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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的地域文化特色
作者：吕作民
成为中国封建社会赖以存在的核心。
《白鹿原》以关中地域为基点，虚构了滋水县的白鹿村，叙写了以白鹿为姓的大家族，展示了这一家族从清末至建国的近百年历史变迁中的生存状态。小说的视点不是一个人几个人，而是一个家族，小说的背景不是几十年，而是近百年。从《白鹿原》中，我们通过一个一个的礼俗，诸如耕织、家政、祭祖、婚礼、拜祖宗、拜亲人、满月、认干爹、伐神取水、治丧、迁坟等外化了的宗族神圣传统和秩序，看到了关中农村以家族为核心的社会形式和社会群体，从而真实地再现出关中地区的宗法社会状况。
在关中，婚姻礼俗具有传统的历史，是宗族传统表现最为显著的一种礼俗。中国的传统婚姻是附丽于家庭的，婚姻纯粹是为家庭和宗族传宗接代的需要而存在，《华阴县续志》中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因此，婚姻带有宗族主义色彩，自然要由家长来包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青年男女根本没有自己的婚姻决定权，婚前不相识是普遍现象，而婚后因无爱而结合，夫妻感情冷淡，家庭悲剧时有发生。但由于受封建家长制、孝道等伦理观念的支配，两千年来人们无法摆脱而只能牺牲自我，以维系家族，根本不可能期待从婚姻中得到爱和快乐。这是一种牺牲个人利益服从家庭和家族利益的婚姻制度，它和传统封建家庭制度共同维护着宗法一体化的封建统治。封闭的农业社会和传统家庭共处于超稳定状态，因此，这种维系家族利益的婚姻制度能够绵延长存。关中地区男女婚配由家庭中的父母做主，请各自的亲友为“冰人”(现在的媒人)，男方要交纳一定数量的聘礼，因为男女订婚，选择对象都是在本村本屯，所以，选择范围较小，往往聘礼比较高，且男女悔婚的事情也常有发生。乾隆《临潼县志》中载：“村屯民庶，问名、纳采，不用庚帖，惟用亲友为冰人。”民国《华阴县续志》中载：“男女庚甲，久不通之吉柬，近岁有悔婚姻者，构讼于官。邑宰素悉习俗，据媒庭断，而府宪以无庚帖为凭，遽然判离。”既然邑宰熟悉习俗，断案时不以有无庚帖为依据，而是按照当地的习俗，仅以媒人作为凭据，可见缔结婚约时不用庚帖在整个关中地区已习以为常了。
白嘉轩一生里取过的七房女人，都是找媒人、行聘礼，最后完婚的。在他娶第六个女人胡氏时，“母亲从舅家归来，事情已成定局。”“聘礼之高足使正常人咋舌呆脑，二十石麦子二十捆棉花或按市价折成银元也可以，但必须一次交清。这个数字使嘉轩脊梁发冷，母亲却不动声色地说“已经答应了人家”。嘉轩的婚事，在父母的操纵下完成了，他不能违背父母的意愿，更不能违反宗族神圣传统和秩序，同时，他还要继承这种传统，延续这种宗教的血脉，并不断使之发扬光大。他以白鹿原族长的身份主持了儿子孝文和儿媳进祠堂叩拜祖宗的仪式，“这种仪式要求白鹿两姓凡是已婚男女都来参加，新婚夫妇一方面叩拜已逝的列位先辈，另一方面还要叩拜活着的叔伯爷兄和婆婶嫂子们，并请他们接纳新的家族成员”。
丧葬是宗教的产物。其中佛教的影响较为广泛和深刻。最突出和最普遍流行的莫过于“灵魂不灭”“因果报应”“转死再生”观念。认为人死灵魂仍在，仍能干预人事，福祸活人，许多丧葬习俗的产生、演变都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
道光《咸阳县志》载：“(丧事)侈靡是竟，乃有盛作佛事，或召优酣饮者。”宣统《泾阳县志》亦曰：“自初葬以及窆棺，皆用乐。具酒食款宾客，富家务之豪侈，往往刍灵塞巷，僧道诵经，踵事增华，无听底止。”韩城丧葬时，更是夸张：“以各色纸结金银山斗、层楼、驼、狮、马、象及幡幢帛联，广作佛事斋醮”，名曰“同坛”。富贵家更侈张戏乐，上马上竿，亲执挂帐，猪羊油盘，食桌动辄数十，丧家破产，往往有之。关中丧葬礼俗表现出明显的厚葬观与停柩不葬特征。
白嘉轩在给父亲白秉德办丧事时，曾说：“俺爸辛苦可怜一世，按说该当在家停灵三年才能下葬。俺爸临终有话，三天下葬，不用鼓乐，一切从简。我看既不能三年守灵，也不要三天草草下葬，在家停灵‘一七’，也好箍好墓室。”长辈老者知道此时的嘉轩连个骑马坠灵的女人也没有，同意了嘉轩的安排，认为：“生死不能同时顾全，那就先顾生而后顾死。”他找了乐班讲定八挂五的人数，头三天和后一天出全班乐人，中间三天只要五人在灵前不断弦索。嘉轩这样做，一是遵照父亲临终嘱咐，二是体现传统观念文化中生与死认同的差异，生为重要，“无后”为重要，过了两月之后，嘉轩娶了第五房女人。
“祭无常时，品无常数”，属于民众对鬼神世界的一种信仰习俗。民间信仰一般是原始时代各种崇拜，如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鬼灵崇拜的遗留。
陕西各地的民间信仰总的来讲比较发达，不仅文化落后的陕北“生病不惯服药，药品亦不备，病或沉，觅巫师，俗名马脚驱鬼”、陕南“好祀鬼神，尤多忌讳，家人有死，辄离其宅”，即便是长期为帝都所在，文化发达的关中地区也同样是“一乡数里间，或无学舍，而淫祠遍村堡”。可见，关中民间信仰习惯十分普遍。
当干旱威胁了白鹿原，族长白嘉轩决定伐神取水。族里十二岁以上的男人全部参加，一连四个伐马角的人都失败了，白嘉轩毅然决然地充当了第五个马角，他舞动着刚出炉的铁铧，又把烧红的钢钎从自己的左腮穿到右腮，带领一族人到山岭深处的黑龙潭去取水，这一浸透着迷信色彩的祈雨活动，是以浓墨重彩加以描写的，在传达那种极为紧张、神秘而又悲壮的气氛的同时，作者将白嘉轩及原上民众的那种虔诚与牺牲精神以及不甘屈服而欲感天地泣鬼神的民性，充分地显露了出来。作家这样写并非要宣扬迷信，甚至其中也隐含了作家的悲悯情怀和批判之意，是关中古老习俗的具体展现。
白嘉轩托梦并给父亲迁坟，他请来了阴阳先生算过了安葬的脉气，便举行了隆重的迁坟仪式，吹鼓手从老坟吹唱到新坟，三官庙的和尚被请来做了道场。正是这些传统习俗作用于人的灵魂，渗入于人的血液之中，并在白鹿一族的每个成员的社会化进程中，发挥着陶冶教化的作用。
在这里，宗族在生存层面的积极意义，被最大限度地凸显出来。也许，这就是关中一带从古至今一直保持着聚族而居的原因?也许，这就是关中文化所具有的超常的凝聚力之所在?——对此，读者怎能不慨叹不已?
历史是一部复杂的大书，《白鹿原》是一部诗化的历史；民族灵魂是一部充满奥秘的大书，《白鹿原》是一部诗化的民族灵魂画卷。这本大书在渗入民族灵魂的深处，构成民族灵魂的全部复杂性的同时也必定注入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吕作民(1964－)，吉林白城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吉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读涂静怡《有一种心情》
有一种心情
像夏日午后的骤雨
总是让我来不及关窗
就鲁鲁莽莽地冲进来
冲倒了正在禅坐的
一瓶墨水
于是
我遂看见
一条没有命名的
蓝色小河
开始在
我刚誉清的
一篇诗稿上
泛滥
涂静怡(1940－)，台湾桃园人。著有诗集《织虹的人》《饮水思源》《秋笺》等。
岂止“有一种心情”。生活中的许多种心情，都可以是那瓶“正在禅坐的”墨水。由于意外的或突然的遭遇变幻，打乱了原有的存在方式，且让墨水抹掉自己心爱的作品，这样的心情，绝不是幸福的。含有一种无法预料或无法回避的“反美心情”，古代诗人著名的那句“满城风雨近重阳”，正是这种心情的“始祖”。含蓄，让一个完整的意境为许多类似的“反美心情”抒情，使此诗的抒情空间更大。
(杨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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