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时间形式与文本内涵

作者：赵光亚

　　另外，明确了“时态套盒”由外到内的叙述干扰关系，即中年的“我”不时地对幼年的“我 ”的叙述实施干预，使我们得以清晰分辨叙述者“我”在不同层面的声音。由于小说采用的是第一人称“我”来叙述的，是成年的“我”回忆二十年前作为小伙计的“我”的所见所闻所感，这种视角的！择一方面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可信度，另一方面，也遮蔽了文本中两种不同声音的表达：二十年前的“我”和二十年后的“我”。小说时态的外层是以一个中年的“我”的口气从容不迫地回顾往事；一般过去时层面是以小伙计“我”向人描述孔乙己来到咸亨酒店的种种情形。成年的“我”回忆往事时，胸怀是宽厚的、善良的，已具备理性的思辨能力。这种态度明显地也投射在了幼年的“我”对于孔乙己的描述中，如“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这样准确的特征概括，“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这样深刻的人生感叹，都不是幼年的“我”所能说出的。尤其是面对孔乙己热心地教“我”“茴”字四种写法时，努着嘴不耐烦地走远，孔乙己叹气、惋惜的细节，幼年的“我”无法感知亦无法看到，显然来自成人的“我”的[睛，还带着一点追悔的意味。孔乙己最后一次出场的凄惨情形，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实质上是已将深深的同情蕴涵其中。在时态的第三个层次“过去完成时”层面，成年的“我”的叙述干预特别强烈，密度也比较大，文中使用了大量的副词，为孔乙己进行充满同情的辩护。如 “终于没有进学”，“终于”表明他经过努力的。“幸而写得一笔好字”，既表明对他不幸中的庆幸，又肯定他的一技之长。“可惜他有一样坏脾气”，“可惜”饱含惋惜之情，“坏脾气”有大事化小之意。“没办法”“偶尔做些偷窃之事”，说明他实出无奈本非所愿，且仅是偶尔为之，怜悯袒护之情溢于言表。在叙述他不拖欠的品格时，用了“都”、“间或”、“暂时”、“定然”等词，都意在扩大、突出他诚的一面。不谙世事、只知道跟着看热闹的“我”的叙述中，明显夹杂着成年的“我”的口吻。叙述者的声音在两个“我”之间滑动，互相映照、干扰，形成一种微妙的艺术张力。两种叙述声音在不同的层面之间的比照认同、侵入交织，不但体现了作者深厚的人文关怀精神与透视自我灵魂的反思品质，也赋予作品一种复调的意味。小说复调关系及其相应意义的获得，真正应了巴赫金的一句话：“一切事物——从最抽象的思想到河岸上的碎石子——自身都打上时间的烙印，充满时间，并且在时间中获得自己的形式和涵义。”⑦从根本上讲，这是鲁迅独特的感受体验世界的方式使然。
　　必须指出的是，巴赫金的复调小说模式是一种“对话的复调”，体现为思想上互不妥协的交锋。鲁迅的小说尤其是《孔乙己》更多的是一种类似音乐对位的复调音乐的双声部，两种声音既独立又关联，结合成一种特殊的非对话体的复调小说形态。严家炎先生在《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⑧一文已经指认了《孔乙己》的复调特征，但未作展开，这里对《孔乙己》复调手法的具体形态，尤其内在作用机制等的揭示，是从时间——时态的层次——对故事意义的生成与制约作用角度引出的分析，也算是殊途同归，并对严先生观点的一个旁证与补充。
　　
　　三、 无时间刻度叙述：叙事时间的泛化与弱化
　　
　　所谓无刻度叙事，指《孔乙己》叙事时间在作品中失去了明显的刻度标识，叙事成了以记忆位置为中心的共时态描述。按理说，孔乙己一出场，他的言行必然形成过程的发展和时间的流动。可小说并没有这样处理，本文并没有叙述他某年某月某日的某一次具体行动，而是列举常态：“孔乙己 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掌柜见了孔乙己，也每每这样问他”，“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其中“一……便都……”以及“每每”“又”等都说明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没有具体的时间刻度。同样，由于说明了“孔乙己……只好向孩子说”，因而“有一次对我说道……”便带有列举的性质，其时间的标识同样模糊。这种对反复出现的情形进行综合的描述，使历时性的事件变成共时性的形态，小说中这种无时间刻度的叙事，无疑浓缩了更多共时态的信息。
　　值得关注的是，《孔乙己》一般过去时层面的这种无时间刻度叙事，在《呐喊》中是个特例。这是为什么？鲁迅这种时间形式！择是否带有偶然性、随意性？如果是作者的一种刻意追求那又意味着什么？这也许要和作品中在这种时间状态下存在的主人公联系起来加以综合考察。
　　孔乙己的可悲在于他身份认同的错位、价值观的分裂，他“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即他是一个为“短衣帮”与“长衫客”共同排斥，游离于社会秩序、道德规范之外的边缘人，是一个被“悬置”于生活夹缝中的人。边缘的身份注定了他孤独无助，不能依附于任何一方获取支持生存的力量，但任何一方都可以肆意嘲弄取笑他。所以当孔乙己形单影只地出现在酒店时，他成为“短衣帮”与“长衫客”共同取笑的对象。孔乙己身份的边缘性还与他生存的模糊性相关，他从何而来，往何而去？没有人知道，小说除了一段寥寥数语的补叙和最后的交待，没有透露更多的信息，甚至他的名字也不十分的了然，从描红纸上信笔得来的“孔乙己”三字带有一种似通非通的模糊性与反讽色彩，他的归宿是“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大约”与“的确”并列，这种对孔乙己生死的矛盾性判断，十分恰切地概括了他终其一生的模糊性存在：不仅生是模糊的（没有自己确切的名字，“平时满口之乎者也，叫人半懂不懂”，他生命的价值仅限于充作无足轻重的笑料），就连他的“死”也是含混不清不可确定。可见，作者对孔乙己行状的描述所取的无时间刻度叙事，与其边缘化身份和模糊性生存是颇为一致合拍的，自有其深意。另外，叙事的无刻度性还与作者“时态套盒”的设置有关，套盒外层是一中年人追忆往事，这个“我”在调动故事、叙述“过去”的时候，故事在他记忆中的时间位置已经不很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汇拢聚合是否能很好地呈现他体验到的意义，无刻度叙事恰好便于加强叙述者对故事内容安排的灵活性与自由度，以利这一意图的实现。
　　尤为重要的是，小说叙事时间的无刻度性使小说的时间带有一种泛化、弱化色彩，这与寓言故事的时间要求有异曲同工之妙。寓言因为要表现超越时代的永恒真理，往往在时空要素的构置上要摆脱某种具体局限，常常以“有一天”、“有时候”等不确定的时间刻度来指称。如此，小说时间的无刻度处理就带有一种寓言色彩。而小说中对孔乙己模糊性生存境况的描述，也使这个人物有一种向抽象化符号前趋的倾向，酒店中的看客，在鲁迅几十篇小说中反反复复地出现，早已成为老中国麻木不醒的儿女的象征，成为“无物之阵”的代名词。“咸亨酒店”这个小世界，其实是大社会的一面缩影，鲁迅这篇以写实的手法构建的《孔乙己》其实也就成了中国社会特定时代的一种寓言。在此，我们从时间这个特定的角度回应了詹姆逊——鲁迅是“中国文化民族寓言”的观点。⑨
　　但是，有一点我们还不能完全清楚，即鲁迅为何最喜欢《孔乙己》这篇小说？这同学术界普遍推重《故乡》《阿Ｑ正传》《狂人日记》颇为相左。我们除了从作品的形式突破中寻找答案，小说的深层是否还隐藏着鲁迅没有明示的心灵密语？孔乙己边缘化的身份与模糊性存在，成年的“我”对幼年的“我”的审视，为我们提示了继续探索的路径。孔乙己这个人物身上容纳了太多的东西——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同样也承载了鲁迅的生命体验、情感体验甚至哲学观念。从边缘人这种特殊的文学典型来说，在鲁迅创造的文学人物家族中，孔乙己并不孤单，祥林嫂捐了“门槛”也做不稳奴隶也算一种类型，革命者夏瑜为革命而死却又不为群众理解，这也是一种类型，吕纬甫、魏连殳由愤激而入颓唐甚至走向自己原先反对的一面，这又是一种类型，阿Ｑ式的生存、糊里糊涂地革命糊里糊涂地被砍头，何尝又不是呢？病中的狂人、丧子的单四嫂子……他们都行走在各自人生的边缘、命运的临界点上。鲁迅在小说中刻画了太多的社会边缘人及其尴尬可悲的命运，不管这些人物的身份地位境遇如何，其存在的边缘性却是相同的。归根结底，它来源于鲁迅内心体验到的存在的边缘感：幼年家庭变故在心灵投下的阴影；多年抄碑于“待死堂”的魏晋感受；文学革命来了，按理说可以一展当年的宏愿了，但振臂一呼，回应的却是“无声”，如置身于大漠荒原，寂寞如毒蛇一样缠住他的灵魂（他的启蒙话语遭到了与孔乙己“之乎者也”一样相类的情境）……这是一种怎样的刻骨铭心的边缘感啊！这种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于是不由分说地涌入了孔乙己等人物的生存状态之中，孔乙己身上自然就寄寓了鲁迅特有的人生哲学：存在的荒诞与无奈，人的生存的尴尬及其悲剧性。由此我们就体会到了鲁迅“但在描写社会上的一种生活”背后的深意所在，在这一点上，鲁迅与存在主义走到了一起。游戏的看客们构成的“无物之阵”，如影随形地盘踞在鲁迅的心头，聚散在这个世界的角角落落，它销蚀着存在的一切，把这个世界的荒谬性]绎得淋漓尽致。孔乙己的死固然宣告了旧文化的腐朽性及其不可避免的灭亡命运，他的死也构成了对麻木群众的批判，凸现了改造国民性的必要，但这同时也表现为对他的改造理念的一种挑战，因为鲁迅明白，看客们构成的“无物之阵”永远是最终的胜利者（《孔乙己》中何尝不是），这又似乎是一个悖论，他的改造国民性的矛盾性与未完成性也正体现于此。或许我们一步步逼近了鲁迅思想上原理性终极性的本质——竹内好称之为“黑暗”与“无”⑩的东西，但竹内好的概念“无”与他对鲁迅抄碑时期所概括的“回心”一样，带有佛旨禅意，这是否可以理解为鲁迅对存在的一种彻悟，即存在的虚无荒谬。尽管虚无、绝望，然而鲁迅仍然要举起希望之矛挺身而出。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既是启蒙者又超越了启蒙的鲁迅。他对社会存在的他者的怀疑批判与个人灵魂的纠结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从容不迫”的叙述中，留下了一个思想者挣扎、痛苦灵魂涅槃的痕迹。
　　

[1]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