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另一种历史
作者：陈绪石
形的大手笼罩住，他必须在科学或思想上有所作为，李晋，用王小波的话说他都跳出了“手掌心”。李晋在洛阳，本事很多，在科技方面的擅长使得他卓尔不群，但洛阳是一个禁止人想入非非的城市，因此，他找不到事做。所以，在知识上的创新对李晋就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有科学创造的欲望，李晋没有随波逐流，没有失落，他在创造中发现自我，找到个体生命价值之所在。此外，这种精神自救是知识分子人格独立的体现，自孔孟以降，中国的文化人能有多少生活在手掌心之外?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成为圣人的单纯传声筒，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李晋的长处恰恰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致命的缺陷，两千余年来，他们一直服膺于孔孟、老庄，唯独没有自己，这难道不是他们的悲哀吗?
王小波非常佩服罗素，对罗素“不计成败利钝地追求客观真理”很欣赏；他还在杂文提到他在大学里的一位数学教师，这位教师把数学当作纯粹的科学向学生推荐，王小波很欣赏他。可以这么说，王小波还把科学乃至知识视为超功利的纯思想，这种超功利的观念体现出知识的独立性，在传统社会里，不仅是科学，而且，整个的知识都是处在一种依附状态，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独立性的根本原因之一；反过来，他们人格的缺陷又限制了他们在知识领域的探索，所以，他们的职业能力有限，而成果则寥寥。在王小波的小说里，李晋是特立独行的人物，他对待科学的态度不同于传统知识分子，他在思想时有时并不是因为有用才思想，而是把它当作科学、思想本身来思想；因为心无旁骛，对科学的执著使得他甚至把生命也放在科学里搏，或者说科学地思想是他生命存在的一种根本方式，因此，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李晋发明开平方根的机器，他还证明毕达哥拉斯定理，又证出费尔马定理，他没有去追问它们的功用，他探索，只是因为他必须，这是他生命的渴望。显然，王小波的这种知识观与传统的“经世致用”有区别，在“五四”时期，科学得到空前的重视，但启蒙的科学观也停留在工具论上，没有超越功利的范围。王小波则将科学、科学探索、科学地思想视作一种纯精神存在，而且，它还是生命中盛开的骄人花朵。就像一株植物，如果没有花的开放、果实的累积，那生命将是一种缺憾，特别是对知识分子而言，他们的生命将没有多大意义；换言之，在王小波看来，知识分子不求功利地探索是他们应尽的职责，是他们生命的根本意义。可见，《红拂夜奔》里的历史不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历史，因为传统文化人不注重知识的创新，也更为轻视纯粹的科学思想。这种将科学探索、尤其是单纯的知识创新视为知识分子生命的观点是伴随着西学东渐才开始在中国出现的，在“五四”前后，有少数人持这种观点，如王国维等人，但因为传统以及时代的缘故，新的知识分子观在社会的中心舞台只是昙花一现。王小波对它的接受非常彻底，并以文学的样式阐释它。高阳的李晋必须以“治国、平天下”为首要责任，而王小波的李晋则告诉人们，与传统文化人看重“道德”“天下”不相同，知识分子的第一职责是在知识领域进行创新。王小波认为：“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想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的精英更为重要。”因此，如果说《红尘三侠》里的深层语境是新儒学，那西方化的知识分子观就是王小波构建李晋历史的思想基石，它是小说得以展开的“逻各斯”。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史里的王国维、陈寅恪等就是李晋一类人物，但他们是孤独的先驱者，处在社会边缘。直至改革开放后，自九十年代以来，社会的转型导致知识分子分流，一部分人被“西化”，他们切实履行知识创新的岗位职责，如在中国的大学或专门学术机构就有此类知识分子，这是与王小波小说同时进行的社会存在。这种社会状况无疑会影响他的创作，从文化性质看，它与西方观念是一致的。
《红拂夜奔》作为一个新历史小说，它拒绝宏大叙事。李晋生活在隋末，又是名士，但小说对他在改朝换代中的英雄举措根本不曾涉及，唯一看似相关的一件事是，他在洛阳不得意，他的才干却为太原的李世民所赏识，后者买了他的许多发明，其中有用来装备部队的开平方根的机器，这也算是他在乱世里的有为。总之，包括后来建造长安城在内，只要事关知识分子职能的，小说才不吝惜笔墨做交代，而且，它们与李晋的家国责任感无关，王小波也无意把他塑造成一个传统知识分子，他是现代的，他履行的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职责。洛阳的空气是沉闷的，一切都笼罩在灰蒙蒙的秩序中，唯一的亮点是李晋，他以个人特立独行的举动、奇异的思想火花为洛阳增添了难得的“有趣”。可见，文化人李晋生活在边缘状态，与他相关的叙事大都不是大场面、事关国计民生的。而红拂之所以夜奔，是因为杨府太无聊、乏味，在她看来，李晋是唯一有趣的人。因此，当她得知官方要加害于他时，这个一生都在追求有趣的小女子，根本不顾自己与李晋还是素昧平生，就向他透露信息并私奔。而在高阳的《红尘三侠》中，红拂是一位巾帼英雄，她被李晋的慷慨陈词所感染，出于正义之心，她夜奔李晋，而且，日后还帮助夫君成就大业。至于虬髯客，高阳小说里的伟岸男子，胸怀天下的英雄，在《红拂夜奔》里为杨府门客，除了作为剑客有可取之处外，他整个是一个庸常、委琐之人，害了单相思还不敢诉说；在红拂与李晋的出逃之路上，他也只是做毫无意义的盯梢，后来，他在岛外做国王，全无国王风范。总之，小说将塑造人物的重心从重大历史事件的讲述中转移出来，远离历史的必然性，围绕人物所展开的叙事是个人化、边缘化、偶然性的，与《红尘三侠》不同，它注重的是与“大”无关的另一面。这种反史诗性的叙事方式也是许多新历史小说的共同特点，从哲学精神上看，它们是后现代主义的，与儒家的历史讲述及革命经典叙事无疑有着本质的差异。
上文论述了《红拂夜奔》作为新历史小说与《红尘三侠》在造史方面有所不同，其实，即便在新历史小说中，《红拂夜奔》也是另类。除前面所提到的“民问”与“知识分子”之区别外，《红拂夜奔》所表现出来的对秩序、霸权的颠覆及对庄严的戏弄是其他同类小说不具备的。王小波在《红拂夜奔》的序言里说：“这本书将要谈的是有趣，其实每一本书都应该有趣。”在小说里，李晋的历史就是创造有趣的历史，无趣的李晋便走向死亡。隋末的洛阳了无生气，惟有李晋，以自己的独特行为及思想创新给洛阳带来一点活力、有趣，当然这也给当局添加麻烦，边缘人李晋被权力中心监管。在这两者的对抗性互动中，权威往往遭质疑与戏弄，而处于弱势的李晋则被推到舞台的中心，他的颠覆霸权的行为经常使对方陷入被动、尴尬的境地，中心与边缘互换角色。必须指出的是，李晋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王小波赋予他崇尚科学、知识的品性，这是他对抗权力中心的武器；但是，作为科学与知识代吉人的李晋，却少有理性，他在洛阳的举动甚至称得上是疯狂、戏谑的疯狂，这可视为后现代颠覆霸权从而展示分歧、多元的重要途径。在长安，李晋爬上权力顶峰，他不再是一个破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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