的儿子”做挡箭牌，繁漪则亮出了你们“都是些没有用、胆小怕事、不值得人为他牺牲的东西”作为匕首刺向周萍。最后，她向周萍发出决战的警告：“一个女子，你记着，不能受两代人的欺侮。”接下来的一个回合是繁漪警告周萍道：“小心，小心！不要把一个失望的女人逼得太狠了，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此时繁漪胸中郁积的复仇风暴已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第三次，繁漪想再给对方一个机会，启用动之以情的战术，企图触动周萍的良心以挽回旧情，然而周萍再一次无情地打碎了她的梦。繁漪完全失望了，彻底明白了男性霸权的虚伪和不可动摇，同时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险恶处境。她抛开了一切顾忌，精心策划了和周萍的决战。这次，繁漪喊出了周府大院的所有的人，她把她和周萍“见不得人”的情人关系一股脑儿地抖搂了出来，在毁坏自己的同时戳穿了周萍的画皮，她指责他见异思迁、不负责任。她痛斥他只求自保、忘情负义。繁漪以骤雨惊雷之举实现了自己的誓言，她“变成了火山的口”，腾着炽热喷发了出来，把什么都烧了个干净。她烧毁了自己的名誉，烧毁了周朴园的伪装，烧毁了周萍的假面具，同时也把压迫和围困了她大半生的周公馆烧了个人仰马翻，厦倾楼塌。
三
伯莎、繁漪——男性霸权世界中的两团火焰，她们以独特的爆发力和持久力，在漫漫的黑夜里燃烧着，熬煎着，呐喊着，以女性那种特有的壮歌悲舞震撼着一批又一批读者，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勇士，她们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搏击冲杀，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惊涛骇浪。她们之所以具有如此之动量，除了她们透显着历史的真实之外，其根本之因是作者在她们身上注入了自己的灵魂和真情。
伯莎生活在英国的维多利亚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在那样一个男性独霸的世界里，妇女地位是无从谈起的。虽然伯莎拥有三万英镑的陪嫁，但当时的法律规定，女性的财产婚后全归男方所有。所以说《简·爱》中的伯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产者。从这一层分析，我们在伯莎的身上不难看到女性作者夏洛蒂·勃朗特寄人篱下苦难一生的身影。而男主人公罗切斯特也可以在作者的法语教师埃热先生身上发现对应。作为阻碍简·爱和罗切斯特结合的伯莎，则可以在对作者很不友好的埃热夫人那里找到某些征象。按起初的构思推演，夏洛蒂·勃朗特很有可能想把伯莎作为一个反面角色来写。然而，随着故事情节的深入发展，作者不堪回首的身世慢慢地融入作品的构思，人物曲折多舛的命运触动了作者的心灵，于是作者的理念制约了人物塑造的走向。夏洛蒂·勃朗特的女性意识被蓦然激发，一股热血、一股神圣的历史使命感的激情，在她胸中激荡翻滚：孰轻孰重，孰大孰小，谁是谁非，谁德谁过。在勃朗特心里已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确。所以，在勃朗特的笔下，罗切斯特滔滔不绝地列数伯莎的“罪行”时，同样也是被伯莎破坏了婚礼的简·爱，却忍不住打断罗切斯特的“控诉”直言道：“先生，你对那位太太（伯莎）太狠心了，你谈起她的时候，怀着憎恨——怀着复仇的厌恶心理。那是残忍的——她发疯是没有办法的事。”勃朗特让主人公简·爱说出了自己心里要说的话。在这里，男权统治者从来就没有让女性跨进过自己的层次。对女性他们除了使用、摧残，就是漠视、诋毁。只有同受压迫的女性姐妹间才有真正深切的理解和同情。以至后来简·爱做出要离开罗切斯特的决定，也不能说不是因为伯莎。虽然伯莎有病，虽然罗切斯特口口声声说最可怜的是他自己，但不可否认的是伯莎是他的合法妻子。简·爱无论从道义还是法律上都不能置受难受苦的姐妹于不顾，自己去占领庄园主夫人的宝座。在作者叙述的脉络上，简·爱对伯莎是同情多于厌恶，而伯莎对简·爱也是宽容多于嫉妒的。纵观全书，简·爱从来没有真正地侵犯伯莎的权利，而伯莎也从来没有真正地伤害过简·爱。即使伯莎被罗切斯特说成是“要在夜里把人在床上烧死，用刀捅死，把肉从骨头上咬下来”，她也始终没伤害过日夜看守她的女仆人格莱思·普尔，也没伤害过睡梦中手无缚鸡之力的简·爱，总之她没伤害过任何一个女性。因为伯莎的心与作者的心是相通的，勃朗特不让她那么做。这里的问题十分明确，即她们有着共同的命运和遭遇，她们都是在男性霸权的重压之下苦苦挣扎的人。如果说勃朗特笔下的简·爱在作品中构成了一条争取女性权利的明线的话，那么伯莎则是一条反抗男权摆布的暗线。这一明一暗，遥相呼应，把伯莎单刀直入和简·爱的据理力争结合了起来；这疯狂的厮杀和理智的追逼，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在《简·爱》中形成了一股合力，追击着同一个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