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时间形式与文本内涵
作者：赵光亚
四、 时间的空间化：叙事时间的变形艺术
从哲学的意义上说，时间和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方式和基本属性。从人类认识的角度来说，时间与空间又是人类感知世界的两种基本方式。因此，就文学来说，绝对的时间形式的小说与绝对的空间形式的小说都是没有的。作家时空观念的强弱决定着他通过作品把握到的世界的深度与精度，尽管我们强调时间意识对作家的重要，但也须明白，任何时间都是特定空间下的时间，那么，对《孔乙己》叙事时间的空间化影响的辨别，也就不可忽略了。
前述《孔乙己》叙事时间的弱化，某种程度上已表明空间对时间的影响，故事历时性链条的断裂，空间特征的凸显与压迫，使叙事时间沦为无刻度的并举。这种无具体时间刻度的叙事，实际变成即时场景的并列展览。这种情况在小说的空间形式理论中被称为“并置”，弗兰克提出“并置”的概念{12}，其出发点首先是针对传统时间艺术的“变化”而言的。《孔乙己》中小伙计“我”描述的故事即存在于这种时间的空间化布局之中，小说在共时平面上并置了三个大的叙事单元，他们之间没有明确的时间先后顺序。第一个单元是孔乙己两次被取笑的故事，第二个单元是孔乙己“只好向孩子说话”的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之间没有先后的联系，只起过渡性的连接作用。而第三个单元有关孔乙己被打折了腿及最后一次到店的故事，与前面两个单元之间的因果关系也不是必然的，他的断腿与到店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只是“最后一次”先在地决定了它在文本空间中的位置。可见，这些叙事单元都是独立的、自足的板块，每一个故事都是“平等”的，文本统一的时间关系减弱、因果逻辑取消，空间关系增强，而这同一空间内几个故事的叠加，从而制造出特殊的美学效果则成为表达的主要目的，孔乙己在凉薄的酒店世界同周围人等的互动关系及其命运的存在状态成为小说着意突出的东西。
值得关注的是《孔乙己》后半部分对其结局的交待，这里的时间线索似乎很明显，但又与通常的线性叙述有所区别，它是变了形的时间形态，有的论者已经注意到了这种时间特点{13}，“中秋前的两三天”，掌柜与酒客们谈论“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了年关，又如是说。小说接着密布了第二年的端午——中秋——年关，一直持续到二十多年后“时态套盒”外层的“现在”，读者可以联想到二十几个年关——端午——中秋——年关。这样一来，直线延伸的时间，就变成了螺旋式上升的空间形式，而这正是现代小说将时间性情节空间化的常用手法。Ｓ·雷比肯说：“当我们谈到圆形的——或至少是螺旋型的——构成情节的故事，圆周图式则正确描述了我们不断发展的感觉。”“这种空间化具有一种自然的吸引力，因为我们大家都习惯地想起季节的循环。”{14}杨义认为：“叙事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把自然时间人文化的过程。”{15}鲁迅此处对时间的独特设置与操作，已经输入了民俗文化与个人情感的密码，年关——端午——中秋——年关……节气的往复转换中寓有大匠心。一、把孔乙己的结局放在掌柜的心目中（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委婉、含蓄地予以揭示，因为在国人的传统习俗中，这些节日都与债权人收账有关，“端午”麦子登场、“中秋”早稻入仓，在旧时代都是催收积欠物款的重要时节。“年关”更是催租逼债的关口，对穷苦人来说过年更像是过一道“关”。而且作者有意在一段不多的文字中，让两个“年关”重复出现，“年关”一词的民俗文化内涵在复现中得到充分的强化。孔乙己向来是守信用的，此处的暗示自然给人不祥的预感。二、时间刻度定位在节日，节日是喜庆、祥和、祝福、娱乐、狂欢的象征，这同孔乙己悖舛的命运构成强有力的反讽性对照关系，并且作者的情感倾向在时间的螺旋形递进中，得以累积叠加并充分地明示化进而渲染出来。这种独特的时间处理形式也为人物奏响了一曲命运的哀歌，把小说中此前笑闹的喜转为无言的悲，而且这种悲的调子与色彩随着时间的螺旋式推进快速加浓、扩散，直到最后占据整个画面。三、这种时间形式及其美学效果表明：作者对时间机制的领悟、对叙事节奏的巧妙把握已入化境。从“时态套盒”的第二个层次来看，前面的叙事板块，其叙事时间刻度为无，此处则有了清晰的标注；前面空间场景的叙事时速为匀速，因为“场景”的故事时间与本文的叙事时间最切近，通常就把“场景”的叙事时速假定为自然状态下的匀速，此处的叙事时速却为无限大，因为故事时间是年关——端午——中秋——年关……而本文的叙事时间极短（有向零靠近的趋向）。“场景”的匀速叙事是为了“从容不迫”地展现孔乙己的日常形状，螺旋推进的极速叙事是为了在“逼促”的时间循环中无所凝滞地暗示人物结局，收到戛然而止的效果。鲁迅是深得时间张弛之道的，一张一弛之间显示了他对时间的洞微烛渺，这保证了他的叙事在传情达意的时候能够精确深刻又不失含蓄简洁。
上面所述的“并置”技巧与“螺旋推进”模式，是《孔乙己》时间空间化的重要特征，小说开头“时间记忆的空间化再现”也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小说落笔于空间因素——酒店的格局及几种不同人物的位置，为孔乙己的出场做好铺垫。在介绍酒价时有一个夹注非常重要，“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小说如果仅有空间场景的共时展现，失去了时间的暗示，那么整个故事的“时态套盒”及其复调性等相应的艺术魅力将全然丧失。实际上，这句不起[的夹注，更多地在暗示我们作者所介绍的空间场景的时间位置，暗示故事发生的历史位置，也暗示我们“时态套盒”中不同叙述者间的时间距离，作品所具有的审视批判功能与反省能力均由此而生。因此，小说所作的空间场景的交代不过是“时间主角”的一种“记忆”，这是一个通过空间场景再现了的“记忆的时间”，也是一个被充分人文化了的时间。
从时间空间化的角度，我们同样感受到了鲁迅对时间感知的细微程度，及其利用空间形式塑造时间的奥妙，我们也同样感受到这种形式背后易为忽略的隐秘意蕴。显示了鲁迅时间观念的现代性及作品审美现代性的另一个侧面。
五、时间框架下的叙事视角考察
任何叙述都是在特定时空中展开的叙述，不过，文本的叙述行为本身，即叙述动作，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时间性的存在，叙述视角的！择、展开固然服从于文本内容呈现的需要，也受制于文本具体时间因素。前述论及《孔乙己》“时态套盒”，已经讨论了小说中的叙述声音，实际上已经道出了叙述者在文本中的存在方式，因时间的因素文本出现了两个能够互相发生潜在影响的叙述者：成年的“我”与幼年的“我”。又由于“时态套盒”的“迷宫”存在，给读者的接受造成了一定的障碍。
钱理群先生儿童视角下三重“看”与“被看”的解读{16}，是目前学术界对《孔乙己》最为深刻且充分凸显小说思想艺术上独具的现代性的解读。不过，钱先生所持的单一儿童视角观有一个难以弥合的漏洞，即对小说文本中大量存在的非儿童化声音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也有人持成人视角观，这种观点也难与文本实际契合。正像上文所述，作品中存在两个一体相存的叙事者，这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个特例，其原因在于小说中有一个潜在的“时态套盒”，“时态套盒”的存在导致了“故事套盒”成为可能性。对于这种奇特的叙事现象，上可追溯到《一千零一夜》，晚近则体现在拉美及西方的一些后现代“元小说”中，只是《孔乙己》的“故事套盒”比起《一千零一夜》来要简约得多。从现代叙事理论的角度看，《孔乙己》的“故事套盒”存在两个故事层面，一是小伙计“我”描述孔乙己的故事，这是小说的“内故事层”，进入“我”的视野的是孔乙己及酒客、看客们；另一个故事层面是成年的“我”的回忆，这是小说的“超故事层”，进入这个“我”的视野的不但有小伙计“我”描述的故事，还有小伙计“我”，他们都成为这一个“我”观察的对象，小说的文化意蕴、文本内涵，在两个层面的互动中得以呈现，尤其对超故事层的关注，会使我们有新的发现。在此理论框架下，钱理群先生三重“看”与“被看”之说可以得到合理的安置，且与他所解读到的题旨并无半点伤害，而这两个层面的叙述者则分别被称为“内故事层叙述者”和“超故事层叙述者”。必须指出，这两个叙述者在作品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内故事层叙述者只是一个观察的主体，取消了叙述者与人物、事件的时间距离，使叙述成为叙述者在场的一个场景到另一个场景的罗列。超故事层叙述者既是一个观察的主体（视野更大），更是一个认识的主体。二者在小说中却又一体相存相互为用，其意义主要有二：一、意义的呈示方面，超故事层叙述者站在“现在”这一时间刻度，小说对“现在”的强调（首尾各有一次），标明叙述活动发生的时间，借此与故事层回忆之事拉开时间上的距离，只有时间距离的存在才会使作者的情感态度，在叙述中介入成为可能，也赋予了这个叙述者以强烈的主观色彩，这种主观的情感态度是作品意义生成的一个极重要的方面，它的实现是通过对内故事层叙述的干扰。二、结构上的作用，内故事层的叙述，尤其是一般过去时层面的酒店场景故事，因取无时间刻度式叙述，取消了故事间的时序性与必然的因果逻辑，使小说成为散漫的故事片断呈现，会给人“散”的感觉，但有了超故事层叙述者的存在，就赋予文本一种整合能力，超故事层把故事层密实地包成一“团”，寓散漫于谨严之中，这大概就是鲁迅所言的“从容不迫”吧。